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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明天（11月13日）的公司法论坛，极有可能会派校车接送本科生，具体事宜仍在联系中，明天中午会有通告。 May 29
上午见到了华政的本科同学谢晓云，她现在布鲁斯克大学读国际法的硕士学位。布鲁斯克大学位于牛津的东南角，和牛津大学很近。我介绍韩流和她两人互相认识后，就一起到牛津大学的Law
Faculty Library查看资料。
我发现书架上标有“Legal
Education”一项，在那书架下面，我找到了历年的牛津大学试卷，但最近的似乎只到1996年。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前台去问询，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前台保留有1998至2000年的所有的试卷，还没有被装订成册，只用活页夹给夹着。也许借的人多了，一些地方有些破损。我当即问能不能借来复印，图书馆管理员说没问题，但要登记。办完这些手续后，我就把1993-2000这八年的Corporate
Finance和 Corporate
Insolvency试卷都复印了下来。复印费为A4纸一张为7P，相对于人民币8角四分，是北大同比价格的7倍。但想想这些材料还是非常有用的，至少对于我们了解牛津的考试思路、从而了解其教育方法，应该会有一定的帮助。
中午我从谢晓云那里了解到，其实相对于美国来说，在英国读书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她所在的大学学费一年是7000英镑，相对于84000元人民币。据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费也不过是8000多镑，只不过offer比较难得到。而在哈佛，LLM光学费就要4万美元，这可是30多万元人民币哪！另外，她介绍说，在英国的法学院，授课老师分为四个级别，分别是Prof.,
Reader, Senior Lecturer, Lecture。
Reader一词非常有趣，不知在英国它是何意？
在英国，非普通法国家学生，如果想要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必须通过CPE考试(Common
Law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并且参加LPC(Legal Practice
Course)，这样才能拿到资格，但还要自己找律所，要找到并且签下了聘用合同，才能留在英伦执业。看来，奋斗在异国他乡，的确是倍尝艰辛，但这种自强不息的经历永远值得尊重。想起一位也师从于吴志攀教授的师兄，苏合成先生，在香港做执业律师。当年他远渡重洋，奔赴英伦求学之时，只带有很少的钱，后来在英伦半工半读，多年奋斗之后，居然拿下了成为一名律师所要求的所有的执业证书。他和众多师兄弟妹聊起这段经历，说当年在飞赴英国的飞机上，他还在看英语，我们就和他开玩笑，说在飞机上看英语，水平（实指海拔）真高啊！看来成功人士都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惜时如金！下午，我和韩流到了谢晓云的住处，她给我们做了几个中国菜，累得满头大汗，她说原来在家时从没有做过家务，自从到这后被迫学会了做几样菜。虽然以国内的标准看，菜的味道的确不敢恭维，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毕竟，有一个星期没有吃中国菜了，而且，她是用心在招待我们。而且，时至今日，我都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感谢谢晓云同学（她现在执业于上海的一律所，做得很好）。 May 30
上午到法学院图书馆，浏览了馆内电子资源。里面有westlaw，
lexis检索系统。前者可供自由进入，后者则只需向前台要一个密码也可自由访问。但熟悉它的检索方法确实要花费一些功夫。惊喜总在不经意中！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图书馆居然还有CD版的Company
Law
Library，里面有英国历年的公司法案例索引、公司法律法规、最近法院判决案件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可惜不能下载，我只能将其一点一点地复制，然后贴到WORD文档，存入A盘中，但A盘马上就满了。看来，下次我得把手提电脑带过来，这样就可以把A盘的内容倒入手提电脑，重复操作几次，应该能够把这些案例“偷”回家。现在想来，当时也真够愚蠢的，费了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现在WEST
LAW和LEXIS系统中的英美法公司案例汗牛充栋！
傍晚我们如约，和三个新加坡学生一道，来到了University
College的Master的官邸(在这里，“Master”可译为院长，在牛津大学的39个学院中，院长的称谓并不同一，如Merton
College的称为Warden，Law
Faculty中则称Director。大概是历史形成的吧，牛津大学对传统的尊重和自豪感处处可见)，参加一个主题为《庆祝中国、新加坡和牛津大学学生交流项目》的晚餐。在这之前，我浏览过牛津大学各个学院的网页，了解到大学学院在1999年曾庆祝建院750周年，首相亲临，规模隆重。我们进门之后，依次和Master
Lord
