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天津天津游记—天津五大道的名人故居—同程旅游博客

可能是太沉浸于对往昔的思忆，经常在街上会突然停下来，面对一座宅子伫立凝思。于是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不能自拔，甚至疑惑自己跌进了旧日的时光中。

天津城里那些早年的租界地为我提供了这种沉浸的理由。而那些曾在租界地盖楼娶妾颐养天年，抑或是今朝当总统明日当寓公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界风云人物，更为我沉浸的理由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日心情。

那日我到一家编辑部办事，骑车进了大院，一回头，一个写着黑字的白色玉石标牌镶在那座我非常熟悉的建筑上。我恍然一惊，原来这是孙传芳的旧居。

现在这里是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办公楼，这幢深灰色的楼房，是两层精致的西洋式建筑,在进门处有漂亮的弧形避雨顶,孙传芳不能不说是个人物,他曾是北洋时期的五省联军总司令，是直系后期惟一剩存的最大军阀。

孙传芳被蒋介石的北伐军打败之后，便来到天津，买下了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的房子，作起了寓公。但孙传芳的寓公日子并不悠闲，他得时刻预防着老蒋，所以，在这座西洋式的楼房里设经堂念佛事，以示自己远离政治。他的这一招儿还真躲过了蒋介石，但却仍然在劫难逃，他死在了昔日政敌后代的枪下。

他是真的皈依佛门还是伺机东山再起，如今面对他的旧宅，我们谁也无法探知当年孙传芳的心情了。

奔波在往日熟悉的而今日又似乎有些陌生的街道上，现今的声音都莫名其妙地变得遥远和悠长，像是酒吧里的背景音乐一样。我明白这全是因为心里那股涌动的思绪在作怪。

就这样呆呆地站在新华路上的这所旧宅前，全然不顾从身边快速通过的车辆。我惊疑地发现原来在这条经常上下班的路上所看到的这座普通宅院竟是顾维钧的旧宅。这是墙壁上那块标示牌准确明白地告诉我的。那块牌子已经有些破损了，显然镶上去有些时日了。

这座三层红砖小楼，既不张扬也不霸气，在这条已略显灰旧的街道上似乎也就更加平实,和它的主人先前那叱咤风云的外交生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顾维钧在这里究竟住过多长时间，我一时无法知晓，因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及内阁总理以及后来曾在国民政府出任多国大使的顾维钧，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在外交穿梭中度过的。

这幢西式的小楼，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特为顾维钧设计建造并赠送给他的。据说，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的是顾的第四位夫人,因为这位夫人是天津人。尽管顾维钧在这里住得时间不长，但也正是这幢公馆，救了他的命。

那时的北洋政府内阁几乎几天更换一次，但他的外交总长的宝座却异常牢固，并且在张作霖时代担任内阁总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与张氏父子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后来张作霖退到关外，顾维钧决定与张一起走，可当时他感到身体极度疲惫，便决定到天津休息几天再走。张所乘的那趟车在皇姑屯被炸，而顾维钧幸免于难。

在顾维钧的公馆前站了一会儿，我想进去看一看,揣摩一下他听闻张公被炸时的心情。他一定在这座当年洁净的小院里徘徊着，也一定在三楼那特大的书房里沉思不语……

正在冥想中，里面的门卫老大爷走过来对我说，现在才几点呀，6点半上课，这还差一个多钟头，呆会儿再进吧。我只好退了出来，见挂着民革天津市委员会木牌子旁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纸，上面有各种补习班的上课时间和课程安排。显然门卫老大爷把我当成了上补习班的学生。

寻旧的心情一旦沉陷进去，就会体味到一种紧张、疲惫和兴奋，会为发现这座城市的过去面貌而感到一种得意和喟叹，当然还夹杂着别样的感觉。

名人旧宅上标牌的出现，则大大地为我提供了这种方便。其中庆王府和张学良公馆便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庆王府是清代庆亲王载振的王府。最早是大太监小德张建的，后来卖给了载振。这位纯正封建王朝里的人物却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式的楼房。进得门来，便是长廊，可以挡雨，前面是须要仰视的成梯形的大台阶。带有二楼走廊和檐壁饰花的立面，又有黄绿两色的琉璃瓦，这在租界地内的建筑中是少见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的社会中洋混杂的局面。在主体建筑的左后面便是有着假山、池水和花草的小花园。这座有着近80年历史的建筑如今看不出一点颓败的迹象，当然这得益于小德张施工时的严谨。据说当初打地基时，小德张每天都来工地视察一次，每次视察都要朝基坑中抛撒现洋，以此鼓励工人把地基打牢打厚。太监的严谨和小心在这里倒用对了地方。

