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

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

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选自《原乡丽江》特别说明：本文节选自即将出版的拙蓍《原乡丽江》，鉴于版权的原因，请勿转帖。这是一个普及性的古城历史，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时间和兴趣再在故纸堆中读这些东西了，但我也为这恰恰是一个纳西人或者是对丽江古城有兴趣的人应该知道的东西。全文共25000字左右，估计没有多少人能看得完，但也算是近期发言少的一个解释吧。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从今天熙熙攘攘的丽江的肩头望过去，看得到从前吗？ 今生的丽江是桃红柳绿甚至灯红酒绿了，只是，从前，那望不到的从前该是怎样的一个模样呢。 前世，将栏杆拍遍，望不尽烽火丽江路。 从前的从前，将那一本本书翻烂，我看到了什么呢？ 是这样几行文字：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越嶲郡，郡治在今四川省西昌市，郡辖滇西北、川西南地区的邛都、遂久等15县，丽江隶属于遂久县。呵，我现在所能看看的最久远的时代也就不过两千多年前。遥远啊，在那个今天被称为“月城”的航天城，居然是我母城的省府。那是坐了汽车坐火车，才能达到的地方呵。 再然后是：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设云南郡，遂久县改属云南郡。蜀汉？就是那个烽烟遍地的年代吧？让我想到的是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或者那个纷扰的乱世，那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然后是几经更叠，有时是南宁府辖，有时是姚州都督府辖。在这个阶段中，史称麽些蛮纳西族仍然处于“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的状况。势力比较大的有三个大酋长，一曰蒙醋醋，一曰波冲，一曰叶古年。叶古年是木氏土司的祖先，在唐初，夺原属主濮懈蛮居地三赕（今丽江坝）居之，在南诏与三个麽些酋长的博弈中，波冲一系亡、蒙醋醋被削弱。而叶古年这一系却由弱而强，开始在丽江坝子兴盛起来。这样算来，从唐初起，纳西族在汉族、藏族、白族的夹缝中生存了一千三百多年。 纳西族的北面和东北面，有骠悍好战的吐蕃（唐朝称藏族政权区域为吐蕃）；而在其南端，则有富裕强盛的大理南诏地方政权。吐蕃人要觊觎内地，可以从青藏高原东南端的高山峡谷中跨江而来；南诏国要扩张称雄，也随时可能挥师北上。 纳西族直到清末也只有十万零三千多人口，按这个基数往前推算，再以前不过几万人吧，这无疑是一个弱小的民族。按人类战争史的逻辑，纳西民族早就该被吐蕃或者南诏兼并征服了，纳西文化早就该被藏族文化、白族文化或汉族文化所同化了。 但事实是，纳西族是滇西北最强大的民族，纳西民族融藏族文化、白族文化、汉族文化以及本民族文化之精髓于一炉，形成了19世纪以来被国际社会称叹痴迷的纳西文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徐霞客游记中早已经揭穿了这个秘密，他是这样说的：“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 是啊，在我看来，这就是这个民族为什么一直以这么弱小之姿可以周旋于周围几个大族而屹立不倒的原因了。从唐调露二年（680）年，吐蕃南下，在丽江县境的塔城设神川都督府及铁桥节度，然后是南诏异牟寻封玉龙雪山为北岳，然后是大败吐蕃，设南诏之铁桥节度使，并将居住于铁桥一带的万余户麽些强迁至滇中。这只是周边民族间的战争，而这些战争麽些首领竟然没有参战的记载。他们如同一个旁观者，默默地注视了这些战争的发生。 然后历史进入元朝，涉及的战争就有纳西首领参加了，蒙古大军南下时，纳西首领阿良帮助蒙古部队击溃了南诏。从而也确立了纳西土酋在中央政府下的地位。然后是明代，明军攻到大理，当时任元朝丽江宣尉副使的阿得归附明朝，于是得以被明太祖朱元璋赐以“木”性。这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事，然后于次年上京贡马，明太祖即封木得为世袭知府。这一世袭官位，一当就是339年，只到雍正元年的改土归流。而更多的史书采用了从阿良从元中统四年任茶罕章管民官始算起，于是，这土司就世袭了460年（1263－1723）。这也是许多人所说木氏土司世袭460年的原因。只是，严格地说，只能从明太祖封木得为世袭土知府算起吧。 而木得受封世袭土司后，也从先祖叶古年所创建的基业――白沙迁居大研镇，这种类似迁都的行为在我看来已经体现了木得的志向――白沙毕竟太小了，从地形地势来看也已没有更大的发展。于是必须迁都，从白沙迁到更能体现他的志向以及规划的地方，那就是今天的丽江古城，在那里，他开始营造土司府衙。我相信这个工程中是有汉族人参与了的。不仅因为它的气势，最主要的是那个特殊的座向――座西朝东。这与传统纳西族民居为了适应丽江的阳光、风向而采用的座北朝南的座向是不同的，唯一的原因只是“朝东以木气（道教讲：东边属木）”，而这种讲究我认为那时的纳西人包括木得都不可能懂的。同时我相信他在那时已经对丽江古城的格局进行了总体的规划，那就是依山傍水，以地势进行建设，而不求平直与中规中矩，并充分利用了从黑龙潭流出的玉河水的功用，并在此时将玉河水一分为二，西河成了他的护府河，并在土司府衙的建造时选了古城以南，而放弃了从唐中叶就已经形成集镇的古城中心四方街或者附近。我认为他之所以是已经看明白了丽江发展的根本，就是商业。而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他们开始陆续招纳外藉工匠、医生、道士等定居古城。并让所有的平民姓和，包括从外地请来的汉人亦改姓为和。所以只到明代，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着“止有二姓，官姓木，民姓和”的说法。到了改土归流以后，很多原来改了姓的人家，按家谱改回了原姓。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而从历史的考证来看，早在唐代中叶，古城区域逐渐形成集镇。而古城的名称“大研”前身是大砚，更早就是“大叶场”，这个名称应该与当年夺了濮懈蛮居住地叶古年有关，他属于纳西“梅、叶、束、禾”四支中的“叶”一支，而这一支正是后来木氏土司的先祖。明代纳西土司木（公）生白因古城所在的台地形似大砚台，城西南又有神圣的文笔山，便取其巨笔大砚、文脉旺盛、地灵人杰之吉祥寓意而取古城之名曰“大砚”，古音“砚”“研”相通，因此后来就写成了大研。 古城的前世，从断续的史书中，只可以窥见真相的一角，只有到了明代，那个被称做旅行家的，国内背包客的祖师爷徐霞客的《滇游日记》中，才有了比较完整的记录，当然由于他考察的重点不是古城，所以依然只能是只言片语中推断了，也许，这也是今天我在这儿有兴趣写丽江的前世，而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的缘故吧。 他写道：“历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税驾于通事之家，其家姓和。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其子即迎余之入，其父乃曾奉差入朝，今以居积番货为业”“其地土人皆麽些。国初汉人之戌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初俱姓麦（阿良亦称麦良），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则府治东向临溪成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黄峰拥其后。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俯首受绁，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著云”。 看吧，就这几句文字，从大量“东几里”“西几里”什么的背包客暴走游记中剔出来，我们可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木司，带领着一个弱小民族周旋在几个大的民族之间，尽量依附于中央王朝，并以此为自己立足的根本。只是，他不是一味的依附，在他的脑海之中，大事依然是这个小民族的生存甚至是强大罢。于是，在正确的立族政策指导下，加之周边丰富的矿产做为其后盾，纳西族就在丽江这小块土地上繁衍起来。 如果只是繁衍，那木氏土司远远说不上伟大。但是，从历史来看，木氏是可以称得上伟大的： 宋末元初，阿良（木氏先祖）一系受到元王朝的扶持重用，在改朝换代之际，任上土司审时度势，适时地归附新王朝，受到明、清两朝的册封。其直接统治区域为今古城区、玉龙县域全境，今维西、兰坪县全境，香格里拉县金沙江河谷地区。而西北面，亦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木氏土司击退来犯的吐蕃武装，挥兵长驱直入，将势力范围扩大到北部藏区。 西北面，木氏土司统治了巴塘（含今得荣、中咱、盐井、宗岩、波柯）、理塘、昌都地区；东北面，明朝年间，木氏土司进征到木里、盐源、盐边，后逐渐延伸到九龙、稻城、康定等地；西南面，怒江州、缅甸境内的恩梅开江一带均属木氏土司势力范围。 