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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英告诉记者，蓬莱申请”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考证的。在“西汉盛世”的汉武帝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有了空前发展。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建立中国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是汉武帝时期对外关系发展的一大特色。汉武帝曾两次派遣使臣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在海路方面则扩展了两条海上丝绸之路：一条是南海到印度的航线，另一条是以登州古港为起点，通往朝鲜、日本的航线。
滕建英介绍，从隋唐时期起，蓬莱就开始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遣隋使和早期的遣唐使都是从当时的登州登陆到达我国的，蓬莱是北方诸国对外交往的门户，也是中外商品的最主要集散地和抵御外族侵略的军事要塞。唐中后期，登州古港以其优越的战略区位，上升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港口，与南方的广州港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位于辽东半岛的地方政权以及朝鲜和日本联系的纽带。
据历史资料记载，从隋唐时期，中国就以登州为中心，向东到日本和朝鲜，向北到渤海诸国，向南途经扬州、泉州、广州等地，沿着南方航线直至地中海诸国，那时这里就成了沟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日本曾6次、朝鲜曾30余次派遣唐使由此登陆抵达长安进行友好往来。遣唐使登陆后，下榻在蓬莱的著名古刹开元寺内，当时，每批遣唐使团登陆后，先是向登州府报告，然后由官府通过驿站，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通过驿站传旨到登州，然后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作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
另外，在北宋时期，蓬莱对朝鲜的民间贸易也相当的繁荣。据史书不完全统计：北宋共有103批，3169名商人前往高丽王朝从事贸易活动，宋商运往高丽的货物，主要以丝和丝绸织物为大宗，高丽虽也制作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物却都是通过商人从山东、福建、浙江等地运来，后经登州港出海。这说明，即使到了宋代，蓬莱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主要通道。
遗存显示 东西文化交汇蓬莱 “登州港对外交往的便利，使东西文化在登州交汇。虽历经沧桑，但至今仍保留有当时珍贵的文化遗存。”
滕建英说。
生活在蓬莱沿海的先民们，最先世代耕海捕鱼，在与大海搏斗过程中，逐渐摸索出航行的本领并乘舟逐岛远帆至朝鲜、日本，在对外交流中，形成著名的“入渤海高丽道”，使登州成为我国早期对外交往互派使节和遣隋使、遣唐使朝拜登陆的主要地点，有过“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的辉煌。宋代时蓬莱成为屯兵运粮的主要港口，明、清时期，蓬莱又因古港布局合理、设计巧妙、匠心独运而成为军事要塞，在军事上由千户所升为卫，其城市功能从一个东北亚的国际海港向着守卫山东半岛的地方海防军港和基地转变。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防御体系，在抵御倭寇侵犯方面发挥了海防要塞的军事作用。
滕建英介绍，昔日的蓬莱因港口而兴盛，因港口而与国外进行交流，目前依旧保存着昔日和平使者美国传教士高第丕夫妇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画河基督教堂，美国基督教组织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女性传教士慕拉第女士的遗爱碑。1984年，古港小海清淤时出土的元代古战船、宋元的石碇木碇、明代紫檀木舵杆以及2005年水城清淤时发现的两艘元明时期的古船、一艘高丽古船，无一不佐证着蓬莱昔日对外交往、军事防御的重要地位。
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日本、朝鲜使臣登陆点和居住点，已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根据地，在中外交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徐福东渡事件最能够体现蓬莱开放文化的厚重历史。在日本，徐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徐福东渡之前，日本还是一个很原始落后的地方，徐福到达后，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得以传播，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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