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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永远是中国人心中一个巨大的伤口，那种伤痛从一个世纪前的某个夜晚猛烈地袭来，然后在一副满目疮痍的躯体上快速地燃烧着、蔓延着，并且在每一个黄昏、每一个阴雨天气里让人痛不欲生，这种疼痛最终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涅槃。 而即使在如新生这般畅快淋漓的情感宣泄中，仍有一些恍若隔世却又似在昨日的东西让人心中隐隐作痛，历史并不会擦抹掉那些深刻的心理历程，正如历史从不轻易地妄自喜悦或悲哀。圆明园就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它如同一个深刻的伤痕，蓄意地长在一副日渐伟岸的身躯上，并且不断地被这副身体的主人揭去角化的表层，观察它愈合的情况，在这样反复进行的角化与揭示的交替中，清晰的疼痛逾久弥坚，百年前这座曾经鼎盛的废园渐渐变成一个证明，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的证明。 直到我去的那一天，圆明园仍在以它的沉默与荒废向苍穹示意着一种屈辱和悲壮。 我记得那是暮春的一个阴雨天气，如果是踏花归去，则可用得上“天街小雨润如丝”的句子，可惜不是，我是在走向一个伤口，一个民族的伤口，也是我自己的伤口。穿过园中萧条冷落的游乐区，沿着修饰得有些勉强的人工湖的水泥堤岸，我看见一些柳树稀疏的枝条努力在摇曳中试图接近什么，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门可罗雀的硕大地域里寻找那座百年前豪华美丽的喷泉，我路过一所学校后园的栅栏，经过几座有些捉襟见肘的仿古石桥，还向几个行色匆匆、穿园而过的行人问路，经受了他们的南辕北辙和莫名其妙后，才在几排铁栅栏的拐角处找到了一块上写“大水法售票处”的牌子，花了几圆钱的门票，走进更加破败的氛围之中。 我在那些有着短暂辉煌的建筑前穿过，昨日的奢华和悲怆一一略过眼底，寂寥的雨丝撩拨着仿佛仍有余烬的地面和草尖，我就那样游荡在一片由残垣断壁拼写起来的历史中。我不断地寻找着自己在那种历史陈迹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我想象着变成一个守殿的武士，用手中的长矛同纵火的洋鬼子浴血奋战，但我最终没有想出怎样用手中的冷兵器挡开包围我的上百枝火药枪。或者，我应该是一名武林高手，身怀“燕子三抄水”、“降龙十八掌”之类的绝技，在躲开枪弹杀尽顽敌之后，忽然发现自己不是一名龙王或者白蛇一类的神怪，可以倾东海之水灭世纪之火，如果是一名神仙呢？如悟空行者斗战胜佛之类，事情倒是可能摆的平，只是恐怕又是出师未捷就已被西天老祖压在五行山下┅┅想来想去，穷极心智，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岗位，最后只好把自己由天尊贬为一只蟋蟀，日夜蛰伏在荒草丛中，永不疲倦地向世人转述那一场亘古不遇的地狱之火，只要这废原不会天翻地覆地重新变成一座奢华如初的豪宫，我就可以长此以往地在这片曾经赤练的地头上工作、生活、并且繁衍。 我以一只蟋蟀的心情缅怀着那些血色的日子，沾衣欲湿的小雨却在视野之外为遍地永恒的残雕装点着一些寂寞的色彩，一位戴着长舌帽的老人站在尚有些料峭的春寒中，面对着大水法的残迹长久地发呆。 那是一个老外，欧洲人的长象，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园中只有我们两人，二是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外在这座喷泉残迹前已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雨，我没有用“哈啰”之类的洋话同他搭讪也不想与他作什么沟通，他也没有同我搭腔的意图。他独自静静地就那样站着，两手垂在身侧，任我在那块逼仄的空间里穿梭往复。