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丹江走笔(之二)

水旱码头龙驹寨

说起丹江，无论如何是绕不过龙驹寨的，因为她与水的关系太亲密了，她与水联姻了几千年，似水乳交融一般。丹江给她送来了灵秀，她给丹江倒映以伟岸，二者共同见证了历史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兴衰。

丹江从源头流经约
90公里，便流出了一片约五、六平方公里的小盆地，这个小盆地就是龙驹寨。龙驹寨北依险峻的鸡冠山，南临秀丽的丹江河，五里长街高出江面十多米，自西而东，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码头，塞上细柳阿娜多姿，绿树红花，修竹出墙，青砖碧瓦。尤其是坐落于街西的船帮会馆，整个建筑犹如仙阁琼台，东西峙壁，刀切剑削高数丈，数条青龙雄踞墙头，卧浪欲飞。楼身飞檐翘翼，宛似苍鹰展翅，鹊鸟斗尾。全部装饰图案，多以彩瓷镶嵌。临江墙上书有“高山流水、清风明月”八个大字，阳光之下，耀眼夺目，朗朗月夜，蔚为壮观。会馆始建于明朝。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赋予了龙驹寨在古代经济、交通等领域扮演着的重要角色。这里曾是“北通秦晋，南连吴楚”、“水趋襄汉，陆入关辅”的水旱码头。约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了航运。据《禹贡》一书所记，当时的荆襄贡品是从长江入汉江、汉江入丹江而到达龙驹寨，水陆联运到河南省卢氏县入黄河流域，再达冀州，才上贡帝都长安的。汉唐以后，国都长安的物资供应，水路除汴河外，犹有汉水转丹江一线。故史称丹江为“贡道”。明清至民国时，由于航运发达，龙驹寨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那时的航运以货运为首，古谓“用江淮之穗，养西北之政”。据《续商州志》记载，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关中灾荒，曾将襄阳仓米20万石由丹江运至龙驹寨陆运西安减粜济民；康熙五十九年（1720）漕运总督施世纶奉命到陕赈恤，将湖广、荆州等地仓米10万石，自丹江运龙驹寨转西安接济荒民；雍正十一年（1733）一月，经兵部尚书署理陕西巡抚史贻直奏准，再次自丹水运楚米10万石至龙驹寨转输西安。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逃至西安，令“各省应解京饷均输西安”，将丹江航运作为主要补给线，自南方运来之米于龙驹寨，由畜驮人挑转西安。《直隶商州乡土志》载，清代末叶龙驹寨码头货物吞吐甚大。

水陆交通的发达，使龙驹寨成为遐迩闻名的水旱码头。长年车船如织，商贾云集，“百艇联樯，千蹄接踵。”各类行、栈、店、铺散布5里长街，大江南北客商熙来攘往，南方的丝、茶、糖、米、瓷器，沿长江、溯汉江、入丹江至龙驹寨，再经驮运、肩挑至西安，达北方各省。而北方的烟叶、食盐、药材桐油等山货特产顺流而下，畅销东南。云集龙驹寨的各省商贾，为保护各自利益，结帮建馆，拢罗势力。船帮、马帮、盐帮、青器帮、布帛帮等12座会馆雄居寨上。并修建关帝、城隍庙宇18座。光绪二十六年（1900），意大利神甫、挪威牧师游至龙驹寨传教，在距码头数百米之外建起天主教堂和福音堂。曾经名噪一时的丹凤葡萄酒，就是在清末由意大利传教士安西曼之徒弟华国文带来的酿造工艺。

市场繁荣，税收剧增，明代以后，省级官员就坐寨收税。清光绪年代“厘金”岁额高达15万两白银，居“全陕之冠”；宣统年间再次跃踞“全陕之冠”。据多种志书记载，龙驹寨当时的确是“康衢数里，臣室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

商业的南北交流，带来了文化的秦楚交融，龙驹寨成了典型的“秦头楚尾”，早晨西街吼秦腔，晚上东街唱花鼓。民风民俗出现了兼南而北的特色，百姓思想解放，勤劳智慧，把家园建设得富庶美丽。

然而，时代在发展，陇海铁路通了火车，西安至中原、江南的312国道先后开通，航运渐行渐远，只留下了一串帆影。解放以后，丹江上游多建水库，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以粮为纲，把树砍光”流水量骤减，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船彻底从龙驹寨码头消失了，水上的历史在此完全搁浅了。

交通受阻，经济停滞，如今的龙驹寨，虽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经济发达的地方相比较，差距不能掩盖，百姓的人均年收入也不过2000元左右，戴了十几年的贫困帽子也是刚刚甩掉的。回首遥望，古老的船帮会馆已被所建成的丹江漂流大厦抢去不少色彩，繁荣了几百年的老街，店铺林立的老街，如今多为掉落了牙齿的老人们住守着。据说为了开发旅游，重振老街雄风，当地政府准备修复老街，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但因投资巨大，也只能停留在一张规划图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