到了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占领昌都、巴塘、理塘、中甸（今香格里拉），才结束了木氏土司对北部藏区的统治。而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勘定滇川两省疆界后才告结束。所以，将木氏土司称为“木天王”是有其道理的。《义敦县志》遗迹部分写到“木天王死后，人民神之，凡所辖之地东由打箭炉（今康定），西至察木多（昌都）各寺院皆塑其像于正殿，名曰木王殿”。 木氏土司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的是依附中央政府，压制邻近地区的手段，于是，丽江就在这一种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中逐渐成长起来。由于木氏土司所发动的战事基本都集中在丽江城以外，所谓“世代无兵燹”，可以想象通过四百多年二十二代（从元代茶罕管民官阿良至清代改土归流时的末代土司木钟）的苦心经营，丽江古城呈什么一种气象。 而木氏土司从文化上是采取一种“纳先进文化而并蓄之”的气概，不仅从汉族地区延请大量有本领的工匠、医生、道士、教师等定居古城，对周边的各种文化从不抗拒，而是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吸收甚至同化了。这一点在古城的建筑上至今仍可以看得到。 对宗教这一特殊的文化，则采取的是和平共处的方式，容忍所有的宗教在丽江这个地方传播。于是，在丽江这个小地方就出现了各种宗教在丽江自由繁衍的境况。除了有丽江原生的宗教“东巴教”外，尚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这一点在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民族看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了解了纳西族在宗教上的态度后就很容易理解了。纳西族在宗教信仰上持一种“信而不笃”的态度，不笃用在宗教信仰是一般是很不妥当的，宗教讲究的应该是虔诚、笃信，但偏偏纳西人就是这个态度，没有办法。于是一些志书上甚至出现了“明代，世袭土知府木氏在兼信道教、藏传佛教的同时，多崇尚汉传佛教”这类在其他人看来荒诞不经的说法。 清代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与原来有多大的不同，清兵入滇，土知府木懿投诚。但与当时云南的实际统治者吴三桂却起了一些冲突。至吴三桂叛清，木氏亦忠于朝廷，甚至有密差头人私出四川，向清军将领告密之事。后阻击吴残部于澜沧江西。从这些事情看来，木氏对政局的把握是十分令人钦服的。 然而历史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清代，民族政策开始改变了。 460年的风雨，460年的经营后，迎来的是清朝的“改土归流”。事情的起因似乎是雍正元年（1723年），木氏土司族人阿知立（木氏土司以长子世袭，其他儿子皆分到各地，且有三代改姓何，五代改姓和的说法）鼓动：“朝廷虽设流通判，然每苦为木氏所摄，吾侪生圣明之世，而不得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乎？予欲以百姓困苦之情状，上诉于省垣大吏”，并在众人的资助下，携阿仲苴、和日嘉等人赴省申诉，云贵总督高其倬藉此奏《丽江府改土设流疏》，得到当时雍正皇帝的批准，当年五月，即对丽江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木氏土司世袭土知府，派流官任知府，将木氏降为土通判。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经历了“三蕃之乱”后，朝廷已经觉得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制定了“改土归流”这个专门针对边远地区的政策，且在康熙年间已经在云南的文山、华宁、峨山、蒙自等地改除了土司，剑川、鹤庆等地改除土千户。因此即使没有木知立的申诉，也不过会晚几年罢了。 改土归流这件事对丽江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从汉文化的传习到文明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平时的文明化程度方面来说，都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但从民族文化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然，势易时移，早几年以前，又有多少人在说什么民族文化呢――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丽江古城传统的纳西文化就是在那个元年里死去的。不管其枝叶看来如何茂盛，其实主干就是在这一个元年中不可避免地死去了。 最大的改观首先是城墙。木氏自古不建城墙，虽然传说是因为其姓木，加墙成“困”，故不建城墙。我以为这当然是传说，有点浪漫色彩的那种。其实，木氏之木姓不过是朱元璋赐的，而在此之前的一百三十多年的元代，木氏先祖阿良就已经被蒙古封为茶罕章管民官，已经是丽江府的领袖了，而纳西木司一系的纳西名一直是父子联名制[阿琮阿良――阿良阿胡――阿胡阿烈――阿烈阿甲――阿甲阿得（木得）]，没有道理为了怕困而不修城墙，主要还是丽江周围的山是天生的屏障，加上纳西人是游牧民族的后代，有博大的胸襟这两个因素吧。但这个传统到了改土归流后就变了。虽然只是流官府署城墙，但已经是有城墙了。雍正三年，首任流官杨馝奉诣建城墙：下基以石，夯土为墙体，墙头盖瓦，周长约2.4公里，高一丈二尺，厚四尺，下广上锐。设五门，西起五一街兴仁上段，东至今丽江市一中，南起南门桥，北至北门坡玄天阁。因建城时东河尚未开挖，且集市也在城西面的四方街一带，故设了两个西门，以便居于府城内的百姓赶集和汲水。此城于1751年因地震倒塌，后恢复重建，又在1793年倒塌，1873年虽经朝廷批准再修，但终于还是没有修。那时已经是清朝末年，朝廷都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哪里还拿得出钱修这个不必要的城墙呢。于是，丽江古城就变得没有城墙，而使木氏的传说更具有传奇色彩了。 改土归流后丽江和周边地区都是流官当政，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的意义，只是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民族政策的运用上出问题。因为这些流官都是汉族，大多还来自先进的地方。在清同治、咸丰年间就直接导致了杜文秀民族起义，这次起义是回汉民族矛盾的一个体现。而丽江古城亦被波及。回民义军和官兵、团练在古城内展开了你来我往的拉锯战达十八年之久，丽江民间称“乱世十八年”，故老相传，现今言之色犹变。这十八年的战争，几乎毁了丽江古城：有资料称建筑毁十之有七，人死十之有三，被毁的建筑甚至包括了木氏土司的衙署的大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丽江古城的建筑绝大多数以清代为上限，除了少数的庙宇，几乎没有建于明代甚至以前的原因了。从徐霞客的游记中已经指出了丽江古城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但在改土归流后，政策取向是有所改变的。虽然丽江时任丽江流知府的辛本楘为抗拒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到丽江“灭回”而气愤致死，但一个流官显然是不能“夜郎自雄”了。 改土归流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来当流官的汉人留下了一些对丽江的记载，使我们了解清雍正以后的丽江不至于象之前一样，几乎得使出考古的劲头才能有一些收获。更重要的还得说学校的事。木氏土司虽然甚崇汉学，并且早在明代就出现了以木公、木曾为代表的木氏文人群，但他们对平民子弟入学事显然是不大愿意的。以至到了“改土”前三十几年流通判孔兴询“见丽民质甚美，力请建学以造士，木氏犹然挠之”（首任流知府杨馝《迁建丽江府学记》）的现象。那时孔虽然排除阻挠办了学宫，开创了平民入学的先河。但显然是到了改土归流后才有了大的发展。从“改流”到清末100多年间，先后出进士7人，举人60多人，并出现了一大批有诗文传世的文人学士。 还是回到古城吧，据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讲到，丽江古城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每天都进行冲洗的集市。甚至以此盛赞了纳西人的聪明和才智。而今也有很多人为这个沾沾自喜呢。不幸得很，有个流知府喜欢写点东西，他的一本作品叫作《滇南闻见录》，算是一本传世的作品，写了很多当时做为汉族人的他引以为异的民俗，对当时云南的经济社会的研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在书中写到：“郡城（就是前面所说的改土归流后建起来的流官府署城墙，笔者注）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即四方街），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因逼近象山，山水流澌入市，然后东注于溪湖。市廛之民，向以泥泞受困。