Butler(Lord在这里应是种贵族的尊称，因为Butler本人是上议院议员)及其夫人握手，互相认识之后，就拿着香槟，自由聊天。在Butler拿着酒要给我加的时候，我转达了吴老师对他的问候，Butler表示感谢，说他没有和吴老师见过面，所以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见面。我说一定会有机会的，接着我说，我从牛津大学的网上得知，大学学院1999年曾庆祝过建院750周年，能够到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院来做短期逗留，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他问我在这里过得如何，是否习惯这里的饭菜。我将这几天经历描述了一番后，说这里的确给我不同的经历和体味，我非常喜欢这里，尽管饭菜开始有些不习惯。他又问我自己动手做菜了没有，我答道，我们买了些中国食品，做菜还是非常方便的。很显然，Butler的确对学院的悠久历史引以为豪，当我提及学院的历史时，他非常高兴地补充了许多内容。另外，在晚宴致词时，他又说到，有一个访问学生提起过学院的庆典事宜，然后以此为入口，讲到了学院的历史，说大学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而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又在英国，所以(说到这，他略显得意地笑了，我们也会意地大笑了起来)。Butler还告诉我，当年他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了与邓小平的和谈，关于香港回归大陆的问题，果然，我看到了墙上有他们的合影！
在我旁边坐的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博士，我们聊得很投机。他有个很有趣的中国名字，李百舸。李说，这名字是他在北京的儿子，在他在北京的时候给他起的，他开始不知其意，后来听说是thousands
of
boats的意思时，大吃一惊，说这名字起得太坏了，他可不喜欢这份热闹。但后来听人解释是百舸争先竞风流的意思时，才释然开怀了。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牛津大学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也有个中国名字，非常中国化，叫杜德桥，是其英文名字dudbridge的绝好中译，意味雋永。原来他有个非常好的中文老师----他的妻子(广东人)。更巧的是，他的妻子和我同姓，是地道的客家人，世界真是太小了（small
world）！告别的时候，我和他们互相交换了名片，我欢迎下次他们到中国的时候跟我联系。最后，我把吴老师托我带的礼物交给了Butler，同时把自己的礼物也给了他，感谢他们的邀请和丰盛的晚餐。现在想来，一个极为忙碌且具有贵族身份的牛津大学的学院院长，能够为我们这些普通的交流学生安排这样的家庭盛宴，足以见其对国际化和文化多元的倚重！他们的友善，让我铭记在心！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回报他的盛情——Butler携夫人随团来京旅游，我到其下榻的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拜访，为Butler夫人送上了鲜花。她非常开心，短暂的交谈之后，我们按原来的计划，前往北大会见吴志攀老师。这时，她问我，我是否希望她带着花去，我说“当然”，Butler夫人就很愉快地捧着鲜花，与其先生一道，来到北大，与吴志攀教授有了很愉快的交谈。当然，这是后话了。 May 31
今天中午，葛云松老师安排我们参加Merton
College的午餐会，参加的主要是东亚学生，当然也不乏欧洲学生，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国外的较为随意的聚会通常采取自助餐的形式。这次，葛老师误以为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聚会，我们三人西装革履，到那才发现大家衣着随意。不过这也不要紧，我们拿着盘子，装了些水果色拉、面包，鸡块，到外面的草坪上，扎入人堆，边吃边聊。这时，我看见Merton
的warden(在前面的日记中提到过，在这里，warden相当于院长)Pro.Lawson，一个大约五、六十岁的女士，走近我们，非常热情地招呼大家。通过交谈，她知道我们是交流学生后，问我们在这里过得怎么样，我说过得很好，非常感谢她的邀请。然后，她又安排一个澳大利亚的学生跟我坐在一起。这位学生非常健谈，我也借机练了许多口语。她没有到过中国，所以对中国充满神秘感。她问我，中国和国外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一时真不知怎么能简单地回答，只好说，到这之后，我发现牛津的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传统，而且差别还不小，但牛津大学并不要求同一。同样地，中国和外国也有许多差别。最简单来说，吃饭时，中国人习惯于用筷子，用欧美人则更习惯于用刀叉，不好简单地说谁好谁坏，国家、民族的差别，特别是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允许存在，世界才会丰富多彩。看来，她似乎并不是准备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她也是随口那么一问，是自己过于正儿八经了。但听完之后，她还是说“all
right”。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竟有检讨之处：也许是由于第一次出国，容易把一些小事情往国家、民族尊严上靠，似乎有些过头，以后要学得easy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交流。
