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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6日 星期四 多云 上海——北京
德国之行终于要开始了，定在7月8日上午飞法兰克富，今天才6日。提早到了北京，并不是特别有情绪，只是放假前的工作繁忙到令我烦躁不堪，似乎是在逃避什么，早早地离开了上海。
那天在办公室，和同事杨帅哥开玩笑说：巨大的压力让我有自杀的欲望。
杨帅哥笑，他还年轻，比我小了近10岁，他是不理解这种压力给予一个成年人的恐慌情绪的。
今日中午时分，拖着沉重的行李，逃离上海。明知两个月后还是要回来，还是要承受这里的所有一切，且因着这两个月的逃避而越加累积了需要承受的东西，但还是匆忙地走了。这段时日的上海，是如此炎热，高温把我焦灼的情绪烤炙得几近干枯，假想着离开上海便可以离开这种逼人至深的炎热。可是走前，还是陷入了隐约的忧郁。W说，你这是出国抑郁症。记得生下儿子后，似乎有过一段产后忧郁症，遇任何事有委屈到想哭的感觉，一切都是不满意的，哪怕可爱的儿子躺在身边呢喃着，露出甜蜜的睡相。
没有一次出行不带书，可这次就是不带。对W说，我忘了带书了。出门前还说要带一本最乏味的书，可以消磨在德国的枯燥日子。可还是没带。细想，是潜意识里不想带，而不是真的忘记。于是便可以在飞机上睡足一小时半，直到走出首都机场，直到出租车在长安街上缓慢行驶，看到了庞大的广场上灰色的建筑，还有红色的天安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字样，才真的确信，我已经离开上海了，并且这一次出行，将要在四十五天后才回来。
到达宣武门的越秀大饭店，住进预订好的房间，学着课本上说的样子给行李员小费，感激的小伙子面带微笑，每天以职业的微笑赚取生活的资本，他亦是劳累的。尽管经常外出，但从未给过小费。只记得一次，在沈阳的电视塔顶端，旋转餐厅里。和初次见面的刘博士吃饭，他喝白酒，多了，把本是挺刮平整的白色衬衣卷起来，露出黝黑的肚皮。然后就着小酒杯，咪一口白酒，抬起头，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妈要死了，我妈，她要死了。
刘博士是好朋友的男友，因为我去沈阳而受托接待我。他请我在沈阳最高的建筑上吃饭，北方城市在我的视线下呈现一片破落与沧桑。喝多了便问，沈阳有没有给小费的习惯，刘博士说没有，他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日本人也许和中国人一样，有些抠门。
那时刻，便不知是什么样的一种冲动让我忽然扬手招来服务员女孩，然后，我掏出一张钞票给她，我说，这是小费。女孩显然从未接受过小费，慌乱地摇头后退。可我还是把钞票执拗地塞给了她。那是一张多少面额的钞票？我忘了。那时节，正是2002年7月炎夏的一个午后。
刘博士的母亲终于在半年后应了她儿子的预言死了，她得的是癌症。又是半年后，刘博士成了上海大学的教授，可是，好友却和他分手了。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给服务员小费。那一年，我又与二十五岁前一样，成了单身女人。今天，是第二次。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在等《青年文学》的编辑赵大河老师。他从遥远的通州赶来，是因为我发信息给他，说要见他一面。2004年的时候，我把我的中篇小说《独行天下》给了他，两个月没有消息，我便又给了上海的《小说界》，《小说界》立即采用。又过了一个月，赵大河老师来电，说要用这篇《独行天下》，并且要给我做封面作家介绍。可是《独行天下》已经进了《小说界》。今年3月，赵大河老师又给我EMAIL，问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小说给《青年文学》，我答应了，很快在两个星期内写了一个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一次通过，五月，《砂糖或毒品》刊登了，并且转载《中篇小说选刊》。赵老师还写了一个评论，可我从未见过他，只在电话里听过他的声音。纯正的京味普通话，好听的男声。一会儿，他就要到了，我们会吃一顿愉快的晚餐，希望如此。
手机短信不断，都是亲朋好友的问候，后天开始，这个手机就不能用了。忽然有一种孤单的感觉，想掉两滴眼泪，心里有酸酸的东西在滋长。
北京也热，只是房间里有空调，我独自坐在电脑前打字，上海已经离我很远。是什么东西阻隔了我的快乐？W说，这是出国忧郁症。
也许，真的是有这种病的，不知道心理医生有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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