余思另辟一沟，使水从市外行非不便，民惧于街市风水不利，因谕街旁从铺各就门前铺彻石街，于进水之口筑一小水闸，晨则下闸阻水，不得入街，暮则启闸放水涤场使净，俾入市者既免于泞泥，又免于尘埃，而水仍由市流行，当无所碍，各铺家所费无几，而便益无穷，城乡之民无不感惠焉。”这应该不是他吹牛的罢。做为知府，他也确实有能力做这件事。于是，四方街洗街的智慧显然是来自外人的。当然发现这点我一点都不沮丧。而得出的第二个推断是：现在布满丽江古城大街小巷的五花石路面应该是清乾隆47年（1782年）以后逐渐铺就的，因为即使是古城的中心四方街，那时也只是一个泥泞的场所。说丽江，道丽江，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我们无法绕过的是商业。是的，丽江古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与商业脱不了关系了，而它的繁荣完全是与商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衰落与完全与商业的衰落有着联系。 古时，丽江即为成都至大理、保山，通往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的途经地，也是从思茅到大理、拉萨转至尼泊尔、印度的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因了纳西族的善于与汉族和藏族的交往，纳西商人便在这条传奇的道路上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唐宋时期，已经开始与南诏、吐蕃、大理进行牲畜交易。元明时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各种艺人、工匠，促进了丽江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完全脱离农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清代，乾隆《丽江府志略》记四方街：“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也就是说四方街已经是每日集，而不是穷乡僻壤的几日一集的情况了。当然吴大勋时代的四方街只是土场，到了光绪年间，又出一人，那就是纳西人了，清光绪初，参将张润组织摊贩自备条石铺地，规定谁铺的地段归谁摆营，于是四方街街面铺筑条石。因了张润的一个妙着，官家既不出钱，却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点象现在流行的什么“BOT”引资方式了。 从总体的商业经济来看，丽江的商业是从改土归流后开始大的发展的。这一点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一样的。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引发商业的发展。 清代就这么走了，除了归土归流这项专门针对西南地区的政策直接影响了丽江外，其他什么满汉之争乃至后面的丧权辱国之类，似乎都与丽江关系不大了，也许在知府这个层面上会有影响，但对民间，对古城没有更大的影响。倒是前面提到的乱世十八年使丽江古城及丽江人民遭受了战乱的创伤。 在国家战乱与纷争中，做为茶马古道上的商业重镇丽江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也就产生了一批地主兼营商业的阶层。而许多内地的商人也开始来丽江设店经营――商业，除了利润驱动，我看不出什么还有别的什么能指挥得了它。而本地的商业巨子也开始长成了。他们在昆明、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香港等地设分号，从内地购回货物，在丽江经销的同时，更多的运往藏区。 在这种商业大潮中，纳西人的优势开始发挥到了极至：内地商人因受语言、气候、交通、风俗习惯等的限制，多不愿进藏贸易，藏族商人也几乎以同样的原因不愿到内地经销，于是丽江成了内地和藏区货物的积散地，藏商的货物到丽江后由丽江商人销往内地，内地的货物同样是由丽江商人销往藏区。 传统的进藏商路有两条：一条从丽江经维西或香格里拉到德钦，再到西藏拉萨；另一条从丽江到宁蒗，经木里到康定，再转理塘、昌都到拉萨。这都是*马帮完成的。那时的丽江商号基本都有自己的马帮，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五六百匹。每年春夏水草丰茂时进藏，约3个月到达，冬季前返回。将藏区的特产比如虫草、贝母、鹿茸、藏红花等药材及黄金、绿松石、皮毛等运到内地出售。也就是丽江商人运用自己善于和各民族交往的性格优势和丽江处于藏区和内地连接点上这一地理优势，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也出现了一大批诸如赖耀彩、李达三、王少宣等大商户（解放前丽江的四大家族是习、王、李、赖，除了习自诚有团长、县长这个背景外，其他三家都是因商业而发达的），除了经营内地和藏区常规的货物外，1919年以后，不少的商户都涉足了鸦片的经营――将内地和丽江产的鸦片运行往康定及西藏。 在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被截断，从昆明经下关、丽江到拉萨，并延伸到印度的通道成为中国主要的国际交通线，内地所需商品基本从这条线运进。于是，丽江的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省内以及北京、山东、四川等地的商家纷纷在丽江设号经营――这就有点象旅游发展起来后丽江了――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丽江有大小商号110多家，古城内的商铺到达了空前的1200多家。 说这么多，其实古城的繁华可以从四方街窥一斑而见全犳了。因为这是整个古城的中心――不是地理上的中心，而是事实的中心。而说起这个充满浮华的年代的丽江，也许没有什么比那本《被遗忘的王国》更有说服力了。那个浪漫的白俄，那个国际工合组织丽江办事处的主任，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丽江渡过了很好的时光（这种生活很象目前沉在古城的那些深度旅行者）。他写到： “一大早，几股人流从远处的村子出发，沿着5条大道，向古城集中，街道上挤满了驮着柴禾的马匹，有的人背上背着木炭篮子，有的人背着蔬菜、鸡蛋和家禽，猪或者被捆起来，由两个男人用扛子扛着，或者由女人牵引，她们一手拿着绳子，一手拿着树枝轻轻地催赶着，其他许多货物或由人背，或用马驮。石头铺成的路上马蹄声嘈杂，人声鼎沸。市场上喧嚣声很高，人群都拼命挤过去，抢占四方街广场上最好的位置。头天晚上人们就从房屋里，或从周围商店里拖出结实的货摊，成排地安放在市场中央。妇女和姑娘们背来沉重的棉纱包，把布匹摊开在货架上。男子服饰用品、佐料和蔬菜各自摆成行。稍过中午集市到了热火朝天的程度，人和牲口乱作一团，开了锅似的。” “高大的藏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夺路先行。披着蘑菇状羊毛毡的普米族村民故意使篮子里的蔓箐叶一闪一闪的。仲家族人穿着粗麻布衫和裤子，奇特的小辫子从修剪过的头上下来，懒洋洋地在街上溜达，狭窄而粗糙的麻布条拖到地上。纳西族妇女狂乱地在任性的顾客后追赶。许多奇怪的民族男女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货物和丽江城里的风流人物。大约在3点钟集市达到高潮，然后开始回落。到4点钟光景，“鸡尾酒会”正热闹中。” “大街两旁由许多家“高级酒店”，……它们是一般商店，除了买盐、糖、腌菜和副食品外，也有酒，酒可以当堂饮用。丽江的商店都一样的小，除了面对街道的柜台外，从门口到商店里屋，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柜台前放着一两条很窄的长凳，人们坐在长凳上饮酒。同住在屋里的人畜，包括狗在内，都是过这条通道，有时泼了顾客的酒，这不要紧，这些小事在丽江是没有人计较的。” ---- （俄）顾彼德 《被遗忘的王国》 俄国人顾彼德喜欢在他熟悉的“高级酒店”里，和老板娘聊着天，喝着酒，打量着1941-1948年的四方街。在这条街上，他看到了普米人、白族人、鲁甸人、白彝、粟栗人、仲家族人（指的是现在的布依族人和壮族人）、阿托里人，这些来自神奇原始村寨的人“就象森林之神，从林中空地下来，在凡人中狂欢一场”。 他看到的四方街，是一个日日喧嚣的露天市场，也是一个夜夜狂欢的露天广场。 “6点钟后市场逐渐空荡了，到7点钟商店都上了窗板，市场上的货摊都又收捡起来堆放着。街道上空空荡荡，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到傍晚8点钟后，大街上又开始挤满了人，商店又重新开门。有些商店点着普通的油灯，红色的灯光或隐或现，其它商店则用汽灯或煤石灯照明。人群来回走动，嘴里吃着葵花籽和南瓜子。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街上挤满了人。未婚的姑娘穿着盛装，手挽手地走，四五个姑娘成一排，正好把街道横拦住。她们在街上冲上冲下，咯咯发笑，放声歌唱，吃着葵花籽。粗心大意的小伙子很快被这些魁梧而又男子气概的女子征服，被她们领走，命运成了未知数。比较老练的小伙子沿商店的墙和门站着，评论着行进中的美女们。不时一群姑娘在一个小伙前停住，然后这个小伙被领走，目的地是公园，在河边草地上，烧起明亮的篝火，歌舞持续到半夜。 ……普通的村民和藏民们，由于敬畏这些风流的谈情说爱的人群，慢慢走着，同样手挽手走成排。