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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红色之. |
2007-07-16 lvyou114.com |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燕下都,神秘之地 为追寻荆轲旧迹,我来到河北易县。城东南不远即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放眼望去,只见有大段大段的城墙残存于地面之上。在城角村南的一段城墙残高近7米,可使人多少领略一点其昔日的雄姿。城东北部所残存的十余座土台排列有序,位于中心的武阳台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140米、南北长110米,其城墙与台基皆用黄土夯筑而成,战国之世,燕都蓟城(今北京),而另建此城为下都。其北邻北易水,又称濡水;南邻中易水,兼称武水,古以水北为阳,故称武阳城。上一世纪末这里有“齐侯四器”出土,本世纪初又发现“铜龙”,遂引起人们的注意。 1929年11月,著名学者马衡等曾亲临此地调查。1930年春,马衡又率燕下都考古团对此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70余年来,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使燕下都武阳城的轮廓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其东城营建在前,西城扩筑在后,整座城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宽约4000—6000米,为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第一城。与沉埋于丝绸古道上的楼兰、尼雅等城址相比,无论是就建筑规模而言,还是就历时久远而言,燕下都都远超于前者,所缺少的只是那种大漠风沙的背景和被西方探险者“重新发现”而引出的神秘感。 燕下都遗址有许多兵器出土,已发掘的大小墓葬中也多见有兵器为随葬品。城址南部解村附近有为世所瞩目的14座人头骨丛葬坑,据发掘者测算其所掩埋的人头骨在3万颗以上。葬坑内的头骨有的带有三棱式铁铤铜镞,有的被砍去下颌骨,有的被砍去枕骨。这一切都显示了其所处时代战争频繁和战争的残酷性,或有助于理解太子丹及荆轲等所作所为。当年,太子丹即以此为据点进行谋刺秦王的活动。在武阳城西,古有荆轲馆,为荆轲所居之“上舍”。今易县西荆轲山上立有“古义士荆轲里”石碑;又有圣塔院寺塔,始建于辽,明代重建,八角十三层,因碑文中有“寺与塔为山而设,为荆轲而设也”,故俗称荆轲塔,清代寺中供有田光、荆轲、高渐离三义士牌位。在荆轲馆西北,古有樊於期馆,为其授首于荆轲处;在荆轲馆西南,古有渐离城,为荆轲之友高渐离居所。对于这些遗迹,历代志书多有记载,虽互有异同,亦不能完全指实,然大体上是可信的。 寻觅祖泽 我又将目光投向白洋淀及其周边的安新、容城、雄县等地。古书中有关荆轲壮别于此一带的记载亦多见。 在容城与雄县交界地带今残存有数座古城址。对照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其雄县古贤村遗址当即晋时易城县之所在;容城晾马台遗址为汉末公孙瓒所筑易京城,后世称“小易城”;而容城南阳村“燕国城”遗址则为周代燕都临易城,古易水流经其城南,故称临易,后世称“大易故城”,燕人为召公之后裔,周初召公受封于北土,建都于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当古称697—691年)在位时徙都临易。其所在“燕国城遗址”现存一台地,北坡高出周围地面2—3米,当地人称“城坡”。从城坡起向南700米,台地终了。南坡高出地面0.5米左右。东坡边沿清晰,高出地面0.3—2米。自台地东北角起向西300米后,地势低缓平展,边沿模糊不清。此台地应即燕都临易城内宫城遗址。 台地以北约600米有故河道,当地人称“后河”,与台地以西700米的“西河子”相通,当为原临易城外郭城北垣及西垣外护城河遗迹,由此可推知原临易城之大致轮廓(依古制当宫城居中,则其与外郭城东垣、南垣的距离略等于与外郭城西垣、北垣的距离)。在此一带出土有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郾王职戈、郾侯载戈等)、陶器、骨角器及货币等,其中一件属春秋时期的铜壶于近左铺首处阴刻“西宫”二字,于近右铺首处刻一“ 古秋风台的疑问 依古礼制,诸侯国君需祭祀与国事相关诸神及其封疆内名山大川等。齐之“社稷”即齐都城内祭祀土神、谷神之所;宋之“桑林”即宋都城外祭神求雨之所;楚之“云梦”即云梦泽,为楚国境内大泽,燕之祖泽与其相类。国君行祭礼,臣民男女可聚合在一起随观,为古之遗风。