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平遥票号日升昌与百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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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山西__平遥票号日升昌与百川通

清代中叶，由于物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其中最大的票号是“日升昌”，东家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经理为细窑村雷履泰。曾在全国设有许多分号，有"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称誉。 日升昌原是颜料行，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转为票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专营银钱汇兑、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日升昌曾以“天下第一”、“汇通大下”而闻名，其分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汇兑业务。
日升昌位于平遥城内西大街路南。票号旧址至今保存完好。坐南朝北，并列两院，南北进深65米，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三进院落。临街面宽5间，厚木排门，檐下彩画，挂店名牌横匾，院屋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东西两边各有柜房2间。二进东西各建客房3间。正面为中厅，面阔三间，为汇兑业务室，其上建有楼房，用以存放物品。紧靠中厅南檐接出半坡顶平房3间,为职员住处。中间为走道，东西两边为小套间，楼上为仓贮和伙计住处。后院南向有正厅5间，东西各有客房3间，是贵宾及高级职员住处。西侧有廊道可通马车，备确马厩和马倌住处。整个院落墙高宅深，布局紧凑，设计精巧，上空架设有铁丝天网，网上系有响铃。临街铺面5扇坚实大门一关，极为安全。
平遥古城的票号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平遥票号创立时间之早，延续年代之长，票号数量之多，网点分布之广，资本实力之雄厚，因而，一度执金融之牛耳，闻名于海内外。
平遥票号在经历了一百年的历史，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

传说：日升昌童叟无欺轶事：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张数额为12000两的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经过营业员仔细核对，发现这张汇票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
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十几年靠沿街乞讨熬度日，一天，这位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偶然从衣角摸到一张日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她便到日升昌兑取了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作为晋商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建筑风格和规模都具典型，但又有其特殊性。日升昌票号采用三进式穿堂楼院，即体现了晋中民居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晋中商铺的风格，达到了建筑艺术和使用功能的和协统一。日升昌占地1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共有21座建筑，正院沿南北纵轴线，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西院为日中新票号。（日中新与日升昌均为达蒲李氏的财东）， 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共设有二十余个展厅，大体上分为史料展示和原貌展示两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发展轨迹。

而要说“日升昌”就不得不说雷履泰，雷履泰原是平遥县细窟村的一个农家之子弟，自幼聪明过人，才识超群，后弃儒从商，在西裕成颜料庄当路堂小学徒。此后，勤奋好学的他一路攀升，从小伙计、先生、三掌柜直到说一不二的大掌柜。

在18世纪初，山西平遥、介休、祁县等县的商人，有许多在北京开各种商店，每年终给老家捎钱时，一般都由镖局押运，运费高又不安全。在北京西裕成颜料庄的雷履泰和一些商人商定，将钱交给北京的西裕成，再到平遥的西裕成取现金。起初只为一些亲戚朋友帮忙，也不收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种办法方便，请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并同意出一些汇费。雷履泰感到这种生意油水大，于是在道兴三年（1823年）的一天，雷履泰面见东家，向东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经营策略，把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东家李大家也是一位有着雄厚资金实力的有识之士，两人一拍即合，同资30万两白银，正式将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为“日升昌”，这间票号就是银行的前身，而我国第一家票号就是“日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