当姑娘们的队伍有意闯过来时，他们一般散开，有人尖叫或者大笑，但没有人介意。 银色的月亮从高空向下微笑，从松明火把发出的芳香烟雾直升九霄。后来四方街上竖起几个大帐篷，逐渐把广场变成了营地。火炉架起来了，石头地面上摆开长凳和方桌，芬芳的气味开始从许多锅和盘上升起” ---- （俄）顾彼德 《被遗忘的王国》 哦，这种时光多么令人向往啊，即使是丽江被称为小资天堂的丽江古城也没有如此直抒胸臆的快乐啊。 是的，就是这个时期，丽江的商业空前繁荣，促进了丽江城市建设的发展，出现了兴建、改建房屋的高潮――古城中的商业资本家在获得巨额的利润后，除了一部分资金用于扩大经营外，将大部分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和建造房屋。据我考证，古城中至今保留完好的一些用料考究、装修精美的纳西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后院”及“一进两院”等，典型院落，一半以上是这个时期兴建的。同时，沦陷区南迁高校的一批名流学者到城区的中等学校任教，或从事文化考察研究。古城的商贸、文化空前发展，被称为“云南的小上海”。 可惜丽江兴旺的日子并不长久，抗日战争胜利，原被日军封锁的沿海一带对外通道恢复，丽江失去对外贸易的区位优势。加之随后而来的国民政府币制混乱、通货膨胀等社会因素以及商与商号自身的原因――县志中载大商号竟然有些是因为上当而破产歇业的，比如锡顺鸿、兴隆号等，而一些是老板死后后代无力经营歇业――丽江商业的春光就这么过去了。当然也有不少经营到了解放，比如达记（李）、仁和昌（赖）、丽日升、聚兴祥（王）等。 但是，即使这样，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全县（绝大多数集中在古城内）亦仍有个体户1262户，到了1956年合作化，个体商业仅剩5户5人了。这才是真正的丽江商业的冬天，也可以说是丽江古城这座因商业而繁华的古城的冬天。 丽江古城的价值早在三十年代就被到丽江考察过的学者称道。1938年，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到云南调查古建筑，对丽江古城的民居建筑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考察，他的评价是：“云南省内中流住宅，以丽江县附近最为美观而富变化。其平面布置，大体以三合院或四合院为基本原则，但天井面积较大，环绕天井之各座建筑，皆具进深颇大之前廊，以备婚丧典礼时设筵宴客之用（然后是大段的用建筑学术语对丽江古城各种居民建筑形态的详细描述，虽然倒也不晦涩难解，但这里就不没有必要引用了）建筑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廊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在调查报告中，他同时写到：丽江北接西康，西北通西藏，是汉藏茶马交易之地，市面繁荣，似略胜大理。这个建筑学家对丽江的总体评语也佐证的前面我叙述的情况。 丽江1949年7月1日和平解放，古城内曾经设立了丽江县委、丽江县政府、丽江地委、专区行政公署及一些政府机关。只是古城太小了，再者说了绝大多数是私房，这些机关设在古城内完全逐渐不能满足他们正常运转的需要。于是，在50年代，在古城的西北、西南开辟新城区，将古城内的部份机关、工厂、商店迁往新城。这个举措可以说是对丽江古城最大的保护。虽然它是无意之中进行的，但我想暗中合乎了什么天意之类。就是这么一个举措，在四十年后的九十年代，使丽江得以凭借古城这个金饭碗，让很多的人找到了一碗饭。 丽江古城内的居民早在清代就基本脱离了农耕而选择以商业做为某生的手段，其中许多的人祖上一到丽江时就与农耕无关，他们的祖上可能是教书的、做生意的，或者是医生，被木土司请来的。很多人的职业就是到大的商户人家去做店员，另外的一些人家是“女人在家做坐商（开铺子），男人行路做水客（就是行商，小本贩运）。而时代却到了遏制商业的时代。于是，公私合营后，很多人陆续进入了逐渐建立起来的公司（比如饮食公司、百货公司、工杂公司）等和小厂小社中。开始了和内地一样的城市生活。 1960年，四方街地面改铺为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混泥土。成为古城内居民的休闲场所，而在此之前的1958年起，禁止集体、个人搞经销，自由贸易已经被制止，从唐中叶起形成的著名的四方街集市――这个每日都有集市的场所――就成了一块令人伤感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人们连喂饱肚子都成问题，根本没有人感叹这一变化。忙着抓革命促生产吧。倒是在需要的时候，这里会放映电影，举行批斗会。 冷落的日子居然就持续了近二十年，只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开始重新繁华起来。当然，在这之前还是有一些山民在卖着一些山货，比如菌子什么的，还有邻近的鹤庆人，似乎与时代跟的不是那么紧，或者不是象纳西人一样温顺吧，他们在那个时代也有菜蔬或者鱼什么的拿到四方街来卖，但那几乎是带着点偷偷摸摸的味道了。绝大多数的日用品都是凭票由国营的商店在经营。这个纳西名称叫“知路古”――意思就是集市的中心――只剩下一个名字，让人怀想。四方街广场的西面,河的东面，有一所大房子，是解放后成立的百货公司的门市，那里卖着衣服鞋帽和一些诸如水笔纸张等一些东西，产自上海的居多。门市的背后，跨河是一个卖些布匹鞋子的土杂商店，旁边一间茶铺，那时叫做“茶水供应站”，卖着开水，而铺里经常坐着来卖山货的山民，衣裳常是褴褛。隔路的对面，一个店面低矮、灰暗的国营牛肉馆始终发散着牛肉的膻味。 东面是一排土杂合作公司的店面。人们凭票可以购买到烟酒糖茶等日杂用品，在月初，会排着长队，那是因为所谓的票是每个月有限定的，月初，新票就可以用了，盼望多时的人们自然会排着长队去购买生活必须品。 北面比较大的店是邮局和民贸公司的商店。南面有一个新华书店和一家银行。除了民贸公司外，这些对于普通老百姓似乎是奢侈的地方了。对于我来说，有时会到新华书店去张望一下，那时不是开架的销售方式，我只能扑在柜台上看看那些花花绿绿连环画诱人的封面，然后离开。我知道那时古城里象我这样的少年绝对不少。以至于有一次我偷了家里的五元钱，第一件事就是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叫《青年近卫军》的连环画。 这些公司的店铺中间夹杂着一些居民的住房，其实它们在以前都是一些铺面――没有人会在这古城最中心的繁华地带留着住家的房子的――只是在公私合营后的多年中，铺面已经成了住住房，而这些住房当中，也许住着一家三代。他们窝居于一个铺面之中，时至今日，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虽然我和他们居在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古城中――我那时是在一个住了六家人的大杂院中度过，住房情况比这些人家好多了――这些遗留的铺面模样可能在诉说着昔日的繁华，这比从来没有繁华过还令人沮丧得多。 晚上，四方街的水泥地成了孩子们的天地。那时的小孩倒应该算是幸福的，虽然我们比起现在的孩子们少了太多的物质享受，但由于那时不象现在有那么多的作业和那么多的培训班，父母也只忙着挣极其有限的钱来养育大群的孩子。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下，孩子们吃了饭就可以到喜欢的地方去玩了。那时的四方街就是这样一个相当重要的场所。女孩子在玩打沙包、跳绳等游戏，男孩子则在玩滑轮车、铁环，或者四窜着追逐。 那时我还没有学会看书，因此也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集市是因为有每日的水洗而出名的。而在现实中，这种在文化学上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做法已看不到了。老辈的人们那时还没有现在所具有的闲暇以极好为人是人师的气质――现在年纪随便大一点的纳西人，在你询问他什么时，他总是能讲一大堆掌故什么的。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叫“知路古”的四方街曾经每日上演着这么一个行为艺术。 在那时的我看来，四方街就是一个大广场，不错的好玩的地方。而古城的大街小巷也不过是一个游戏的场所罢了。但这个场所是分区域的，那时的小孩都只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玩耍，只有到了火把节――这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共同的节日。纳西族一般是在农历二十四开始，连着过三天。那时，这真是我们这些少年的节日啊――我们才会举着父亲做好的火把在古城内到处穿行，稍大点的孩子们会举着自制的所谓火炬的东西去狮子山玩。这样的夜里，从远处看狮子山，可以看到一两条火龙在山间逶迆穿行，煞是好看。但是即使这样不是经常在古城内到处走，不几年，我已经熟悉了古城内的所有大街小巷，因为古城实在是太小了。 从四方街往东有一条比较宽的石板路可以通向大石桥，据现在我看的书告诉我，这座桥建于明朝，以前叫映雪桥，因为可以在桥上看到玉龙雪山。这几乎是古城内最著名的桥了。只是，那时我只知道这座桥上一到节日――那时已经没有民族的节日了。但所有的汉族节日，包括建党节、建军节这类比较专业的节日――就会坐满邻近的金山乡的来古城内内玩耍的白族男女青年，女性的民族服装头饰特别独特，有两支立起的耳朵状的东西，以此我们将她们叫做“小白兔”。这些青年在桥上坐着找对象，找到合适的会离开众人去谈恋爱。