[游记]读张承志四十年的卢沟桥

回到从前的记忆--读张承志《四十年的卢沟桥》

2007-01-10 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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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从前的记忆

看完《读书》（2006第12期）106页，这是《读书》今年的最后一页。掩卷之后，2006年的《读书》就算是已经读完了。读完之后，并不算完。以这期的编辑手记，用了整个的篇幅来对本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进行详尽的评论，可见这篇文章的意义。至少对于《读书》这本杂志而言。是什么样的文章，让《读书》的编辑如此看重。这就是著名作家张承志的《四十年的卢沟桥》。

卢沟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并不陌生。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五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时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桥东的碑亭内立有清乾隆题“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一块，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响起了第一声抗日炮声，民族解放战争在此揭开序幕。卢沟桥史料陈列馆于1981年7月7日在桥头正式对外开放。198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落成。这些都是我们通常能够知晓——关于卢沟桥的背景材料。可是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晓的，于历史有重大意义的。就是我从张承志先生的这篇文字中读到的：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坐落在被截流之后的永定河。河滩破败，乡村难寻，满目荒芜。桥附近的一个坡岗上有一片在“文革”中被命令迁出的穆斯林墓地。文中并未提及这些墓地由何地迁出。在墓地的一边，紧紧毗邻着这片墓地，据说是北京市处决死犯的刑场。

中国自有记载以来，对于死犯的处决，都是采取公开示众的处决方式。这样的形式从远古一直延续今日，且行刑的方式和手段不胜枚举。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有助于震慑犯罪，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我从打小起，就听到过很多关于处决死犯的恐怖的故事。

而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本不该被处死的人。他的惨死是冤屈的，他身负的罪名更是莫须有的。

张先生说，他一直想写这样的一篇文字。二十周年前就有了这个念头，可总觉得难合时宜。所以从立意到沉吟，居然踌躇了二三十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等待。以张先生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写一篇优秀的纪念性文章，并无过难之处。那么他为了这篇文章，为什么要等待这么多年，直等到他含恨死去快四十周年？这个他又是谁呢？

他就是在三十多前，惨死在北京郊外卢沟桥坡岗刑场上的遇罗克。这个名字我还记得。记得的原因最初是在十多年前，读到过关于他妹妹遇罗锦的文章。那时她已经去了德国，有消息说她过得很凄惨，大约是说在难民营里。而国内大肆批判她及她的作品，好象是《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大意是说她宣扬性解放之类的。后来看了她写的《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其中写到：“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包括哥哥）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
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不屈的奋斗着……”遇罗克就这样被枪决了。而给予他的罪名不过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反革命的所谓“罪行”是写了那篇在当时有名的《出身论》。以至于张先生在文章中说，“我在很久之后也没有弄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专政的铁拳会狠狠打在了一面认真研究着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一面顺应着全社会对血统主义批判的《出身论》作者的头上。”读到这里，我和张先生的疑惑是一样的，真的弄不明白，在那个已经开始反对血统论的年代，《出身论》这样本身就是反对血统论的文章，为什么会受到批判。岂止是批判，遇罗克怎么也不会想到会遭此魔难。以至于用生命付出代价，这究竟是为什么？

张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历史脚步在当时的具体痕迹，悖乎人想当然的估计。其实人早就被深刻地分类对待了。这是一种异化的迹象。只不过，不管是当时高人一等的一方，与感受歧视的另一方，都没看见社会这更深的一层。”这样的分析是张先生在通过长时间的腹稿和经历了思想的复杂过程之后得来的。从历史上看到也是这样的。在中国早就有把人深刻地分类的历史，而且多分为三六九等。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这就是种人与人之间典型的歧视。即使在那样的年代，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维护血统论好像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红卫兵正纷纷锒铛入狱，而中央“文革”在那时对“老子英雄儿好汉”却做了一个富于理论意味的结论：“他们主张的，是封建的地主阶级的血统论。”这真是一个很有玩味的结论，难道血统论还有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说。地主阶级主张的血统论就是错了，无产阶级主张的血统论就是对的。这样的结论，好像不符合逻辑。好在现在已经取消了阶级，阶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表象上已经销声觅迹，可是新的歧视仍然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比之血统论更甚。它是造成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不理解，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和谐的动因。难怪张先生要在文章中这样写到：“抗议‘歧视’的遗产，里外都满是苦涩。也许也正因此，它才显得那么宝贵。”在权贵思想里的那种优越感不是越来越强烈吗？或许这就是我们要在四十年之后重新提及《出身论》之所在。

张先生非常肯定地：“不消说，遇罗克如果能活到今天，他一定是一名作家。”这话是中肯的。即使当时，遇罗克因为受到出身的歧视，没有被大学录取，而最终是到内蒙去插队。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文学创造力，在他年轻短暂的生命里，他曾经写过一些很好的文章。如在1962年《北京晚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
1963年《大众电影》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1964年他写了《焦裕禄演戏》的梅花大鼓词，由北京曲艺团演出。在1966年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他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错误观点；另一篇是1966年2月13日寄给《文汇报》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从版面编排，遇罗克立刻看出编者的用心。认为那样的编排对他不利。用现在的话语，遇罗克在当时是另类的，是彻底的不附从于体制去追求真理。理所的成了“文革”的牺牲品，只是这样的牺牲，于很长时间来说，并未有其价值意义，历史还是按注定的一样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