下午，一个大学学院的即将前往北京的交流学生，带着我们参观牛津博物馆。我们虽然已去过一次，但这次有他陪同，估计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还想到不能拂却别人的盛情，所以当然乐意再次前往。在途中，我们看到一辆消防车呼啸而过，他说，每次学院里搞烧烤，都要通知消防部门，让他们派车，等在旁边。因为许多古老的建筑和珍贵的典籍是救不回来的。这话我非常同意，同时我不由得想，这种情况在国内，岂不是让消防部门的同志加班加点了！因为在中国，消防车似乎都只是事后的救济，我们常看到的是急急如律令的消防车在眼前亮着红灯风驰电掣而过，而没有看到、似乎也没有想到(至少我没有想到)这样一种场面：消防车静静地停在火警易发地点，消防官兵们则悠闲地散布于周围。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也许用这个词可能并不合适，但这种看似没有效率、甚至是闲着没事干的做法，结果却往往最有效率。凡事预则立，呵呵！当然，我又想，即使在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不嫌麻烦地通报消防部门，预先布警，否则这辆车干吗这么着急地去灭火？有两个原因，我想，一个是不想付费(我想，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理解为物业管理？它到底属不属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它毕竟不是事后的灭火)；第二是嫌麻烦。不管怎么样，制度只能指导过程，而不能决定结果，左右结果的因素永远都不是唯一的。
总体而言，这次参观牛津博物馆似乎并没有比上次增加了什么内容，唯一的感觉是大英帝国曾经多么辉煌！真不知这些希奇古怪的各国古钱币、把玩、战舰模型、海底动物化石、恐龙化石等等是怎么搜罗来的？旁边不断有小孩问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是什么，那是怎么回事，可怜的父母显然穷于应付。博物馆所蕴藏的知识，相当于几十位、甚至上百个专家的知识总和，岂是一个家长所能知晓的？博物馆虽然不收费，但却每天都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是无形的：引起孩子的好奇心并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当然还兼及爱国情感的培育。这是潜在而巨大的国家财富。由此看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博物馆实行收费制，甚至在圆明园这些凭悼和纪念国耻之处，也都收费，这实属短见之举。
从博物馆出来后，他又带我们参观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在这个大学城，牛津大学图书馆遍布四周。我们在拿到图书证的同时，得到一个指南，名字叫a
general guide to the Bodleian Library & its dependent
libraries，光从这一点看，就隐约知道它大概是一个图书馆群。果然，这本指南里罗列了包括Old
Library, Radcliffe Camera, New Bodleian Library, Radcliffe Science
Library, Bodleian Law Library, Philosophy
Library等在内的十一个图书馆(在字典里，Bodleian本身就是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意思)。但我还知道，有一些小的，类似于资料室的并不包括在里面，如大学学院就有一些资料室。另外，39个学院都各自有自己的小图书馆(当然，有些已包括在前面了)。我还想到一个小笑话：有一个游客，初到牛津，急切地问，牛津大学在哪里。路人告诉他，就在你的周围，游客听后一脸茫然。我想，当这位朋友后来了解到，牛津大学的39个学院遍布整个牛津城后，再想想那场际遇，就只能暗自哂笑了。
这次参观图书馆用走马观花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踩着发出吱吱作响的木制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不大的一个厅里，高高的成弧形的屋顶下，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二人多高的书架，上面码放着厚厚地泛着黄色的书籍，让人一眼就知道是年代久远的古老典籍。果然，有十二世纪、十一世纪的书，这些书概不外借(在牛津大学的许多图书馆，书都不外借，以保证有人想看的时候基本都能找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的阅读价值已经让位于收藏和参观价值了。牛津一向以传统和历史自许，但的确有其资本。
参观完图书馆，我们的这位向导带我们去一个PUB喝啤酒。一个小酒吧，外面放着几张木制椅凳，支几架太阳伞，颇类似于国内的大排档。但英国人就喜欢这样，来几瓶酒，很随意地聊，一聊就是半天。这时候，我才细细地观察了我这位向导，年纪肯定比我轻(才大学三年年纪)，连鬓胡子，确实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告诉我们，他来自小国，是从原来南斯拉夫分出去的一个国家(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有机会再查实一下。后来核查过，来自克罗地亚)，来到牛津后，发现牛津其实也很小。他学的是Philosophy
of Physics(
物理哲学)。我开始有些不理解，就问他，是不是有关物理的一些基本理念、决定物理学发展方面的一些理论知识。他点点头，说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许多理论之争，有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则不对，他们学的就是这些理论。显然，他也不喜欢考试。他说，牛津的考试特别严格，考试的时候必须统一着装，都到一个固定的考试院。卷子由三个老师判，两个校外的，一个校内的。一个校内的老师判完后，交给校外的老师判，然后再由校外的第三个老师给出最后成绩。他自带着烟丝和烟纸，四十分钟的交谈，他卷了两根烟，他说，牛津一切都贵。的确，我们也认为，这里是学术的圣地，而不是购物的天堂，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而言，每次买东西，想到乘以12（当时英镑与人民币的比价是12：1，现在英镑更贵了），就下不了手。还好，当时精神还算富足，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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