冬季的上午，站在庆王府的后花园里，我能想象出当初喜欢戴着圆片墨镜的小德张在看到基坑内工人们争抢现洋时所发出的女人般的尖厉笑声，还有载振一家关上大门，依旧按照旧制生活的豪华与奢侈。当时仅掌灶的厨师就有6人，下手有9人，而庆王府特制的香白酒，更在天津卫名声远播，但并不是谁都能喝上的，除了载振的挚友，像那桐、徐世昌等人之外，一般的人恐怕连味都闻不到。

载振在王府里研究白酒的特殊配方，但也并非没做正事。惟一的可以为他寓公生涯添上光彩一笔的，恐怕就是他的《英轺日记》。在这部日记里他详尽记述了作为庆贺英皇加冕典礼的专使在英国的活动情况，以及访问美国及西欧等国的见闻。这部日记对传播西洋的先进文化及其工业文明，对当时封闭落后连年战乱的中国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载振在庆王府里用早年聚敛的金银财宝挥霍至极，一次宴席就能花掉上千块大洋，一部《英轺日记》的诞生，有如此大的代价，也算是弥足珍贵了。

我在寻访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一座旧宅之所以让人感慨，并非完全是因为奇特叫绝的建筑，而在于房屋里面发生的故事，一种交叠糅搓的复杂的心情便跃然心头,建筑的本身已化作情绪的引线了。在张学良旧宅前，这样的感觉似乎更加浓烈。

我相信张学良的公馆不止一处，但最关键的，这处公馆正是当年少帅与赵四小姐热恋之处，也正是从这里两人密约到沈阳去同居的。无疑，这处公馆便有了更加特别的意义。

这处公馆坐落在天津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赤峰道上。如今这条街终日人车拥挤，很难想象早年这条叫作丰领事路的街道曾是法租界里最幽静的街道。

早年的少帅公馆如今是一家阔绰的酒楼。夜幕低垂，酒楼被从不同角度照射过来的灯光所包围，这座三层银灰色的小洋楼似乎比白日里更加豪华、雅致，它的特点是每一层都有阳台，阳台宽大，造型美观，与少帅的风流倜傥极为融洽。

张学良喜欢天津，自从奉系打败直系后奉军入关，张学良就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天津，并且将他的弟弟张学铭提拔为天津市的公安局长，后来又当了市长。

那时的张学良极喜欢跳舞，他和赵四小姐从北平跳到天津，而在天津经常去跳舞的地方是利顺德饭店。1929年的春天，从墙子河畔那柳树上飘飞的柳絮一直飞到离河很近的公馆上空，那天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心情格外好，他们从当时天津租界地里最高级的西餐厅——维多利亚餐厅出来后，又来到利顺德跳舞。舞终曲散时，已近子夜。那天晚上繁星满天而且春风拂面，在这样怡人的春夜里，春情满怀的少帅挽着赵四小姐的腰，还沉浸在欢快的布鲁兹舞曲中，汽车在他们的身后慢慢跟随着。在这样难以平息的情绪中，两个人难免会作出激动人心的决定。我想“赵四失踪事件”肯定是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酝酿出来的。

到天津租界地盖房子置地当寓公，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野政客们一件颇为时髦的事情。之所以选在天津，一来租界地里安全，甭管谁上台，都不会跑到租界地里找麻烦；二来天津离着政治大舞台北京近，前台无论发生什么事，后院立刻知道，可进可退，十分方便。

在当寓公的下野政客中，并非都悠闲自在，大部分人还想伺机再走上前台北京，去发号施令，去发挥“余热”。其中潘复是这类人中最典型的代表。

在当年英租界的马场道上，有一座庞大的欧式花园别墅，别墅占地十多亩，是租界地内所有公馆中面积最为庞大的一座。当时别墅主人就是潘复。修建别墅时的潘复正在北京任北洋政府时期的代理财政总长。显然，他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后路。

