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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峨嵋、九华、天台等齐名的佛教圣地鸡足山，于1943年2月迎来了5位中国文化界精英人士——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孙福熙、罗常培、费孝通、潘光旦的造访。同年4月，费孝通在其呈贡寓所把游鸡足山的见闻写成一本小册子，名为《鸡足朝山记》，潘光旦撰序。《鸡足朝山记》在1943年5月由位于昆明市青云街的生活导报社出版。
游鸡足山的人古往今来不知凡几，关于鸡足山的游记也不在少数，明代李元阳的《游鸡足山记》可为其中代表，但却少有游记的作者像费孝通一样带了一片“朝山”的虔诚去的。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就慕鸡山的佛名，不远千里，前来朝山。”费孝通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学者。他早年留学英国，同时深谙中国儒家文化。因此，他笔下的《鸡足朝山记》便成为一部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古代佛教文化相遇、相融而成的作品，这是与古代士大夫所作的“游鸡足山记”的最大区别之处。
洱海黄昏
明代云南著名学者、巡按御使李元阳的《游鸡足山记》开头这样写道：“叶榆水（洱海）东，陆行八十里至白石庵，见一山耸出，平顶南向，余三方各有山，一支盖一顶而三足，故名鸡足山。”一句话便把鸡山的地理位置和其得名描写出来，语言高度凝炼，气势不凡。明代贵州提学副使、山东巡抚谢东山撰《游鸡足山记》开头则突出鸡足山的名气：“余少时则闻滇中有金马、碧鸡、鸡足诸名山为西南壮观。”与上述名家不同，费孝通的《朝山记》开头并不急着写山，而是写水，写在洱海边、船舱中与“潘公”（潘光旦）饮大理烤茶，吃船家饭的情形。
其实，因游鸡山而渡洱海的人不止费孝通、潘光旦一行人，明代山东巡抚谢东山也是由洱海而上鸡山的：“余始至滇中……户部主政野亭罗君自姚安至，相携为鸡足之游，已而问左右所从往，曰：‘由海则径，由陆则迂。’余曰：‘登山而不观海，非胜游也。’戒舟楫十月十六日早出郭，弥望皆良田，直抵海上……海气上腾，旭日东升，霞绮炼炎，绚烂夺目。”只不过不同的人渡洱海自然会有不同的观感，达官显宦踌躇满志，文章铺陈华丽，不像费孝通、潘光旦二人那样平淡而得真趣。
金顶香火
泛舟涉海而至宾川挖色，几位联大教授选择了由后山小路乘马直上金顶，这是一条“十分荒凉，沿路没有人烟，山坡又陡”的路。潘光旦后来在《鸡足朝山记》的序言中也说：“抱残守缺之余，我们两人还是朝了鸡足山，并且走的是徐霞客两次上山都没有走过的后山。”由此上山，其中过程充满着趣、险、奇。“可是马术在文人方面却大有参差，罗公（罗常培）究竟是北方之强，隔夜在船上才练得了执韁的姿势，第二天居然能有半天没有落伍。山阴孙公（孙福熙）一向老成持重，上了马背，更是战战兢兢，目不斜视。坐马有知，逢迎主人之意，也特别地放慢脚步，成了一个远远压阵的大将。曾公（曾昭抡）嫌马跑得慢，不时下马拔脚前行，超过了大队。”随着山路越来越险峻，夜幕降临，上山的行程也越来越艰难，文由“趣”转入“险”。读到这里，真为这批教授能否到达金顶捏着一把汗，好在几位教授当晚最终安全到达金顶。
金顶乃鸡足山之巅，这里尽收鸡足群山、大理苍山、洱海的美景于一体。金顶不仅自然风光独绝，其人文景观也相当独特。金顶上的金顶寺是虔诚的佛教徒不可不去的地方，这样使得四面八方的佛教徒来到了这里，其中有当地的乡绅、村妇，还有从其他地区远道而来的少数民族佛教徒，鸡足山好像并不只是大理地区的一座山，它已经成了整个西南地区佛教信徒心中向往的圣地。这样的圣地当然人潮如海。第二天一早，费孝通被鸡足山金顶寺礼佛进香的盛况所感染和震撼。此时此刻，费孝通真正觉得鸡足山不但有着佛名，还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神圣佛山。
山脚访僧
由金顶而下，费孝通一行来到鸡足山山腰的华首门和舍身岩。此时此地，鸡足山少了金顶佛教徒们礼佛时那庄严佛地的气象，而是显得天然可爱，鸡足山好像变了，变成温柔亲切的样子，朝山者们放松了紧张的心绪。他写道：“鸡足虽是名山圣地，幸亏地处偏僻，还能幸免于文人学士的作践，山石上既少题字，人民口头也还保留着一些素朴而不经的传说。这使鸡足山特别亲切近人，多少还带着边地少女所不缺的天真和妩媚。”由华首门、舍身岩而下，费孝通一行来到山脚，拜访了山脚寺庙里的僧人。大凡名山上的僧人，一般游客恐怕很难与之会晤。若是鸡足山上的高僧，更有几分神秘。古代关于鸡足山的游记中少有详细介绍和描写僧人的。费孝通详细介绍了这名鸡足山的僧人领袖，把他写得活灵活现。这样一来，就把鸡足山更加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读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观景这样的层面上，使读者更能全面地认识“鸡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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