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从汉代看罗马

不过无论通过陆路或海路，汉代均未能与罗马直接接触。已知之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均与我国边境尚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俄厄，是公元2-6世纪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的规矩镜、夔凤镜和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于公元前152年及马可·奥勒留于公元前161年-180年间铸造的罗马金币。出土的锡印章上刻有印度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可见当地所出罗马文物应自印度转运而来。再如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发现了6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汉代的连弧纹镜和精白镜，以及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间铸造的金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带有希腊、罗马、安息以及大夏风格的贵金属制品。但以这些文物为代表的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显然停步于帕米尔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强劲的势头继续东进。还应一提的是，有学者称，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之汉代的骊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他们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XUAN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 即大秦也，张掖（郡）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其实参加过公元前53年与公元前36年这两次战争的人员之间互不相干，骊
也和作为外国地名之对音的（或作黎轩）无关。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之记事表明，骊
得名于骊 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
的意思是剽悍的黑马，用作苑名正相适合。这里的汉简还证明，骊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尚未发生，更谈不上安置战后的俘虏兵了。

汉与罗马直接接触很少，距离遥远与交通困难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就陆路而言，除沙漠地区可驱赶驼队外，一般应骑马或驾车。如《后汉书·西域传》说，自乌弋山离至条支“马行百余日”，自条支至安息“马行六十余日”。但骑马作长途旅行，当时是一件苦事。因为马具不完备，特别是没有马镫。展出的罗马战士骑马行进图陶板，战士皆垂足跨马，只靠双腿夹住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须防止坠马。汉代的情况亦然。且因汉代使用高桥鞍，其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却促使我国发明了马镫，先是用单马镫，继而用双马镫。最早的铁马镫见于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不过这已是公元3-4世纪的事了。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马镫是我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宗礼物。至于驾车，展出的庞贝出土之银把杯上的赛车场景将罗马古车表现得最为生动，驭手所驾之双轮赛车与罗马战车的形制并无大殊，只是轮径更小些，更加轻捷。驾车的马一般用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禄皇帝在奥林匹亚亲自参加赛车时，他的车竟驾十匹马。但驾驭十匹烈马洵非易举，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车，后来未到达终点就退出比赛，裁判员却仍将桂冠授给了他。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赛程要跑4公里，当中有13个急转弯。参赛者有时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经常发生翻车。在罗马镶嵌画的赛车图中，也往往安排几辆翻倒摔坏的车，以显示其表现手法之忠实。并由于驭手习惯于将缰绳缠缚在腰间，翻车后如不能及时割断绳子，被奔马拖曳而去，将面临不测。我国古代没有这种比赛，但先秦时的车战要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进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一辆战车上有两或三名战士，如因伤亡减员，只余一人，势将无法同时既操纵缰绳又使用兵刃，所以使用了一种被称作“弓形器”的挂缰钩。将“弓形器”缚结在驭手腰前，用其上之两条曲臂挂住缰绳控制行车，使战士得以自由活动。并可根据战况将缰绳解下，重新用手操纵。可惜当丝路畅通以前，中国未能将这项发明介绍给罗马，使罗马多产生一些获取代表胜利的橄榄枝的驭手。还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人驾车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袭下来的“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马被用颈带固定在车衡上，马颈是曳车前进的主要承力部位，从而使马的气管受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难。而汉代中国已使用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胸带绕于马胸，避开了马的气管，使马力得以更充分地发挥。这种系驾法在西方的出现，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