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白园滋味

让文学大腕顾况倾服、推重和宣扬。名士的赏识，如同帆船装上动力，驱动他驰骋空前壮阔的唐诗海洋。

诗廊晾着诗章故事。

《观刈麦》和《长恨歌》写于周至县尉任上。那时刚届三十，进士及第不久，一腔报国的热血。他开始践行志向，用生命播种圣火，照亮那些在尘世中苦苦挣扎的贫民，温暖他们悲观的灵魂。看着烈日下抱着孩子在田里拾麦穗的农妇，自己的锦衣玉食，歉疚写下了《观刈麦》这首他最早反映农民生活的诗，又一鼓作气吟出千古绝唱《长恨歌》。宪宗元和五年（810年）转任谏官左拾遗，这是白居易一生中最无所顾忌的日子，他屡次上书请革除弊政，惹得宪宗皇帝吹髭瞪眼，他成批创作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让“执政者扼腕”、给“握军要者切齿”的讽谕诗———《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和《卖炭翁》等名篇。翌年扶柩归乡安葬老母，住在渭河北岸紫兰村，日出而耕日落而歇的乡村生活尽流笔底。《村居二首》、《归田三首》是白居易屏居老家的“札记”，而不是“游记”，其区别在于不是记叙景物，而是抒写心灵的感受。丁忧三年期满还朝，等待他的是纷至沓来的流言。宪宗早就厌恶他比比上书、直陈利弊的个性，为图个耳根清净，便让他担任负责劝谏太子过失的左赞善大夫，这是个可有可无的职位。

在生活的巅峰，常常伴随着不幸。“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不朽的诗句跳动着爱心。天不佑才，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捅了马蜂窝，因“越职言事”谪任江州（九江）司马，这年44岁。司马本是闲官，无事可做。心事可能是含苞的花朵，可能是燃烧的火焰，也可能是无望的扁舟。坎坷的遭遇，磨去了白居易的锐气，这个字乐天的人不当乐天派了，他的思想小舟漂向消极的彼岸，守着庐山东林寺旁的草堂修仙学佛。佛教的最高境界是个“悟”字，觉悟有三含义：自觉、觉他（使众生觉悟）、觉行圆满。佛必须三项俱备，缺一不可。为了功成妙智，道登圆觉，白居易悟得好辛苦。

觉悟着的白居易当然精研养生。不忘他的一首旅游强身诗：“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清两无尘；手把青竹杖，头戴白纶巾；尽心下山去，知我是何人。”用安闲的心情看无波浪的泉水，心境保持在“云身无心水自闲”的状态，这是弱者对专制社会无奈的顺应。在江州的四年里，他的诗，也从激昂的讽谕，转为淡淡的感伤。《琵琶行》最后两句诗“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让人濡湿如雨。

今人好为人师，喜欢给邻舍找碴儿挑刺，热衷给前人号脉下药。或说白居易44岁以前如野草，坚忍而顽强；44岁以后如稀泥，黏糊而软弱。事实上，由于生存的利益，豢养无时不在，专制更是尾大不掉。如果不是身心重创，白居易是不会轻易“洗心革面”的。如果真有“独善其身”的想法，“兼济天下”之志还没有完全消失。他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兴修水利、筑堤保护钱塘湖、灌田千顷。前几年游杭州西湖，白堤绿树成荫，“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游人如织，白公福泽绵绵无尽期。

白居易在苏州开始有撂担子的想法。作于苏州的《自咏五首》、《酬别园从事二首》等诗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严重的消极引退思想。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之前，八年换了三个皇上，政局动荡，诗人在苏州刺史任上以病辞官回长安做秘书监。舒适安闲的京官生活，再也搅不起心底波澜，有本不愿奏，缄口隐于朝，忠君热情早已薪尽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