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朱门何足贵，未若托蓬莱8213.

假若穿越千年的时光，将杨的灵魂放置在历史的大坐标中，我们就会发现，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群人，闪耀着与杨同样的光芒，用田中式的发言，就是：就精神回路的层面，他们是孪生兄弟。”他们所倡导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这使得他们在后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如果能够原谅我比喻比重失当的话，那么那个时代，几乎可以被称之为杨的时代，因为那时生活着的，都是与杨是如此之象的一群人

这个时代，就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也就是所谓的六朝时代；而这群人，就是被称为魏晋名士的隐士们。
魏晋六朝文人，因为欣羡老庄玄学彻底的隐士行为理论化，一向希企洒脱的隐逸之风，超然绝志的“隐居”，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从早期“岩穴多隐逸，请举求吾师”的嵇康，到 “感叹“平生协幽期，卑位代躬耕”的谢灵运，甚至连高居东晋相位的谢安，也爱念叨着隐归东山的志向，更不要说那位后世号称“古今隐逸诗人之祖”的陶渊明了。

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心神超然无累的境界，说的俗一点，就是所谓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椟之劳形”，没那么多麻烦与罗嗦的恬静生活。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有“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两句，若将其古朴的辞藻去掉，再重新以另外的一些词装饰其逻辑骨架的话，所得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我对升职没有野心，只要能够顺利地拿到退休金安心退休就好。”

超越数千年和数千光年的时空，一个年轻的英雄发着和他血缘上的祖先同样的牢骚。不知道田中大神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自觉，但渗透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出世”思想的确是被杨文理继承并且强烈地散发出来。

甚至于陶渊明所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也与杨梦想中“白兰地与历史书，就这样过着靠退休金度日的生活。在日光室中放着一把大摇椅，连吃饭的时候都坐在那里读书，静静的，就像是椅子的一部分似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了“的退休生活是何等的相似与悠闲。杨的个人倾向，是寻求安逸恬静的生活，对于历史的爱好，一方面是兴趣使然，一方面也或许是由于历史研究“不问世事”的好处所在，在宇宙时代，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遁世”、“隐居”。书房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是一位“不问世事”的隐者，起码他是这么希望的，而且在一次又一次惨烈的战争中，这样的愿望就愈加强烈。

在要塞对要塞一役结束后，有一段话是如此描述杨的：“他非常的疲倦，胜利总是使得他非常地疲倦。” 熟知杨的人，都会被这句话所震撼，而为他所痛惜吧。

同样的矛盾，也同样显示在六朝的隐逸之士们身上，从三国鼎立开始，司马篡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南渡，加上政治世界的黑暗腐朽，如此的现世背景，正是逼迫隐士们归避山林的真正原因所在。魏晋名士隐逸风行，除了追求所谓“超然随性”境界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了避祸。杨所身处的自由同盟，也是同样的情境，外则帝国纷争不断，内则腐败政客横行，从杨无数次对同盟现状的负面评价可以看出，以他的政治清癖，是无法容忍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而他的消极性格又注定了他与革命家无缘，如此一来，便唯有隐居一途，落得眼不见心不烦便罢。如是观之，杨的“出世”倾向，虽然是疏懒的个性使然，但恶劣的现实环境未尝不是助因之一。回想陶渊明因为厌鄙时政，接绶去职，不为彭泽令的情景，与杨在第七次伊谢尔伦攻略战后递交辞呈的心情，应该是能够互相印证体会的吧。

在杨回国接受审查的途中，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巩固国防之途有二。拥有比敌国更为强大的军备，此为其一；其二，利用各种和平的手段，与敌国相安无事。前者较为单纯，而后者则因权力者不同，方法巧妙亦各有不同。但扩充军备与发展经济互为反比的关系，则是近代社会形成以来的不变法则。己国增强军备，敌国势必亦然，陈陈相因之下，各国偏重于军事扩充，造成经济及社会极度畸型发展，国家因而崩坏。由此观之，‘国防’也正意味着国家的灭亡，这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讽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