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为他曾经作过刽子手的先人忏悔，抑或是为死难的中国人默哀，还是为惊醒了那样一头睡狮而后怕，甚或为不再能控制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而扼腕┄┄我想，他在想什么于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我身边的国人们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多少中国人在他面前、在这块列强践踏过的土地上如此昂首挺胸地出现过，但是，我可以很严肃地说，在这里，在这个至今未愈的中国最大的伤口上，我们没有必要点头哈腰地讲究什么礼仪之邦、繁文缛节，我们要证明的是记得抑或忘却，我们要了解的也并不是忏悔或是叹息，而是要让别人来了解我们的仇恨或是宽容。安分守己地来，我们自然可以诚信仁义，如果是凶蛮霸道的闯入，则我们必定以对付狼的手段来还以颜色。我们并不当真就是一只蟋蟀，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以一只蟋蟀的形象出现杂环伺者的面前。我说蟋蟀，那是因为我们的后人需要我们的歌唱。 当我以一种与那位外国老头相同的方式沉默不语地站在那座同样沉默不语的祭坛面前，一种旷古的、巨大的悲壮无与伦比地穿越时空震撼着我的心灵，荡涤着我的灵魂，我无法抗拒那种交织着复仇欲望的情绪，那是来此之前我无法体会、也是未来之人无法体会的一种悲壮与激愤，它好像一直嵌在大水法残破的汉白玉柱石之间，一俟你低下头抬起眼睛静望过去，它就如一道闪电或一柄利剑刺向你的心窝，让你感受到巨大的疼痛，让你感受到强烈的创伤，让你悲愤欲绝，让你血脉贲张、铁血奔流，仿佛永不止歇┄┄那种感觉无以名状却叫人毕生难忘，在沉默着的身体内四处奔涌着两个字，那就是《国歌》开头的两个字：起来！ ┅┅不知何时雨停了，我听见有压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几名学生模样的青年神情肃穆地从远处走来，侧头一看，身旁的外国老头不知何时已悄然离去。
有蟋蟀的鸣叫声从荒草间传来。 天空涛走云飞，似乎要晴了。 我想着要去长城走走了。 童年和少年是长城伴着我送走了许许多多的懵懂无知。那时我生长在一个叫大镜门的关隘下，关内是牛肥马壮、熙攘鼎沸，关外是一弯残月、千里风沙，幼小的眼睛里，长城是一道坚实的墙，阻挡了危险和寂寞，围成我温暖的家，除此而外，长城只是我儿时的一个乐园，现在想来依然遥远而亲切，蜿蜒的山峦上，结长着酸酸甜甜的山里红，洒满了歌声和笑声，平坦的川荡上，大豆高粱滋养的胸膛结实挺拔，让我们感到真实、安详。我们无法了解长城的沧桑内涵。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成长的历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遇到许多关于长城的神话，概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长城情结。从秦始皇到孟姜女，从张褰到杨六郎，从成吉思汗到李自成，从吴三桂到陈圆圆┄┄直到板垣师团在平型关的覆灭，几乎万里长城的每一块砖石都曾目睹过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都曾揉杂了几缕嘶喊混杂的狼烟，一个叫做中华的民族在千里绵延的战场上纵横驰骋、奔突厮杀、繁衍生息┄┄血肉筑成的墙基在几千年风雨中兀自巍然屹立，在这前赴后继的血火奔突中，一个民族长大了。 我认为，这种艰苦卓绝的成长无论从从感性上还是理性上来讲都是一种突围，对日渐落后的思维、文化甚至衰老的躯体的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突破，这种突围的结果是把曾经拒为屏障的长城最终累变成一种象征，百孔千疮的长城砖上从此永久地闪耀着夺目的光环，并且永不褪色。 