果然别墅建好后的第二年，潘复就下台了。这幢别墅也就非常适时地承托了落魄的潘复。

从西洋式的楼房出来，望着满院子锦簇的花草

，还有茁壮的大树，潘复的心一定极为复杂。寂寞并非谁都能适应，很快这幢花园别墅便成了上层人士的俱乐部，潘复在这里邀人听戏、聊天，抑或大宴宾客。一时间朝野官僚政客便经常出入于此，如当时的张学良、张宗昌、吴毓麟等，同时，他还巧妙地利用这些人再延伸另外的关系，比如利用曾是交通总长的吴毓麟与曹锟的秘书长搭上关系，继而又利用秘书长，使曹锟的二姨太与他的二夫人结成干姐妹，这样关系就一直铺到了曹锟那里。

为了重返政坛，潘复不惜力气，不怕失败，是好事就做。他曾从中搭桥，修复了原江西督军陈光远与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生死之仇；又带着孤身一人来津的孙传芳去面见曾是孙传芳手下败将而当时正在得势的张作霖，将二人仇结解开，并在这“做好事”中，牢牢地凝固住了各派势力。应该说，这次好事潘复没白做，后来张作霖组织军政府，立刻就想到了“工作能力”颇强的潘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如此比他早年的代理财政总长不知风光了多少。

如今，这座庞大的宅院是园林局的办公所在，院内绿意盎然，宁静幽雅，足能想象出往日的气派，从外面进去，那带有坡度的路面，更烘托了那种气派。

在天津的租界地里，那些民国时期的总理、总长，还有北洋时期的各省督军及早年声名显赫的遗老遗少、官僚买办比比皆是，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几乎走过一个大院子就能说出一个人名，在这些人物中，最具代表的则当属民国时期的五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

如此多的大人物集中在一座城市的某一狭窄地域内，这似乎只有天津卫才有这般的“荣幸”。不过有些遗憾的是，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尽管在天津有多处宅邸，却都保存得不好，原址上增盖了许多平房和简陋的楼房，看上去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黎元洪在津的别墅也颇多，但都先后被拆掉，只剩下一座私人影院，也被装饰得怪里怪气的。

冯国璋的寓所远离现今繁华热闹的市中心，在过去僻静的奥租界上，不比旧日英法租界那样名人宅所集中，维修得也不太理想，知道的人似乎也很少。徐世昌和曹锟的公馆都在英租界上，而且保存完好，这样见物思人，对于怀旧似乎更容易“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徐世昌尚存的两处寓所中，他自己居住的那处保存最好而且最有特点。那是一座典型的英式别墅，无论是凹字形的陡削瓦屋顶，长弧形欧式观赏露台，还是清水砖墙，再有庭院里高耸的大树，所有的一切无不弥漫着秀丽典雅的欧式新自然风格。这也与他的“文治总统”称号相得益彰。

举人出身的徐世昌其实是地道的天津人，就出生在老城厢里。后步入仕途，逐步青云。他在当了4年的总统后，因曹锟恢复旧国会而被迫辞职，回到天津当起“租界寓公”。

文化人出身的徐世昌应该说是在下野政客中比较“想得开”的人，而且也是比较恬静的人。既没有像袁大总统那样拚命娶妾，到最后竟连儿子袁克文相好的女子也被他娶作了姨太太；也没有像好客的黎大总统那样，整天在寓所里接待中外宾客，从美国的钢笔大王派克到英国报业巨子北岩公爵，天天欢声笑语。而徐世昌则安安静静地作起了学问。

晚年的徐世昌吟诗作画搞收藏，闲暇时以种菜取乐，他还组织“晚晴诗社”，编书出书，许多书都有一定学术价值,像雕版本的《清儒学案》等。

徐世昌晚年的平静生活，当然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在他80大寿时，几百人自发地来给他祝寿，单凭这点好人缘，也足以说明了徐世昌懂得一个下了台的政治家应该做什么。

