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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崂山佛教 |
2008-05-22 bokee.com |
月光宝盒 崂山道教- -| 回首页 | 2005年索引 | - -秦始皇陵之谜 崂山佛教- - 佛教于东汉初年由天竺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由于其理论比较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得到大部分封建王朝的认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和发展的速度比道教快。在崂山,佛教虽然没有像道教那样很深蒂固地形成丛林规模,却也不乏其一时之繁荣。 从1980年崂山法海寺附近出土的一批石造像和碑记残片证实,法海寺属于有记载的崂山地区最早的佛教庙场。据近代寺僧讲,此寺创建初期另有名称,只是后代的寺僧为了纪念创建该寺的首任方丈法海的功绩,将寺名更改为"法海寺"。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华大地土迅速发展的时期。各地现存较完整的石刻佛像群,如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等地的石刻佛像群的艺术模版是印度旃陀罗王朝艺术在中国的翻版,佛像造型是西域人的形象:高髻、隆准、大耳、披肩、袒胸、赤足。雕琢时刀法粗犷,朴实流畅。 到了唐代,随着社会对人体欣赏标准的变化,佛教塑像造型比前人更加丰满,线条更加细腻,尤其女性更为明显。这类艺术形象表现在甘肃敦煌石窟及后来刻制的大量佛像造型艺术作品中。 崂山法海寺出土的石佛像从造型艺术风格上看明显地属于南北朝时期,又根据同时出土的佛像底座上所刻文字"大齐武平二年岁次辛卯五月丁未朔七日癸丑,任娲亡先主许法择,自恨生不值佛出□,又不见弥勒三会,娲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生存养属,一切众生,普同斯福,一时来佛"和座右题铭"佛弟子任阿娲、佛弟子许仕宽、佛弟子许仕亮"等资料推断,立此石像时,法海寺已经建成而且香火很盛,这座石佛像是任阿娲和她的两个儿子为超度亡夫许法择而捐资雕刻的,因为一个寡妇无论如何不可能筹建一座寺院。大齐武平二年(571)立此佛像,证明法海寺建寺时间要早于这个时间。 法海寺出土的石像虽然残缺不全,身首异处,但是从发掘处看,原来的掩埋过程是井然有序的:所有石像全部侧身而卧,项东足西、背北胸南整齐排列,像首、肢、底座也都摆放在石像之间,可见是在被迫破坏并准备待机修复的情况下掩埋的。 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对宗教的好恶是以自身根本利益为标准的,有时恩宠有加,有时罢禁毁黜,根本谈不上对宗教的尊重。 《资治通鉴·陈纪》载,高宗宣皇帝六年(574)"六月,丙子,周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新唐书·高祖本纪》载,高祖武德九年(626)"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复浮屠、老子法"。前后仅两月之差,一废一复,完全是统治集团喜怒淫威所致。 法海寺在历史上有记载可查的修复分别有:宋代嘉祐二年(1057),元代延祐柏二年(1315),元代泰定三年(1326),明代水乐末年(1420—1424),清代康熙五十二年(1713),民国二十三年(1934),建国后1956年。 崂山地区另一座较早的佛教寺院是晋代法显和尚到西域取经回来在栲栳岛登陆后,在崂山建起的"石佛寺",后改名为"渤海院"。其后不久又建起两处脚庙分别称"大士庵"和"崇德庵"。 东晋末年,崂山西北侧的楼底村曾建有一座小"石竹庵",后改名为"慧炬院"。 唐朝后期,崂山又相继建起"峡口庙"、"普济寺"等庙宇。 明代以来,皇族多信奉佛教,全国各地佛教发展较快,崂山地区也受影响,但因道教在景区内根基深厚,佛教寺院多建在景区外围。这一时期相继建起的寺院有:石湾村西的"大石寺",惜福镇村的"歇佛寺",博家埠村的"毗卢庵",李家沙沟村的"洪门寺",寺后村的"大明寺",崂山太清宫前的"海印寺"等。 清代皇宫对佛教和喇嘛教的宠信比明朗更重,尤其顺治皇帝更是笃信不疑。这一段时间中,崂山地区又建起一些佛教寺院,如棋盘石景区内的"华严禅院"(今华严寺),解家河村的"灵圣寺",彭家台衬的"河崖庙"(千手拂),赵哥庄的"大悲庵",千佛山的"莲花庵五圣堂",错埠岭的"于姑庵"等。 青岛崂山地区的佛教宗派大多属于"华严宗"和"天台宗",这是自隋代以来自称不是从天竺国传来的"国教"。主要寺庙,如法海寺和华严寺都属于华严宗,青岛市区的湛山寺则属于天台宗。 华严宗自古不排斥利用政治权力作为依托的作法,宗内各派都可以与一定的政治集团交结。为了内部的团结和保密,防止对立集团派人"卧底",所以一般不挂旃(即不接纳四方僧人游住)。华严宗的庙宇住持人接替原则是宗派法系式,只在本寺内按组织系统排列顺序确定接替人选。 天台宗的僧团制度则因不提倡与政治集团交结,在组织上坚持"住持十方选贤制"和"十方常住丛林制"。住持十方选贤制是对庙中住持接替人选坚持"有德者居之"的原则,不局限于本寺内。需要接替住持时,可以经过诸山的长老共商同选,本寺和外寺没有区别,贤者可任。当寺院住持不称职或不能领导僧众时,可以"拉座"(罢免)。这种形式也很和平,即经过班首执事和僧众同意后,将住持所居的斋堂中住持座位上的座垫翻过来,这位住持则自觉宣告退位,大家另行推选。 十方常住丛林制就是指寺院为十方僧人所共有,"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只要服从寺里的清规,其他待遇,来者有份,同首共苦。崂山著名僧人 法墨和尚 本姓龚,山西武阳(今山西省襄垣)人,生于东晋咸和九年(334),永和年间(345—356)出家为僧。