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古城的每一座桥上。这真是一个胜景。可是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他们再也不这么做了。也许他们换了找对象的方式吧。 逆水而上，河的两边都有可以通行的道路，只是左边主要是一块空地，右边才是正规的道路。那块空地叫“吴家当”（吴家的广场）。那一带确实住着几家吴姓的人家，比如后来成为丽江著名摄影家的吴即仁先生就是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住在那一带。这是一个有一定经历的人，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拜访一下。那块地现在几乎成了一个露天的餐馆，有一点欧洲街边酒吧的味道了，而那时，就是一块空地。*西的铺面是一个肉铺，当然是国营的。人们在那里抢购肥肉。如果那时你告诉我二十几年后，养猪的人为了增加瘦肉率，居然会用一种有害的药来喂他们的猪，我肯定不会相信。那时的好猪肉是膘厚的，比如五指膘，四指膘就略次了一点。如果只喂出三指膘的猪，那你就哭吧。 现在只要到过丽江古城的人，没有不知道东大街的，也没有不到东大街通过的。只是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东大街，那里那时是一大片的菜畦，很宽但很浅的中河从中间通过。菜畦里当然种着蔬菜，但不是私人家种来卖的，那时的菜农们也属于一个叫做“蔬菜社”的组织，他们种的菜由蔬菜公司收购，然后卖给居民。从这里到四方街要绕行新华街或涉水到大石桥。 四方街到东大街，目前邮局的那段，纳西语原来叫“埃启此”，就是“卖鸡的地方”的意思，早先是古城中专门卖鸡的场所――从这些地名我们可以知道古城早就已经是划分的买卖的比较专门的场所了――这一个死巷子，从一个大院穿过可以到现在的“MAMAFU”那儿，那里也是菜地。 这一个时期的古城，除了孩子们不知愁滋味，所以无忧无虑以外，现在回想起来，大人们的压力蛮大的。所以我经常看到父母为了钱不够用而吵架。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的一对夫妻不仅吵架，还时常打架。而古城里的居民大多是面有菜色的。 那时，古城里的院落基本还是现在这些，只是，每一个院落里居住着七八家甚至十家人，完全能做到和睦相处的基本是没有的。这也应了古人说的：仓廩实而知礼节。那时的人们肚子尚且没填饱，怎么会做到有礼有节呢。 房子，那更是年久失修的多。瓦房最怕的是漏雨，而最常见的也是漏雨。但根本没有余力去修缮翻盖屋面。只好在不是雨季的时候去拉一下瓦，尽量让瓦之间互相压得更好一点。房墙什么的很多是欲倒未倒的，露着土坯墙。古城里的道路很多地方并没有铺上石板路，或者只铺了中间的一线。到处是泥泞。 路灯什么的就更是说不上了。连居民用的灯都是限定了瓦数的，一般一个房子就是一盏15瓦的灯罢了。 那时水是不是很清已经没了印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也是古城里的孩子的一个娱乐天堂，特别是夏天，深的地方可以游泳。在现在的玉龙桥以上的，比现在深多了，那里基本可是说是我们这一代古城孩子学会游泳的地方，甚至还淹死过孩子。在雨季中可以在河边的草丛中、石缝里捉到青蛙。水深的地方还可以捉到鱼。我曾经目睹一群大人在百岁桥下拦网捕鱼，收获也还不小，从他们的笑容中，可以体会到他们可以打一顿很好的牙祭了。 在中河里，甚至还有一座磨房，那是位于百岁桥下面一百多米的地方，后来旅游发展起来后，那里有了一个叫老磨房的客栈。因为是一个外地人开的，这个名字简直令的有点惊奇，因为即使是古城居民，如果不是提醒他的话，已经有不少人已经忘了这么一个磨房了吧。 那时古城里一到天黑就没有什么人了，又没有路灯，黑乎乎的。虽然天上的星星很亮，只是这完全是一个没有什么生气的小镇，一个叫做“大研镇”的地方。 在现在旅游兴起以后，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朋友，特别是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为了变化的丽江感到茫然而开始怀念以前的丽江。我想说的是，没有人会怀念我所描述的一切，但是人们总是可以有一种选择性遗忘的本领。于是，那种以暗淡为基调的丽江成为他们的怀念物，对此我只能感到很可笑。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七十年代末几乎没有丝毫的改变。虽然在这之前四方街已经开始重新有蔬菜等出售，自由市场正在恢复。但这也只限于中午时分。到了晚上，依然是那个黑暗的小镇。而也就是这个年代，古城外的第一个新居民点--北门坡居民点--开始有古城居民去建房。这些建房户都是极端的住房困难户，但还是经街道办事处的人花了大量的口舌，且免缴宅基地费用的情况下开始建房的，毕竟他们的生活也都是极其困难的。那时政府的想法是降低古城的房屋密度和人口密度。 然后是“卖鸡地”――在口语中后来变成了“卖鸡巷”――的居民被有关部门无数次的说服和让步和，终于决定同意搬迁--这是古城的第一个搬迁点。因为政府为了让古城早日和现代化接轨，决定铺设一条大马路从四方街穿过只达南环路上。这拉锯般的讨价还价后，终于建立古城和新城间大通道的工作正式展开。 于是，那片上文中提到的位于古城与新城交界处的菜畦中响彻了打桩机的声音，一根根巨大的原木被钉入菜地。到现在回想进来的不太想得通那时的建筑为什么这么大废周折，现在即使在比这种地还软的地基上起房，再也没有看到将原木打入地下的做法。而那里最后起的不过是一些三四层的房子罢子。不久后，在新形成的道路两旁建起了两排火柴盒状的砖混房屋。在这之前，中河在此地段做了微小的改道，砌起了很高的河床。不久，便盖上了盖板，于是，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如剑一般从新城直插古城的心脏--四方街。 而临近四方街的那片民居，也就是卖鸡地被拆迁后，被两排不土不洋的仿古二层楼房所替代。这虽然被诸多人士在后来称为一大败笔，但我想它们不会再改动了罢，其实留着也好，可以让后人知道我们到底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有一个解放前离开家乡到了美国的纳西人重新造访了丽江，也可以叫做省亲。这是经过国家批准的。而在他到达以前，已经有有关部门和人员对他在丽江的所有重要亲属――估计就是内定了可以见面或者是对方提出见面申请的人罢――进行了一番交待。他的亲属那时绝大多数还没有从地主成份的阴影中走出，即使不做交待也不敢说什么的，当然也许交待也是这些部门的工作程序，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我至今深信不疑的一点是，那次省亲他忘记最深的不应该是和四十多年没有见面甚至没有音信的亲戚们的见面，而是他和他那美藉奥地利裔的夫人――当然还有很多陪同人员――一起重新走在与他四十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的古城街道时，他们身后跟着的一大群面有菜色、衣着破旧，甚至拖着鼻涕的古城少年的情景。他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完全是好奇。与现在旅游后甚至对一些所谓的明星也无人理睬成了天壤之别。我那时其实还小，也没有去跟上参观，但是这一幕留在我心里却那么深刻，有时想起来也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但人就是那么奇怪罢。 1981年11月15日早晨，发生了解放以来的古城火灾中最严重一场，关门口旁的156间房屋在半个多小时中化为废墟，而救火又拆毁了76间。受灾户被安置给一块宅基在的条件下，统一搬出了古城。而在原地建起了古城又一大败笔，被古城居民称为“巴黎圣母院”的三层砖房。唯一的收获是辟出了一块空地。 市场逐渐开始活跃起来，四方街的东面，开始有一大排卖猪肉的摊位，那些自宰自卖的纳西族女屠户成为古城中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们。对于这些女屠户，我愿意费一点笔墨。说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丽江古城中，卖猪肉包括杀猪的都是女的，除了丽江古城，其他地方的纳西族也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只有丽江古城有这个现象。那时还没有象现在一样搞定点屠宰，那些女屠户顶级高手据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搞定一头猪，包括杀、烫、褪、开、解。将妇女的职业扩大到这个领域无疑是有点惊世骇俗的，更令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职业的传统中竟然就没有男人。而甚至在丽江古城西南面万字桥旁有个地名叫“施该地”，就是屠户村的意思。从这个地名看来，也许是有一定传承的。因为除了做屠户的这些女人外，其他纳西女人连鸡都不兴杀。后来当然是定点屠宰了，于是这一行也就只是卖猪肉而不需要杀了。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次古城水源黑龙潭干涸的情况。而每次的后果都是古城的河流成了臭水沟。那时的黑龙潭还是居民的饮用自来水的唯一来源。于是，尚未干涸的古城中井边排起了长队，大多数的井水都到了边冒边舀的境地。我曾每天两次到白马龙潭（三眼井之一）挑水，每次得花近一个小时。稚嫰肩膀被扁担压得生疼。 现在所有写丽江的书中都提有宣科先生，我想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待遇。