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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居住的老屋，在一个古镇。
它曾经是民族英雄戚继光落泊时赖以容身的地方。
她的街道是一个呈“十”字交叉的以相交点为中心的四条街。
这四条街分别住着“张”“王”“林”“陈”四大姓氏的人家。
这四大姓世居久矣，不免相互攀亲叙旧，所以有着丝丝相连环环相扣的网一样的亲戚关系。
其实他姓的人家也有，不过人丁不旺不足道而已。
四条街又分别旁溢出许多无名的巷子，世称“四条街八条巷”。
据说小镇早年的街道都是清一色的青石板铺成，上有独轮车轱轳儿辗出的深深浅浅的车辙。
四条街还分别有着四座庙，我想大约是各姓族所供奉的宗祠。
那街上苍老的青石板，从我记事起就从没见过，说是文革期间都挖出来去建水库了。
它只在我的睡梦中出现过，在我的梦里，它被细雨冲刷的一尘不染，在暗夜里回射出月亮幽幽的蓝色光泽。
那有趣的四座庙，也在“除四旧”的时候拆掉去盖了猪圈。
但北街的那一座还有一丝的记忆，因为后来要留着它的雕梁画栋的房子做镇里的小学校。
我在这个小学校读了一年的书。
每到下课的时候常和一、二好奇的孩子偷偷跑到那几间长年锁着的旧屋窗台去窥望。
那昏暗的角落里面有一些破坏的不知是那位泥菩萨的散落的手脚。
小镇十字街道的那个交叉口儿，当地人叫它作“拐子口”。
这是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不光是因为我家的老屋离“拐子口”很近，更重要的它是小镇上的人们劳作之余主要的休闲场所。
临晚，小镇上的炊烟带着柴禾和红芋面饼子的好闻的味道袅娜地攀升。
不一会儿，就有人捧了硕大的碗慢慢地踱出来，然后纷纷在“拐子口”聚集。
有的蹲着有的站着。
讲究生活质量而且不厌其烦的人或许还会带一个小草墩子，舒畅地坐下来。
那小草墩子是用麦秸编成的圆柱体，坐上去软软的，不但比一般人家生硬的小凳子舒坦，甚至比蹲着还要快活些。
大家在这里常神情严肃地讲述一些关于男耕女织的老百姓自已的故事，也可以神态自若山南海北地谈一些不着边际的国际形式问题。
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胜利结束的消息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
大家当时欢欣鼓舞，因为那位发布消息的那个放牛的孩子他的哥哥在北京当兵，消息绝对可靠。
何况他还放下碗庄严地承诺：
“要和平了！”
这里是一个学校，就象我们常说：“社会是一个学校。”
村社里没有上过学的一茬一茬的人儿在这里学到包罗万象的赖以浪迹江湖的生存知识。
这些知识包括让你成为春种秋收行家里手的相当于高尚的技术人员的优秀农把式的知识，也包括如何做新郎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传宗接代的重要技能。
这两项知识基本上就能满足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了。
我家的老屋在“拐子口”往东的第三家。
一字排开面南背北的三间草房，干净疏朗，不大却敞亮，不但不寒酸而且很温暖。
我就出生在老屋西边的那间厢房里，据说我的胞衣就埋在厢房门口的土里面。
前面的两个邻家都是沿街的房子，出门就是街道。我家的老屋往后敛了十余米，在屋前空出一个庭院来。
老屋的门坎儿是一块和门等宽的青石板，这块石板就是原先街道上石板的幸存者。
我踩着它学会了走路后就踩着它离开了小镇。
那些在我的梦中出现的发出蓝色光泽的石板每一块都和它一模一样。
从石板门坎儿到街道，某一年父亲用红砖铺了一条不宽的小径，下雨的时候就不会泥了鞋子。
在小径的东侧，老屋东厢房的窗子外面有一棵大大的大泡桐树。
它的身体弯弯的象一个“S”。
小时候，我们在它弯曲旁伸的枝上甩过一条绳子去，就可以玩荡秋千儿。
夏天的傍晚，母亲做好了晚饭就在树荫下放上一个小方桌子，一家人围坐着，很有趣。
在老屋的屋后，是一个大大的园子。
园子里是一片茂盛的林子。
林子里的树生得参天耸立，加上一墙之隔的邻家院子也是树木苍翠，极目望去俨然一片郁郁葱葱。
林子大了就引来许多鸟儿，但也绝不是什么鸟都有。
每天清晨，我总是在鸟鸣中醒来。
那时候我只是奇怪，鸟儿为什么在清早特别爱叫？
林中的鸟窼很多，我们常在树下观察。
如果总有一只鸟呆在巢里不出来，说明是下了蛋开始孵化了。
于是就盼着小鸟早些出壳。
如果鸟儿衔了虫子回来，说明小鸟已经出壳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就能常听见小鸟在巢里“叽叽”地叫。
再后来就能听见小鸟在巢中扑打翅膀练习飞翔的声音。
再后来小鸟的翅膀硬了，和大鸟一起在林子里飞。
再后来就再也分不清大鸟和小鸟了。
再后来，林子和鸟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都如同那街道上发出蓝色光泽的青石板和那几座承载着几代人无数精神寄托的辉宏庙宇，都如同梦幻般的消失了。
除了偶尔在回忆里闪现的隐约美丽，
它们消失的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
消失在我们生命的不知不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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