《高僧传》中记载,他"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遂于隆安三年(399)与僧人慧景、慧嵬、道整等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越沙漠,翻大山,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域取经。途中同伴相继死去,他独自一人不畏艰险,历经30余个国家到达天竺。 在天竺国,他遍访了佛教几个门派的发祥地,搜集到一批佛教的经典著作。后又辗转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那里又学习和访问了两年的时间。搭借商人海船东归时,在海上遇到风暴,飘流到爪哇,又不得不在那里停留半年多的时间。 半年后,适有去广州的海船,他搭船而归,途中又遇上大风,海船向北飘流多日,终于在崂山拷栳岛登岸,始知已归故土。 法显在崂山期间,得到当时长广郡太守李嶷的大力支持,集资建成一座寺庙,名为"石佛寺",后更名为"潮海院"。其后不久又分别建起了"大士庵"和"崇德庵"。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法显南行回到京师,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佛教经律,一方面撰著旅行传记,历时数年。在翻译大量佛经的同时,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一书,此书又名《佛国记》。 在《佛国记》一书中,他对所经历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民俗、风物都有比较全面扼要的记载。史学家在评论《佛国记》时称,此书不但是4世纪亚洲的佛教史料,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通往来史料。它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的详细记录,成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文献。 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法显和尚在荆州辛寺圆寂,时年86岁。由于他对佛教引入所做的贡献,被后世尊为高僧之一。 憨山和尚 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号憨山,浙江全椒人,生于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他自幼聪明睿智,10岁时对经史子集入目能通,尤其喜欢诗词歌赋。但因他志在空门,无意仕途,十七八岁时在南京报恩寺出家为僧,专心研究佛学宗义。 明代万历初年,憨山云游到北京,与在朝的一大批官员结交甚为密切,被推荐为李太后襄祷并因此受到太后恩宠。李太后为提携憨山,出资在五台山修建寺院,并提出委任憨山作为自己的修佛替身。一时间,憨山声播京城内外,朝廷官员见之则如见太后,礼节不敢有差。 在读《华严经》时,憨山知道崂山有那罗延窟,于万历十一年(1583)东来崂山,先访那罗延窟,本欲扩建寺院,但见这里地域限制不能扩展,就另向他处寻地。这期间先在崂山铁瓦殿边的"慈光洞"面壁静修一年,又来到崂山太清宫,见宫院凋蔽,遂生取代之意,未几为筹资离崂山而去。 万历十三年,憨山耗巨资在太清宫门前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海印寺,从而引发了一场历时16年的争地官司。崂山道士耿义兰等数人据理力争,屡屡上疏求以公断。但因县、州、府各级官员惧怕李太后的势力,极力袒护憨山,耿义兰等数告不准,反数遭毒打。耿义兰迫于无奈,进京告御状,竞被各级官员扣压状子10余年。 万历二十三年,状纸在白云观道士的帮助下,通过内宫送达皇帝手中。 明代的较长一段时期,政权斗争是宦官和外戚之间的争权夺势。万历皇帝年幼时,凡事都由以太后为主的外戚集团来决定。万历的年龄逐渐大了,对太后势力过多的干预感到十分恼火,但毕竟是母亲,又不便直接闹翻,太清宫争地一案正好为他打击太后势力提供了机会。于是在偏爱佛教的明朝宫廷中列出了支持道教的官司,万历皇帝御批"毁寺复宫",又借张本一案将憨山发配雷州。张本原是明宫内监,曾于万历十九年奉太后懿旨到各名山寺院分发《藏经》,张本为给憨山撑腰,擅自将没上名籍的海印寺填写入册并发给《藏经》,后被以假冒圣旨罪论斩。 在雷州苦熬20余年,憨山于明天启三年(1623)在曹溪病逝,年78岁。他一生研究佛学的著作很多,著有《华严玄谈》、《楞严通义》、《法华经通义》、《圆觉经直解》、《观楞伽经记》、《观志庄影响论》等,都被收入《憨山大师全集》中,他被后人尊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 慈沾和尚 俗姓李,明代末期即墨观阳里人。他幼年聪明善悟,喜欢谈空门静理,自幼丧父,事母至孝,为乡里所称赞。江南临济派第三代传人一生和尚来到即墨说法,与他相谈颇为投缘。其母死后,遂由一生和尚为其祝发并收为门徒,取法号慈沾。 明代崇祯末年,御史黄宗昌罢官归乡里,在即墨县城西北建起一座"准提庵",适值一生大师回归南方,慈沾应邀主持准提庵。 清代初期,黄宗昌之子黄坦出资在那罗延山建起"华严禅院",委托慈沾大师负责鸠工兴建,禅院建成后,慈沾以临济派第四代传 即墨黄氏原属明代遗臣,对满清政府的统治抱有反对情绪,多与当时的反清绿林义士交往,慈沾因与黄氏交往颇深,当然也结识了一批这样的人物。清朝顺治年间,胶东农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后,慈沾毫不犹豫地搭救了雪夜逃进寺里的农民起义领袖于乐吾(于七),后来又为他落发剃度,使之成为华严寺第二任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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