正是在这个时期，他被释放归乡，逢人就说是改造期满，请乡亲们监督云云，态极恭敬。他那时到好象是在街道的建筑队里做事，有一个木工组那时新引进的排锯车间的窗子上就有他写的“PAIJU”这样的标识，后来还在街道办事处的三坊一照壁的照壁上画了一只麒麟，旁边题着“照壁麒麟画，麒麟特画意，现代化必胜，欣荣花花神”。这是一首勉强可以称为诗的，借纳西语谐音写成的齐句，意思就是说“要将麒麟画在照壁上，麒麟已经画好了，现代化实现以后，人们将会是多么地幸福啊”。后来又开始在家里办英语讲习班，他肯定不是为了赚钱而办这个班的，因为他每人每月只收一毛钱的讲义费，而讲义是他自己蜡纸刻版印刷的――从后来的结局分析，他这已经是在做广告了，并且已经将以后的局面都完全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真有点孔子所谓：沽之哉，吾待沽之哉的味道了――后来几乎是适龄的古城男女孩童都进入了他的讲习班，这样一来他那故居的三层楼上显然已经不能容纳下那么多的孩子。就将讲习班移到了街道办事处。如果仔细分析起来，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特别是对他这样的劳改释放分子，加上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的。我相信这事对增强他的信心的作用比以后被邀请到外地去演出还强。因了当时的英语教师奇缺，遂被聘请到地区中学任教，又后改教音乐。从他这一段的经历可以看出这个人极为智慧，会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造势，让很多事随着他的意愿发展。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后来的古乐，我想他也不会自甘寂寞 也就是这这一段时间里，我第一次在一个办葬事的院落中听到今日红极一时的纳西古乐。死者是当时古乐界的第一笛。在那时古乐在民间，在地下，依然保留着它的阵容和格局，那就是有点世袭的意思，只有古乐世家才能进入这个圈子，如果不是世家子弟，那起码得有圈子内的重要人物给予引领。这也是宣科进入古乐会时碰到的最困难的事，只是经过他不懈地努力，终于得以打入这个圈子，再以后逐渐进入纳西古乐的核心圈子，只至成为会长，将这个民间的古乐队经营得水生风起，得领十数年的风骚，这是后话了。 而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国内外许多建筑、文物方面的专家学者千里迢迢来到了当时只通低等级公路的丽江，对丽江古城进行考察，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也是1985年丽江县政府向国务院申报古城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起因罢。在1986年12月被颁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前，我们应当记住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对于丽江古城来说其意义正如阮仪三之于平遥古城。这个人就是当时云南工学院建工系主任朱良文。他当时带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系的19名师生到丽江开设“丽江纳西民居”课程。当时东大街已经连接到了四方街，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一些开始富裕起来的人家正在将木结构的房屋改建成砖混结构的。朱良文当即至信当时云南省省长和志强，请求制止破坏古城的“蛮干做法”。信中说：“丽江古城目前遭到极大的威胁，新街（东大街，笔者注）象一把尖刀已经插入古城之中；关门口一带中心地区建起了体量太大的建筑（前文所说火灾后建起的“巴黎圣母院”。笔者注）；一些新的平顶房（对砖混结构房屋的俗称。笔者注）……建筑界无不为之痛心，连卡内基――梅隆大学建筑系的师生都为之惋惜，建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管理与保护，特别是在丽江某单位听说：现在县领导已决定成立指挥部，负责把古城内的一段新街继续向前打通，穿过四方街。四方街是古城的心脏，心脏一遭破坏，古城的价值将不复存在，那么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然古城的经济要发展、交通要改善、设施要不断完善，古城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建设，但这些必须是严格的、科学的规划，不能蛮干，要真正虚心听取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意见。我认为丽江古城在建设发展中总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古城的保护，而不能破坏古城。具体意见是：新的建设（如道路的拓宽、打通）可以动古城的皮肉（非重要地段），但不能动其心脏（四方街）与筋骨（新华街、五一街、七一街、光义街）；一些重要的建筑与民居（经多方建议、评定、最后确定）要完整、分片地保留，这样在点、线、面上都保持古城风貌；新的建筑也要与古城的风貌相协调。作为一个建筑教育工作者，出于对丽江古城的真正关心及祖国建筑遗产的关切，我紧急呼吁省、地、县各级领导要加强对丽江古城真正价值的认识，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它的保护，千万不要搞建设性破坏。否则，丽江这样一座解放后30多年来在我国难得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美丽的古城又将在我们这一代领导者的手中遭到　毁灭。和省长：我请求您对这一呼吁的支持，并请及时制止一些蛮干的行动，同时请省、地、县有关部门与领导能认真研究如何保护丽江古城”。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我所能找到的这封信中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字，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封信不仅在当时对丽江古城的抢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的古城保护中，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二个原因是我要请所有热爱古城的人们记住这个人，这个叫朱良文的人。 1988年5月27日，县第九届人在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古城保护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古城保护管理从此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正式出台。当然当时没有现在一样的强制性，仍然有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的部份古城居民开始修建起砖混结构的房屋。当然是因为这种房屋更符合人的居住方式、生活的需要，加上古城已经十分拥护，有限的土地上已经很难再建原来那种对土地十分浪费的木结构的房屋。 在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前一年，丽江县成为乙类对外开放的地区，也就是做为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开始允许外国人进入了。也就是从这时起，丽江这个地方开始与旅游有了联系。 解放后第一个以旅游者的身份踏上古城的人已经不可考，但我的感觉肯定是老外。毕竟刚开始填饱肚子的国人还没有能力旅游。于是古城中开始出现国外的背包客。他们开始在河边看书、晒太阳。古城人民侧目以视--这也太二流子了。那时古城中还没有客栈，边旅馆都还没发展起来。他们一般都住在丽江宾馆--那时叫政府第一招待所--的大房间里。而这一切居然进入了外国人写的中国旅游指南，甚至到了前几年尚有国外的背包客在丽江宾馆中询问二十人的大间。 他们中的人还会写点文章发表在国外的报纸上，我曾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关于纳西女屠夫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对照地写道了男人们在街边晒太阳的情景，这应该令纳西男子感到脸红的。 丽江古城积善巷临街的居民是最先从事旅游业的古城居民。他们发现了国外旅行者的需要，于是这条街上出现了一些名字叫“西餐厅”的小食店，并且都在招牌上写上了英文。与政府的规划等现在古城保护中的流行做法无关，是他们和旅行者共同将这条街逐渐改造成了被本地人称做“洋人街”的服务区域。那时他们的西餐肯定比不得现在的水平，而一盘撒上点白糖的西红杮居然可以当成一盘菜来卖也是被当地人称奇的事。而那条修好的直插四方街的大通道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市场。白天在路边的摊位上有各种日用杂货出售，而晚上就成了路边烧烤点，在引人垂涎的烧烤味中，热闹的划拳声通宵达旦。 宣科已经逐渐进入了古乐会的核心，乐队以“纳西古乐”的名称开始涉足商业演出。最先是在现在的“古城第一弯”酒店的院子中，逢一、三、五晚上演出。 