中华民族无数次抗击外来侵略的至高荣誉造就了长城金光闪闪的形象，并且注定要选择一个政治上、文化上的中心地段作为载体来承载这种众望所归的辉煌，这个中心地段的城墙理应获得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地处北京的八达岭由此成为举世瞩目的亮点。 这是一个民族经历了观念和血脉的大融合、所有的仇恨与伤痕慢慢平复之后、所有的硝烟与战火散尽之后，无数的心情积淀而成的纪念碑，四处飘荡着光荣与尊严的旗帜，横亘在中国北方连绵的山岭上，永不坍塌。 一位朋友用他的红旗轿车把我载到八达岭，同行的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头儿，老先生身材魁梧精神爽朗，一口关中方言如金铁交鸣，一派老八路作风。老先生是我这位朋友父亲的战友，曾同东洋兵交战数十次，一支“汉阳造”撂倒过十数名入侵者，身上也留下有不少的弹孔刀痕，解放后在官场跋涉多年官至厅局级，却在那场文化的革命中被拉下马来，还好没被造反派革了老本钱去，退休后无所事事也不甘养鸟弄花，二十年来只在昔日军旅所到之处缅怀游历，中国现代两大战争的无数战场自他脚底一一掠过，老先生也从这种检阅式的回顾中感受着人生的玄妙以及一些成败荣辱之外的心情。 那天老先生格外高兴，脚底下也挺硬朗，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七座箭楼，我们跟随着，不用搀扶。 八达岭长城坡度很大，老先生用一种沉稳的脚步攀登着，并没有我们所担心的一步三摇气喘吁吁，他向我们讲述着他亲身经历的那场民族战争的点点滴滴，语气中没有年轻人的那些壮怀激烈，他的叙述非常平静，那些娓娓道来却及其惨烈的战事，仿佛只是一部格调平缓的故事影片的旁白，平淡如水的情节剔除了所有富于艺术色彩的形容和夸张，最直接也最真实地为一个年代诠释着注脚，为一种烙印应证着根由，我由此知道，战争是浇注历史的一种进程而不是形式，特别是通过艺术渲染而成的形式，在战争直接面对的色彩里只有两种基色：红色或是黑色，红色是鲜血铺成的路，是枪炮闪耀的火光，是天空绚丽的礼花，而黑色呢？黑色是耻辱，是血泊中失掉的枪械，是死亡┅┅我想起那些用黑白胶片保存下来的纪实影片，影片中快速移动的衣衫褴褛的战士，寂静无声的炮轰和枪击，以及影片存放时间过长造成的划痕和跳跃，我感受着那完全不同于眼下的时代，一种日渐深刻的执着从脚下升起，并且慢慢定格在胸腔内，一个小时以前那种对老头儿廉颇老矣的同情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肃穆里，眼前的老者成为一面老影片中猎猎作响的军旗，飘扬在五彩缤纷的长城内外。我提出要和老先生合影，他微笑着首肯，却挥开我手中的“潘乃克斯”，从他的口袋中掏出一架陈旧的“海鸥”相机，我不知道将来该怎样去向他索取这张合影，但有一点我知道，老先生或许已为时不多的记忆里将有一个空格保留着一个年轻人的形象，这个年轻人伴着他感动在昔日的战场上，体会着艰辛，也品味着荣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儿咚咚跑过来并且趴的一声摔倒在古老的砖地上，她涨红着小脸试图爬起来却没有成功，索性爬在地上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墙基，一句奶气十足的四川话飘过来：“妈妈，长城好像要倒了”。 一位年轻的母亲走上前来，在小女孩的屁股上轻轻拍了一巴掌，依然是一句浓浓的川音：“放你妈的狗屁，长城咋个会倒哟。” 老先生极慈祥地看着母女俩，然后走过去想把小女孩扶起来，那孩子却在地上打了一个滚一溜烟躲开那双粗大的手掌爬起来跑开去，年轻的母亲不好意思地看着眼前的老者，嘴里一面念叨着：“这个小屁娃子┅┅”说着便追到前面去了。 老先生拍拍啥也没碰到的手，尴尬地笑笑，也朝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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