曹锟的旧宅离徐世昌的宅邸也就5分钟的路程。当我站在那座砖混结构的三层小楼面前时，已是下午3点钟了，这时也正是五大道一带最为安静的时候。当然那个时代，这一带无论上午还是下午，除了经常能见到外国巡捕和静静驶过的小汽车之外，几乎见不到行人。这样的安静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后来大量的公司和餐饮娱乐设施进驻这一带，使得五大道变得喧闹起来，享受宁静已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不过在下午这短暂的时刻，还是有一点往昔的影子。

在这条叫作南海路的短促的街道上，静寂得没有一人，楼上的窗户布满了灰尘，仰头望去，不清楚窗户后面有没有一张老太婆的脸。假如有的活，也肯定不会是曹锟的四夫人刘凤伟了。她要是活着的话，大概已是百岁老人了。

1924年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被冯玉祥囚于北京延庆楼，这就是近代史上的“北京政变”。后来冯玉祥退出北京，曹锟下野，随后便来天津隐居。当时曹锟有两个夫人在天津租界地住，起先他与三夫人住在一起,时间不长，就搬到四夫人刘凤伟这里，直到去世。

曹锟的这座宅邸，没有徐世昌宅邸浪漫，但因腰线采用立柱造型，并且顶层出檐，所以沉稳中渗透着气势。

曹锟的政治名声不太好，仅“贿选”二字，便打了许多折扣。再加上下野后初到天津时，他的两个夫人因争宠争财而大打出手，双方雇用了许多流氓打架，后来又发展成巡捕持枪对峙，直闹得英租界一片硝烟。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都是曹锟家里械斗的消息。

但曹锟却在自己的人生终结之时，高风亮节了一次，而且极为感人。如此的人生句号，应该说曹锟画得相当圆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后，他们急于在各沦陷区成立“治安维持会”,同时也想成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这样就必须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出山，才能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抗衡。于是日本人想到了无论身份、名望都能与蒋介石相对等的曹锟。

于是早年这条叫作达达克拉道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高级轿车，曹宅前也出现了许多日伪大人物，有“华北临时政府”的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有“河北省长兼天津市长”的高凌蔚，有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少将部长喜多诚一，但曹锟或是不开大门，或是大声斥责，坚决不当汉奸。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这当是曹锟一生中最为耀眼的亮光。

我终于等到了曹锟旧邸大门的开启，两个老人相携着慢慢地从里面走出来，他们用异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向前走去。阳光照在他们佝偻着的后背上，他们蹒跚的步履令人心有感动。

随在那对老人身后，那感觉就像在通读历史。在冬季温暖的午后阳光下，在充满异国风情的街道上，人的思绪怎能不浮想联翩呢？ 摘自：《人物》杂志

曹锟，字仲珊，天津人，同治元年(1862)生。他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大总统，在津有四处豪华住宅。

其一，在河北五马路、黄纬路，叫“曹家花园”，这所住宅原系买办孙中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建。1922年转卖给曹锟后又大兴土木，增建廊庑、亭池、岛榭，建成一座豪华的园林别墅。占地面积200余市亩，楼、平房4000多平方米。

其二，在英租界19号路(今和平区河北路211号)，1922年建，有前后两道院。前院建中西结合二层带地下室主楼一座，砖木结构，高台阶；后院建三座二层小洋楼，并列建一座花墙将前后院分开。三所小楼中右侧是少爷楼；左侧为小姐楼；中间是宾客楼。靠两侧院墙建两座条形带地下室小楼，是男女佣人住房。中有一个地下室建有水牢(男牢)、旱牢(女牢)，整所住宅共有楼房78间，平房27间，建筑面积2370平方米。

其三，在英租界43号路(今和平区洛阳道45号)。1923年建，为西式二层砖瓦楼房，带地下室，共有楼、平房42间，建筑面积1153平方米。主楼前檐有四棵钢筋混凝土立柱，塑有花纹。外墙镶黄色瓷砖，内部装饰考究，全所楼房富丽堂皇。

其四，在意租界二马路(今河北区民主道27～29号)，1919～1920年修建，前后共两幢二层带地下室砖木结构西式小洋楼，占地面积5.66市亩，共有楼、平房月间，建筑面积2468平方米。