大石桥到四方街的那条路边矮小的房屋中，也开始卖起了米线，只是食客仍然是本地的多。 四方街很少卖肉摊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要求，幸好前几年烧出了一块空地--“巴黎圣母院”前和隔路对面的空地出现了数十个肉摊。他们是被政府引导到这儿来的。而卖菜的驻足这里，或者到别市场。四方街成了卖小吃、杂货的地方，四周被摆上了不少摊位，大都卖着鞋，是那种更多是农民购买的胶鞋。 现后来是国内的旅游者也开始进入--毕竟，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或者说人们的爱好已经可以表露--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富裕到有闲钱来旅游。丽江的街上随时有游客走过，米线街--一大排所以升格了，叫“米线街”--的食客开始有了大量的游客。 古城中开始出现几个做木雕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尚有东巴文化的山区，他们在木头上雕刻这些文字。 乘这个形势，1994年云南省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在丽江召开，丽江政府开始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当然被百姓所知晓已经是以后的事了。而这次会议时，当地政府让房子临主街的一面都都涂上了朱红，光鲜得有点古怪，街上弥漫着油漆味。而这次会议前一个更加古怪的事是古城中所有的训面的招牌都要求写成东巴文--我长到大学前还不知道有个东巴文，更不知道它与古城文化有什么关系。这应该不是我的孤陋寡闻，在从有据可查的资料看，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是这个情况，东巴文即使在那时也不被古城人民甚至是读书人所了解了。第一个编写东巴文字典的人，古城纳西族人杨仲鸿，也不过是二十年代去省外读书时，在别人的指点下认识到东巴文化，然后潜心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同样的事发生在1933年开始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历史学家方国瑜身上，他是在大学毕业后经当时北大研究所刘半农建议下，开始进行东巴文化研究的，并为此专门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学习语言学。也许在早先木氏是信奉过东巴教的，只是他们后来一直开始崇尚汉文化，东巴教这种纳西的族的原生宗教在古城内逐渐势微，只到不再有人知晓。 四方街西面的房子被悄然拆去，这只是后面一系列拆房挖沟的开始。而丽江的旅游也开始起步，这可以从每年的游客数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得出结论。 95年，丽江机场建成通航。同年年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视察丽江后认为丽江有希望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地。他的预见在几年后得到验证。 96年2月3日傍晚，一场没有预报的7.0级的强震袭击了丽江。丽江古城位于宏观震中。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对土木结构建筑房屋抗震性能的第一次考验。从历史上看，丽江这个地方地震不算很多，从有记载的明朝开始，也就近十次。 震后十几分钟后，我进入了百岁坊的巷子内，踩着满地的碎瓦和土坯，行至现在的古城管理所门口时已经无法再前进--巷子已经被倒下的土坯墙堆成了两米多的小山，更讨厌的是天逐渐黑了。 感谢苍天，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全城的电突然停了，后来据说是因为地震发生在北边，当第一波震波冲击时，距离很近的电站的电闸就自动跳开了。这一点对古城的意义非同凡响，除了有地震的直接灾害外，火灾的这个城市地震最常见的次生灾害没有袭击丽江古城这座木结构的城市。也许这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 四方街聚起了惊魂未定的人们，古城毁坏情况迅速在人群中传递。随时发生的余震中我在庆幸尚有几小块空地可以让古城人民紧急避难。 从第二天开始，古城的空地上陆续搭建起了各种材料的防震棚。但绝大多数的人只好逃出了古城--古城的空地太少了。 在震后第三天晚上，我重新回到古城--前面两天都在单位忙着发放救灾材料--八点多钟，古城已成了一座死城，所有的房没有一点光，石板路上落满瓦砾，一些河段被倒下的墙堵住，使一些巷道漫着水。我没有想到一座城市因为没有人气而这么迅速地死去。 白天，空地上挤满的防震棚倒是热闹，人们因灾难而变难更加地通达。临近的几个防震棚合伙便开始提前享用这过年准备的火腿、腊肉、鸡。麻将，这个器物在灾难中变得异常珍贵--随时会来临的余震使人们不能到处走到了--而这些令外地的记者十分诧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大灾中见过如此乐观的人群。劫后余生的人们互致问候的结束语是“人活着就好，房子可以再起的”。丽江的房子大多是私房，而这次地震受损最大的是房子。 逐渐，援助开始陆续到来，救灾的队伍来了，古城开始恢复生机。 过了正月十五，传说中的强震没有再次来临，人们逐渐回到尚未倒塌的家中，三年中，古城成了一个工地，恢复重建的行为随处随时发生。 最大的工地当然是政府开辟的。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入口处东大街的那片砖混结构的建筑开始拆除，夜以继日响彻了水泥构筑物被铁锤撞击的声音，然后陆续盖起一片传统的建筑，刷上了朱漆。水泥路也被撬起，铺上了五花石。河道也露出了多年不见的丰姿。河水流得很好，只是这里没有落差，水面平静，象极了江南的河流。于是造了一道道小坝，水流也就湍急起来。 四方街的水泥地被重新撬起，但后来铺上的新五花石让沧桑的感觉荡然无存，更可笑的是中间镶了一块磨得极光滑的花岗岩石板，上面大书“四方”，很受古城人士的诟病。再后来是新的石板又一次被撬起，代之以从附近乡镇古街上换来的已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板，幸好是岁月磨的，不是机器。 古城日渐一日地新起来，流行着极其恶俗的做法是在新刷的墙上画出砖的样子，上面画了花鸟虫鱼、小桥流水，写着诗句。文化古城有点“伪画古城”的样子。 古城中的房屋几乎没有明代的，清代的也只有少数几所。当然，这也无关紧要，毕竟传承文化并不仅仅是依*房屋。 而经过地震后，丽江的旅游不仅没有淡下去，而是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多人甚至认为是地震使世界重新发现了丽江。要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是正确的。只是丽江早在地震前就已经被重新发现过了。 古城就这么日新着，古城里的铺面也开始俏了。在我看来这当然是好事，虽然纳西人在早期是有商业传统的，只是在解放后的特殊年代被阉割了。而周边的鹤庆人或者更远的地方，似乎一直都有商业存在。从这点看，纳西人还是很老实的，起码对上面的文件是执行得不折不扣的。 古城做雕刻的年轻人逐渐多了起来，已经不再局限于有东巴文化传统的山区的年轻人。而同时很多的外地人似乎得于天授，一夜之间也精通了东巴文字，堂而皇之地为各地游人刻着东巴文印章。 古城排污管在三条河的河床中铺设起来。但由于先民对河流排污--丽江原本人少，古人又有多少污可排呢--功能的依赖，这次修建的排污设施根本不可能将沿河房屋排污口接下污水管。只有将古城的厕所、以及原先排入河中的数十条污水沟纳入排污系统。 古城中因地震而变得摇摇欲坠的旱厕拆除重建成冲水厕所，开始收费。 古城恢复重建中最大的一项工程--木府也开始修建，并在三年重建完成时如期完工。由于国人传统都有不重资料的毛病--谁又说得出阿房宫、甚至更近有圆明园是怎样的。图纸是绝对没有留下的，或者根本没有--所以木府大半只能是臆测。唯有石牌坊倒是依据了照片及一些有记载数据，也算一件幸事--虽然以现在的工艺做仿古建筑意义有多大可以讨论，但起码给观光客多了个到此一游的留影处。当然木府逐渐增加了文化含量，还是值得去认真看看，虽然35元的票价似乎贵了点。 在这个过程中倒有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拉市海引水工程中的北干渠终于建成，引水注入黑龙潭，这使古城河流的水一年四季湍急得令人心快神怡，也似乎以此而消除了黑龙潭水在枯水季节甚至干涸时古城无水成为臭城之虞。 在地震后的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与平遥古城、苏州园林一道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说在最后一次会议前出现了一点小的周折，但最后还是以全票当选。那个会议是那不勒斯时间晚上举行的，而在丽江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左右。那天整个古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当地电视台还采访了一些上街庆祝的群众。