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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信，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不容否认。好像胎记，不管别人能不能看见，也不用经常伸手去摸它，它终生都在自己的屁股上。
云南是个好地方，天下人都知道。密密麻麻迅速移动的“背包蚂蚁”中，大概，每十个游客里至少有五个去过云南，另外五个将要去云南。云南是边境，自由的风不识界碑，把那边的异国情调弥漫过来，又把这边的“打歌”传播过去。云南有香格里拉、纳西古乐、银饰部落和花腰民族，以及不计其数的奇草异禽。她那气象万千的美貌“映像”，投射在全中国的镜子里，引无数倾慕者竞折腰呢。
云南作家因此有福了。在那样遍地珍稀的地方，仿佛只要你会叫一声“阿里巴巴”，就必定能任意进入宝库。云南作家因此也很不幸，不但大家对他们期待过高，他们预设的跨越高度也难住了他们自己。在云南丰富的“物产”中，诗人作家的GDP增长，一直众所瞩目。
作家在他的生存环境中，摒弃什么？亲和什么？融会了哪些因素？又蒸发了哪些成分？除了人们常说的地域文化的制约外，还包括了自然环境，家族遗传，甚至气候的细微变化，对于风格与性情都有着潜在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出生在祖国的海疆，世居鼓浪屿，是个亚热带风情小岛。到过鼓浪屿的朋友总是感慨着下结论：“这样的地方就应该出诗人。”人们形容土壤肥沃时，常说“插一根木棍就能生根开花”，我不就是那一根幸运的木棍吗？我知道自己并无才气，读书不多，先天与后天注定了是平庸之辈，就算机遇好，长到天上去，不过是一株既不耐寒又不抗旱的短期热带植物。
承受钢汁般阳光的浇铸，像芭乐果一样潮湿地呼吸。被台风高高抛起，又被海浪轻轻接着。在闽南语音的市声中睡去，又在水鸟的聒噪中醒来……写作对我，仅仅是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生活罢。
好些年前了，以朋友的牵线，我得以联系到云南怒江边上一个傈僳族小姑娘，名字叫密南。当时，她刚上小学四年级，是个孤儿，与老外婆相依为命。能够支持一个贫困女孩读书，正是我多年的心愿。我一竖一横、端端正正地给密南写信，附上写好地址的信封，并贴了邮票。等她小学毕业，文字渐渐清晰通顺，除了规定的学费外，每次信中我都夹了一点零用钱，希望用在女孩儿特殊的成长过程中。
六年里，我一次一次给她寄包裹，从毛巾牙刷、书籍纸笔到鞋袜、羽绒衣，甚至还有一件超短裙。我知道，在那样的高寒地区，这样的裙子也许她没有机会穿，但是至少可以让她体会城市孩子的生活方式吧。寒假里，女孩回信说，每夜她都穿着那件红色羽绒衣睡觉，因为“它比家里的被子还要暖和”。
密南上初中以后，我给她的班主任打电话，询问她的学习成绩。班主任回答说，她的成绩中等，再加把劲也许可以考上民族师范学校。前景光明哪！我与孩子在信中约定：中考一结束，将邀请她到我家来过暑假。
那期间，我去过云南很多次，却没有机会到怒江边上那个叫秤杆乡的地方，去探望我的“怒江女儿”。我担心助学的那一点钱，还不够当地的接待费用，岂不是让人为难吗？至于独自悄悄前去寻觅，体弱多病的我没有信心，朋友们都说那条路很难走。
但是，密南初中毕业以后，我就没有她的消息了。我猜想她不再读书，已经和当地那些花期少女们一起，在不同的民族风情园里，穿着美丽的傈僳族服饰，面带微笑，载歌载舞，挣钱给外婆买棉鞋。
记得有一次，在昆明一家大酒店里，翻到云南诗人于坚的一篇精彩游记，我竟从这本画报撕下那几页带回家细读。于坚写到呐喊的怒江，传奇大峡谷，法国神甫和山民自酿的葡萄酒……我看到的却是自己所牵挂的纤细身影，嬉笑活跃在这些烟雾苍茫的描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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