潘复，山东济宁人，清末举人，1919年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代理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1927年任国务总理，下台后先在大连，后到天津定居。

潘复故居在英租界马场道东头(今和平区马场道2号)，是一座典型的西欧风格花园住宅，占地十余市亩。该楼于1919年由潘氏委托开滦煤矿董事庄乐峰邀请法国建筑师设计并承包建造。主楼是三层砖木结构，大瓦、瓦垄铁顶，水泥抹面，门窗地板一律用菲律宾木料，楼内设五面形阳台。主楼的东楼下为招待达官显贵的客厅，西楼下为接待亲友客厅。整座住宅有楼、平房17间，建筑面积3827.99平方米。宽阔的院子用铁栅围墙，种植各种花木与草坪绿地，院子中间有甬道直通主楼正门。

顾维钧故居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光绪十四年(1888)生，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土。1922～1926年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

顾氏在津寓所坐落英租界威灵顿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系1927年以顾少川名义购于英租界工部局土地2.058市亩，建造成一所三层带地下室西洋古典式楼房。混合结构，木屋架起脊，二楼和三楼设有平台，整所建筑设备考究，共有楼房45间，平房2间，建筑面积1400多平方米。

-----------------

颜惠庆，字骏人，祖籍福建厦门，1877年（清光绪三年）生于上海虹口一个清末新式家庭里。其父颜永京，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以传教兴学为职志。曾在上海筹建圣约翰书院（后扩充为圣约翰大学），并担任首任院长。其母戚氏，早年入中西女塾，后又到香港进修英语。颜惠庆从小接受英语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为他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打下了基础。1895年，他与弟弟一起赴美留学，先入中学学习，1897年升入维金尼亚大学，毕业时获文学士学位。1900年颜惠庆归国，被聘为圣约翰大学教员。1905年担任了上海《南方报》新辟的英文版编辑。转年，应上海印书馆之约，主编《英华双解大辞典》。1906年9月，清政府举行第一次留学欧美毕业生考试，颜惠庆获第二名，被授予译科进士，分发学部工作。他辞谢未就，请假南归。

1927年底，他举家退居天津英租界马厂道（今和平区马场道），住在海军总长刘冠雄寓所对过。旋出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几家公司董事，嗣后又担任南开大学董事会主席，从事金融企业和社会公益活动。

朱启钤———字桂辛，号蠖园，1871年生，贵州开阳人，曾担任过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内城巡警厅厅烝，外成巡警厅厅烝，东三省蒙古事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在北洋政府中当过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

提起梁思成，人们想到的恐怕都是他在建筑学上惊人的造诣，知道他父亲是近代文学大师——梁启超的已然不多。若是提及他所参加的中国最早研究建筑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建人：朱启钤，知者几人？
朱启钤是个奇怪的人，说他奇怪，是因为他不仅在建筑学的学术方面有着过人的才能，也不只是因为他还是个实业家，最奇怪的是他还在政府里担任过大大小小的官职。
一个人若是自诩有多种才能，通常就意味着他在那个方面都不甚精通。但朱启钤则不然，在建筑这一领域，他在北京主持改造了前门，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等，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还修葺开放了社稷坛，兴建了北京第一家公园——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在北戴河，他兴利除弊，筑桥修路、发展交通、兴办教育、整修古迹，连西方的《邮报》也不得不称赞他“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做实业，他在任时修筑了津浦铁路、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创建了我国首家民族资本的远洋轮船公司——中兴，还将濒临倒闭的山东中兴煤矿一手拉到全国第三的位置。至于为官之道，别的不说，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这几个跨时代的高官要职就没有那个是仅仅风光于一时的。
一代名家，所居之处亦是不同凡响，他在北京的故居坐落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院内一条长廊将东西八个院落分为两个部分，又联合成一体，八个院落自成格局，屋外均有回廊环绕，用料考究，工艺精细。即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又不同于普通的四合院。这座院子也是历经磨难，在日寇统治北京期间，曾被日寇以10万元的低价强行买走，后来因国民党接收大员以为地下埋有珠宝而所有地板被撬开，直到新中国，才做了外交部招待所，后为职工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