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西双版纳游记

，也即关内的军事力量亦应计入，并暗含如果出了事不光是东北的责任之意。这同时也说明，张学良也有邀南京政府“入伙”、介入中东路问题的谋划，但其行动并不为国民政府所左右，既不以南京方面是否承诺全力支持作为决策的依据，也不需要南京方面的批准。

再次，从他身边人员后来的回忆看，也都承认是东北当局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王家桢认为此事是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东省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秘书邹尚友挑起的，他说：“张景惠这个人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庸碌无能、事理不清、是非不明的家伙。在张景惠手下办理对俄外交的，有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李绍庚等，他们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专为培养殖民统治代理人而设的。……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全很好北戴河地图，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国主义殖民国家那一套。他们对于帝俄时代的将军，可以说有特殊的崇信。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舍夫斯基，他向张国忱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共产党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发难，共产党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刻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国忱、邹尚友这帮人，本来就不懂什么政治，更加上他们正想挤掉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由张国忱取而代之。……张国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顾问的建议，就和张景惠商量作了决定。”[7]

张国忱的回忆则既承认了他自己及邹尚友、也提到了吕荣寰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如他说“1929年秋，我在哈尔滨教育厅厅长任内曾建议张学良以武力接收东路，经沈阳东北政委会讨论通过，责成吕荣寰执行，……酿成事件。”他又说，邹尚友四处奔走游说，打着强制收回中东路的幌子，“而他骨子里却企图把吕荣寰打倒，使我继位，他就可以获得副理事长的优缺以饱私欲。是以他经常不断地联系着张的外籍顾问，……另一方面对张的左右如秘书处长朱光沐、宣传处长沈能毅等等更是一步不离，以保持着与张的思想联系。这时张的左右（大部分为新派）一谈到东路问题，都认为除断然强制接收外别无良策。”张国忱等按照张学良的授意，一步一步，从苏联人手中“强制接收”了哈尔滨文物研究会、哈尔滨气象台、哈尔滨自动电话局、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直至“五二七”事件，“哈尔滨接收狂、反苏狂，猖狂一时”。“1929年秋，张召开东北政委会，……事先邹尚友以沈哈长途电话一再催促我赶快把计划作好提出，……我当时即草拟了解决东路问题建议一件，寄给张学良，该建议内容大致为：1、兹因苏方对东铁问题一再拖延不肯让步，应限期迫令苏方同意签字，实行平均用人及中俄文字并用等项以达到彻底解决；2、届期如不同意，则逮捕其铁路局长，并利用前被苏方开除的白党路员强制接收；3、发动以前，应在东路沿线妥为布防，如有其事地严肃对待；……果然，政委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决定由吕荣寰回哈执行”。吕荣寰“在教育厅接收了文物研究会后，他业已开始准备他的接收计划。”因事关重大，他正在迟疑间，即听到与张国忱等的一再采取行动比较，“铁路当局懦弱无能”、将被撤换的说法，“他感觉到与其被撤而去，倒不如搞一下政治冒险，……他就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毅然把强制接收东路提案送到沈阳。”“吕荣寰和张景惠（他两都是参加东北政务委员会去开会的）由沈回哈，吕荣寰一下车就兴高采烈，”“慢慢才知道他的强制接收东路提案已完全通过，且决定由他全权执行。”“吕荣寰回哈后，即闭门部署，除与张景惠经常碰头外北戴河住宿，他没有与别人交换过意见。”[8]

时任东北军第4师师长的刘翼飞回忆：“1929年夏秋之间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等纷纷电张，要求进兵吉黑，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并且说苏联一定不能抵抗云云。”“张学良乃找我说：‘张辅帅（张作相）对于这事还犹豫不决，你可偕同张廷枢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以根据各方面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因刘表示怀疑，张未让他去吉林。“后来听说吕荣寰曾携带所谓情报和接收中东路的计划到沈阳和张学良商谈，……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以致酿成战事。”[9]

根据以上几份回忆资料，结合张学良的电报来看，事前张国忱、吕荣寰都向张学良提交过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并在东北政务委员会（5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这期间并没有经过南京政府。6月6日，张学良又打电报给张景惠、吕荣寰，告诉他们可以行动了，这比6月26日钟毓向王正廷报告早了20天，比7月7日张学良、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早了一个月。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及张景惠、吕荣寰是主要决策者，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邹尚友等人是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的几个主要人物。

张学良在公开场合，也宣称要以强硬态度对俄。7月6日，他在天津对记者谈话时表示：“本人对俄意见，以为凡条约以内已允我之权利，应当强硬主张，不能放弃。”[10]
张景惠、吕荣寰等强行接管中东路之后，7月12日，张学良又致电表示嘉勉：“张长官、吕督办均鉴：真（11）日两电均悉。此次处置俄事，事前筹备完密，临事措置又极迅速，深合机宜，殊堪嘉慰。除电达中央外，希仍按固定步骤，妥慎进行为要。张学良。”[11]
电中提到“事前筹备完密，”让“仍按固定步骤”继续进行，可见完全是东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事情做了，由张学良“电达中央”，但决策指挥，能驱使张、吕动手的，只能是张学良。许多年后，据为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12]

南京政府对此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

南京当局则对此采取了支持、鼓励的态度，使事件向更为恶劣的方向发展。这也符合南京政府将在关内与苏决裂的方针扩展至东北的意愿，现由东北方面主动提出，可说是正中下怀。

一是如上所述，王正廷在6月4日致张学良的电报中，向东北方面透露出有继续恶化中苏关系的意向，即外交委员会有可能“群议绝交”，探询东北方面有无武力抵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