得到的都是一片叫好声，但是有点遗憾的是那些反馈似乎很少与设立世界文化遗产的本意相吻合，也就是很少谈及入选后将更加有利于古城的保护，而都在大谈旅游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然后是在1999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丽江作为分会场，从99年5月1日开幕到10月31日闭幕的半年之中，丽江的旅游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如今在那个时间做过导游或者生意的人们回忆起那段时光依然是那么愉快，他们都赚得盘满在钵满地。 从瑞丽扫荡过来的福建玉器商人在古城最好的地段扎起了营帐，东大街、洋人街成了玉器珠宝的天下。从世博会开始，玉器攻夺略地，四方街、米线街充拆着伪劣玉器珠宝刺目的邪光，古城，甚至在某些人中口中成了四大玉器加工地之一。他们带着充足的资金，几乎盘踞了古城所有好的铺面。幸好这样的时光不长，在一些重要人物在古城买玉器上当的情况上演多了以后，政府取消了玉器在古城的销售权。 而此时的四方街已经是一个挤满了工艺品、真假古董、民族铜器摊位的场所，从早上九点左右开市到夜晚十一二点，都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而那些铜器在阳光下闪着红铜特有的光茫，几乎成了四方街经典的景色，也被无数游客甚至摄影家当成了收获。 地震恢复重建中，还有两个标志性的建筑在丽江古城出现。一个是狮子山上的万古楼。这是一个全木结构的塔楼建筑，民间传说是有活佛提示当在狮子山上建此一物以镇丽江之脉，估妄说之，估妄听之。但这个建筑的出现倒是让有兴趣的游客登高可望丽江坝全景。只是另外的坏处是现在将整个狮子山围了起来，收门票。另一个就是古城入口处的水车，现在经常有游客问：到水车那儿怎么走。虽然有的朋友认为这个东西很恶俗，但能做到一个相当容易识别的标志，也比另外一些注定会被拆除的东西好多了。 如果总结一下，地震、文化遗产、世博会这三件大事，如同一个卫星的三级火箭助推，丽江从一个仅被一些自助客所知的地方，成了几乎被国外所有有旅游愿望的人所向往的地方，进而成为中国的小资旅游胜地。而《新周刊》在2000年创造了一个小资问句：“你丽江了吗？”。 在世博会后，前面提到的古城新建筑中的最大败笔“巴黎圣母院”以及周围的一些民居包括空地被剑南春集团购买，然后建起了一个叫“剑南春”文苑的四星级砖木结构的酒店，这个建筑因为体量太大，受到了联合国遗产检查人员的批评，但肯定是回不到从前了。同期建起的还有“玉龙花园大酒店”，也是四星的，它贯穿了大半个新义街，在这个建设中，起码有四幢纳西族典型的大院被毁，都是“三坊一照壁”或者四合五天井式样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丽江古城居民开始了拆墙开铺面的风潮。其实，早在四十年代，丽江古城就有1200个商铺，而那时的建筑临街房屋基本是铺面的格局在50多年后的丽江并没有改变。那时的店铺是分布于古城几乎每一个角落的，而现在都是窝蜂地挤在了新义街、光义街的部分、新华街的部分这个不到古城三分之一的所谓核心区四方街的周围。在这样一个集中大规模地商业攻势下，丽江古城核心区的商业氛围越来越严重，很让一些原本对丽江没有什么了解，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就自觉地认为是穷乡僻壤的人们感到了失望，更严重的是也让处于同一个理解水平的专家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丽江商业化太严重了”的叫嚷声中，地方政府必须做出回应，于是，在200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四方街所有的摊位悄然消失了。这个从唐朝中叶就开始出现，在后来成为滇西北甚至云南最重要的集市的之一的场所，这个号称是古城的**、经济、文化中心的集市，在一个不太寒冷的夜里消失了，那些闪着红铜光芒的片子成为绝唱，而后不久，我注意到了四方街五花石板的缝隙中居然有生命力顽强的小草长出。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反讽。 那些从四方街搬走的摊位的主人，一些是在古城核心附近找到了新的店面，而另一些则在尚未开发的七一街一带开起了铺面。而在我看来，这些尚未开发的地带恰好是留给不喜欢太商业化的游客感受不商业化的一个地方――文明，在我看来就是有所选择的生活，喜欢热闹的酒吧、人来疯的人们大可以在新华街、四方街一带泡吧、打跳。不喜欢这一类旅游体验的可以到五一街、七一街的古巷中慢慢地走走，仍可以感受到森然的古意。然而就是为了减少满足那些不肯深入那么一步探幽的客人或者为了让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闭嘴，而采取的一些行为却是在进一步减少古城的味道。我不知道谁是谁非，然后，有一句推卸责任的话用在这儿蛮合适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或者谁的头大谁的话就是真理。 而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段里，古城里居然有了放河灯的摊点，在我看来，这很奇怪，因为我们纳西族虽然放河灯，但也仅限于“中元节令”，也就是俗称“七月半”的鬼节，这外节日纳西人要举行接祖、送祖这种仪式，也就是这个节，我们会放河灯。可现在是每天都放，不是本地人放，游客掏钱放。 也就是在这年，政府开始有了古城要收门票的动议。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个类似过渡的手段叫“古城维护费”，这个费用是每个客人20元，但因为丽江古城传统上就没有城门，进入古城的道路最少有二十几条，这就增加了收费的难度。于是，只好请宾馆酒店代收。只是，真正实行下来，效果却差强人意。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世界遗产管理的会议在丽江召开了，与会的对丽江古城的历史――也就是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商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丝毫不了解的“专家”们提出“丽江古城的保护可以采取象其他一些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中收费来控制观光人数的手段”一类一看就是弱智的方法，这基本是与决策方一拍即合的想法。于是，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以及论证的过程，虽然只是处于讨论的阶段，但网上已经有了消息，然后就有了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只到最后时刻，才有了完全的逆转。政府终于放弃了这一想法。但是取代的是将古城维护费提高到40元。还是在由宾馆酒店代售，但为了尽量减少流失，就在玉龙雪山进山处设了检票点。这样做当然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古城维护费的流失了，因为除了极少数人或者是第二三次来丽江的人外，一般人都会选择到雪山一趟的。 人们赚钱的智慧真是无穷啊，除了放河灯，古城又有了放生鱼的摊点，后来增加到到处都有。 古城的游客已经突破三百万人次了，这当然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很多时候，我愿意将这个数字起码减去三分之一到以上，因为中国的旅游统计中规定的是离居住二百公里或者六个小时都算是旅游，且基本是通过抽样推算的，还要乘一个平均滞留时间。有时想想挺荒谬的，但这是一个口径，在这个口径下做出的所有东西都是可比的，我们完全可以只看同一参照系下的相对增长量就是了。 在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数字下，是越来越多的店铺，越来越高的房租，越来越离谱的转让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当然应该有所作为。于是，古城内开店的工商注册被完全停止，也就是政府意图将古城的商铺控制在一定数量内，然后逐渐减少。然后就开始实行“风景名胜区准营证”制度。 就在这时候，非典来了。这场几乎以意席卷全国的飞来横祸虽然最终没有到达云南，更没有降临丽江。只是，丽江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薄弱的公共救治体系根本不能抵御这种可怕的病毒，只能宁肯牺牲整个旅游业，而完全停止旅游的一切接待，从2003年4月20日起。所有与旅游有关的店铺包括古城内的所有客栈、饭馆全部歇业。当然设了隔离的接待点，是为了接待从外地来的人们的。 古城似乎在一夜间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种没有商业的非常年代。在这个时期，政府开始了全面的三线入地和埋设排污管，将古城居民和店铺的污水管全部纳入市政污水管这一功行无量的工程，同时对古城内尚且没有铺上五花石板的路面进行了铺设。 非内过后，丽江古城又回到从前，每天迎来送往地，打着小旗的导游引领无数的团队，夹杂着对这些团队侧目而视的号称是驴的自助者，只是他们都在河边的酒吧中泡一泡，也大多在人多的四方街周转一转，只有不数的会走到古城深处，或者和古城的居民谈一些或是或非的东西，然后回到他们的城市。 2003年就这样过去了，古城每天都是新的，而2004年多了一些鱼，在古城的河里游着，我觉得密度大了点。只是看着还蛮有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