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晋祠游记

造祠的年月在北魏稍靠前，比云冈石窟看来要早。纪念的人物却遥溯西周，逾千几百年而久，是周武王的儿子叔虞，他被尊为晋祠之祖。隔过多少代，还能有人为他造祠，可知叔虞众孚不浅。晋祠的选址也好，依吕梁山悬瓮峰，临晋水源头，山水搭配，尽得形胜。《山海经》“悬瓮之山，晋水出焉”，很形象，可催人浮想。但这座孤祠在五百年后，不再成为这片风景的中心。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在这里照例有效。宋代兴造的圣母殿，气派远在其上，大领风骚。这也让人无话可说。圣母邑姜，武王之后、叔虞之母也，又是执掌封神大权的姜子牙的爱女，故殿前鱼沼飞梁、献殿、对越坊、钟鼓楼、会仙桥和水镜台，历代增建不绝，是叔虞祠没有办法去比的。再有一个实用的原因，是百姓把圣母看成晋水之神，可保农事，故虔诚相敬。朱彝尊说得很明白：“圣母庙不知所自始，土人遇岁旱，有祷辄应，故庙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人们把心意都给了邑姜，此重彼轻，似夺了叔虞的光彩。其实，这大约是我在妄发杞人之忧。母子之间，不必从细计较，惟天伦深情无可穷尽。

自从有了圣母殿，晋祠的慈悲意味就浓多了。在北有云冈五台诸佛的三晋，祭祀这样一位女性神，表明神的队伍也会随人间的情感有所纳新。另一位同圣母平相起坐的是水母柳春英，她出身百姓之家，却依然如一尊佛，坐于难老泉头，同君主之后的邑姜并列。她当然是传说人物，这座水母楼亦晚于圣母殿五百年，为明代之筑，但楼殿里面的当家主人均是美丽善良的女性，尊卑的差异消失了，连神佛也情愿让出一片江山，留给她俩来坐。

我是个情感型的人，偏爱让艺术的东西走进眼界。对圣母像固然挑不出毛病，她毕竟是依照佛相塑出来的，脱不掉旧有的模子。加上我刚从云冈、恒山和五台山一路绕过来，故在感觉上很难新鲜。倒是环圣母像而默立的四十多尊侍女彩塑颇惹我流连，非神非佛，完全是寻常女人的形貌。她们在圣母前听候差遣：扫庭除，梳妆发，奉饮食，侍起居，音乐歌舞、文翰墨楮亦各有所司。谈不上雾里看花，更不是拜，视角由仰而转平，距离感也仿佛淡去，只像在同一群凝固的美女做着心灵的交流，听她们叙说千百年来的悲欢故事。

烟雨稠，一堂丽人多忧怨。

皆为宋塑，若来打一个牵强的比方，恍如浸透婉约词派的风格。从传神的双眸，从纤巧的桃花嘴，从丰满秀丽的体态，从玲珑流畅的曲线，从飘曳漾动的衣纹，均能有所体味。“宫中彩女颜如花”，这是李太白的歌咏，极言貌美。不单如花，而且各有性格血肉。尤其是那几尊青春已凋的侍女，美丽如水一样随岁月逝去了，眼神流露着不尽的忧郁和无可奈何的悲凉，既传情，也隐含一丝冷傲。许多人都夸这几尊彩塑好，我看也是，我和大家的眼光略同。水母楼里也有侍女像，但不似这般写实，别为一种风格——人面鱼形，背部的线条优美地起伏着，似随波浮游，充满浪漫精神；容颜同样各具神貌，独有身世。这八尊侍女彩塑虽较圣母殿里的为晚，明代作品，风格却仍大有承袭，且更多夸张和具有抽象感。中国的人物雕塑自秦汉始，就懂得在刻画性格上用力，秦俑算是一个最伟大的典型。数千兵俑，面目无一雷同。这个传统，至宋、明已臻高峰。间隔千年，愈趋精致。强壮的兵俑，柔丽的宫娥，一为殉葬，一为守侍，均是供奉死人的。在等级之阶高入层云的封建时代，艺人的天才只能在宗庙祭祀派上用场，且渐显高超。我们只是以欣赏的眼光去看，故可作中国雕塑史上的两座奇峰观之。

这样一比，唐叔虞（晋初始的国号为唐，叔虞为一代诸侯，故以唐冠于名之前）祠不光在规模上未及圣母殿，就是在塑艺上似也太无神韵。龛内的叔虞像，坐得四平八稳，一脸死相，好像和许多祠堂或禅林里供奉的神佛同出形范。因端详不出什么神色，故过眼不易记住模样。其实，附近有这样好的山水，正该领受“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的云泉闲情。此引语是明朝人陈眉公说的，我借过一用。陈氏的生平大略我不知其详，可就凭他这一番萧散心境，也不难断定他大约是个饶具风神的妙人。

这亦是从叔虞的面孔上很难寻得到的东西。话说回来，也实在叫造像施彩者为难。叔虞是远古人物，历岁滋久，依凭什么摄神图貌？只能概念化地塑一尊交活儿。到底是一代明主，不能像五百年后的宋人塑侍女那般随意从容，怎么捏造怎么是，少不得小心谨慎，无逾尺寸，故构思僵滞，极缺创意。要不，人各有貌，哪能一称尊显就都变成长眉细目圆胖脸，仿佛一乳胞胎？不知这尊叔虞像是否北魏旧物，假若和前殿的乐伎像同为元代之塑，甚至更晚，则要换另外一种说法了。捎带提一句，我无意躲在叔虞背后大说挖苦的话，我只是不喜欢类型化的作品。失去个性的艺术，没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