其境内大川,一般是在国都郊外面向其所在方位远望而祭,称望祭。燕简公(公元前504—492年在位,或公元前504—460年在位)时国都临易,其亲临祖泽而行祭,当是由于离祖泽较近之故。由此推知,祖泽应指今白洋淀一带的水面,而“祖涂”即由临易城通向祖泽之路。燕臣庄子仪死而有知,击杀燕简公于“祖涂”之事,或是出于幻觉,然被记于燕之《春秋》,又被《墨子》等书所引,竟成为今日寻觅祖泽所在的线索,颇令人感受到文字符号传递今古信息之功能奥妙无穷。 战国时期,有赵国兴起,燕都北迁于蓟(今北京),临易城改称易,曾一度为赵所取,后又回归。此一地带为燕与赵之分界,古有“燕南赵北”之说。若以上对“祖泽”的探索无误,则应确信荆轲壮别之地即在此一带。作为历史的见证,这里有古秋风台。 今安新县安州镇西北1500米立有青石碑1座,上书“古秋风台”四字。据碑文可知,其地原立有“秋风台”碑,记载荆轲事迹,因年久风化,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安州天宁寺主持源王秀按原尺寸重刻此碑。对此,清康熙十九年刊《安州志》卷七《古迹》亦有记载:“秋风台,在城北易水旁,即燕丹送荆轲之处。”再往前追溯,则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其归义县即沿于原燕都临易,而治所稍北移。此前有北魏学者阚马因在述及故临易城风物时谈到荆轲别地“疑于此也”,而为郦道元《水经注》所征引,并言“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其就当时所见所闻来考辨此事,或偏于信,或偏于疑,均未予以轻率的否定,足见有关证据之过硬。而之所以有所疑,则很可能由于此一带地貌变迁太大,致使古今名物无可比附。 壮别白洋淀 至晚全新世时期(距今2500年)以来,湖水变浅乃至解体、收缩,有部分地区干涸。春秋战国之际,正值其水面收缩期。不过,在短时间内似还不会被人们所察觉。“祖泽”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另有《尔雅·释地》等所记“燕有昭余祁”,其“昭余”二字当为“祖”之缓读,或“祖”为“昭余”二字之急读;而“祁”通于“泽”。可知二者所指相同。又有《墨子·兼爱》中记载大禹治“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郾。孙诒让以为“后(当为召之误)之郾即“昭余祁”。其防即土堤,原、派为二水之名,流注“祖泽”。可知此一带曾为大禹所治。其派水即古氵瓜水,今之大沙河。而原水或当指古易水。古时北、中、南三易水先后交汇于今容城西北,又东南流至容城、雄县一带注于“祖泽”。至战国晚年,荆轲别此,很可能还大致保持着这样的景观。而后,就渐渐地面目全非了。汉代学者无一能指明“祖泽”或“昭余祁”当在今白洋淀地区。晋时文学家左思作《魏都赋》,有“掘鲤之淀”句,据注家所释当指今白洋淀(特指),已是“祖泽”解体后之孑遗了。唐时此一带有“九十九淀”,更是支离分散。宋代始有“白羊淀”之称,或以为是因白浪泛起似羊群而得名,为诸淀之一。明嘉靖年间,曾一度因众水泛滥,“淀水汪洋浩淼,势连天际。”又改称白洋淀。今白洋淀区分布白洋淀、烧车淀、城北淀等大小淀泊143个,大部分在安新县境内,经综合治理,已重现昔日风光。 以古文献、考古资料与地质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而推定古祖泽之所在,从而使荆轲壮别于此得以明确。当年,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送行,当是自燕下都启程,乘舟顺易水而下,至此入祖泽,“既祖,取道”。其“既”,原意指人饮食完毕,引申为止、劲经过等义,“既祖”即经过祖泽。至于其弃舟登岸处是否即“古秋风台”之所在地已无从推考。不过,这一点似并不很重要。立碑之意,在于可使人临观而感。它至少是与之相近。临于此,同样可以加深体会当年荆轲壮别的心境。由于历史的行动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最后的结局往往难以预料,因而人们更看重行动之前的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这种抉择,并应该对自己的抉择负责。如太史公所论:荆轲们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其立意较(明确)然,不欺其志”。(《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去了,唯余易水秋风。 荆轲一去兮不复还, 风萧萧兮易水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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