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人生的转角遇到……ai！——北京游学日记（一）龙胜专区III

十月一日，多云。
酣睡至午时才如约起来，和朋友一起到琉璃厂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

今天的琉璃厂真是让我大感意外，罕有人来这里享受斑驳温煦的秋阳，赏玩鱼目混珠的书画。东面街道两边的地板被翻撬得七零八落，想必是被“08办”的惦记上了，据说也是为了让今后琉璃厂的夜晚也灯火辉煌。空而不阔的街道让我满怀畸情地创生了一个新词：门可罗马——说实在的，这样的形容还很苍白无力，应当说它足以让一群大象在其间狂奔——从一个准策划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北京市政府应当尽早和西班牙纳瓦拉省潘普洛纳市政府达成合作协议，把西风东渐的文化移植工程进行到底，今后在琉璃厂也搞一个奔牛节，让这里也有一点普天同庆的热闹气氛。鸟巢和斜楼都建了，这有什么难的呀？

跑题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们到那家办展的画廊呆了半个小时，转了几圈，书画方面我很外行，不好说什么，有几尊画瓷倒还颇能养我俗目。由于朋友想见的那位画家迟迟不到，遂下楼沿街闲逛。过逯国平兄篆刻摊，见他正在忙碌，便未再上前打扰，因早先我们刚到画廊时，也曾叫他上楼寒暄了几句。

我们在中国书店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约一小时。单由这件事情，就足以证明我是多么的不民主：三个人，多数服从少数，他们两个人（大堃和老肖）比较勉强地随我进了书店，然而不到几分钟，我就把他们给忘了，独自上到二楼的古籍书店。初欲选下一本物美价廉的旧书作为纪念，可搜来找去都找不到合意的，因而转变心态，想着随意转转也好啊，于是就转到外文书架。

在一个转角处，“遇到”了一本让我砰然心动的书：周藤吉之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初版）。这书本身就是好货，再者来历不凡，由书脊的标签和内页的藏书章，可以确定书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的，尤为让我兴奋的是书中保存完好的借书卡以及上面的记录。这本书总共只有五六人次借过，在我还来不及细加辨识借书人的签名时，售书员就急匆匆走过来把书拿走了，边走边说“这书不买！还没标价呢”，我问他标了价大概多少，他说反正便宜不了，然后说了一个我接受不了的价。ai！我只好默然垂头下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初创于1954年，成立不到两年就汇集了国内史学界的众多名流学者。借书卡上的读者签名，写的较工整的，一是唐长孺，借书时间约为1956年；一是孙毓棠，借书时间约为1961年（多日后才追记此事，不敢说是确切时间）。

在魏晋史研究领域，唐长孺和陈寅恪两位史家可真是有得一比。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围绕《桃花源记》的所做的文章了。陈在为《桃花源记》故事素材溯源时，做了一些富有诗意的跳跃式推测。唐则盯住其间的疑问不放，依地方史志提出质疑，二人论见虽云白璧微瑕，然亦难分高下。我等后进晚学在学校念书时，顶多只是从人口史和语言变迁史的角度，对故事的真伪提出粗浅的质疑，哪会用功去爬罗剔抉，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去寻求突破啊。

孙毓棠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大家，著述不多，然以精深闻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西汉的兵制》、《东汉兵制的演变》、《战国秦汉时代的纺织业》等专门史篇，是我等后进晚学应当着力研读的“经典”。他1959年后才调入中科院“一史所”。由他的研究方向和游学经历看（1935—1937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周藤吉之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一书他可能认真读过，而唐长孺，我估计他只是做过较为粗略的查阅吧。至于其他几位学者的名字，则要待有缘的藏书人去辨识了。

许多好书放在古籍书店里，其实并未能得到更好的惜护或利用，可惜本人财力不济啊，愿周藤吉之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再有一个好的归宿吧。

补充一点：就在即将离开琉璃厂时，我们三人在公厕里的转角处意外地遇到了我们等待已久的画家：程风子，正“解衣”而未“盘礴”（请参看《庄子田子方》某节）。
子曾经曰过：“人生何处不相逢”，此言虽妙，可是上天啊，为什么让我们在这里偶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