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大革命时期陈云的余姚之行

自1926年7月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一开 始连战皆捷，进展顺利，至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杭州、萧山、临安、余杭等地，白崇禧部推进到嘉兴一带，兵锋直指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共上海区委、上海市总工会于2月22日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陈云参加了这次起义。但由于参加起义的水兵未能及时发出信号，打乱了起义计划；加之蒋介石已经开始右转，打算“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担心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成功会导致上海为我党所控制，于是命令在嘉兴的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坐视上海工人武装孤军奋战。为避免损失，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上海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北洋军阀在全城大肆搜查、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2月下旬，根据中共上海区委、上海市总工会关于隐蔽干部以保存力量的指示和商务印书馆党支部的安排，陈云（化名寥陈云）带领陈公庆、徐新之、谢庆斋、孙诗圃、孙琨瑜等5名工会积极分子由上海转移到浙江余姚隐蔽。据陈公庆、谢庆斋等同志解放后的回忆，在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作出陈云等人需要转移隐蔽的决定后，陈云等6人开会，就隐蔽地点进行了讨论，有的主张去无锡，有的提议去苏州，也有提出到宁波的，最后决定到余姚。陈云等人分析了到余姚隐蔽的几个有利条件：一是余姚有较好的党组织基础；二是余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三是余姚有适宜隐蔽的住所。另外，大家觉得对余姚的情况比较熟悉，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商务印书馆与余姚由来已久的渊源：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余姚人杨贤江与楼适夷等在上海组织“余姚青年协社”；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建立中共支部，首任书记是杨贤江；加之此次同行的陈公庆又是余姚人，所以大家对余姚有一种亲切感、安全感，一经有人提议到余姚，就很快定了下来。

2月下旬，陈云一行6人从上海港轮船码头出发，经东海海上航线到达宁波，上岸后坐火车至余姚。行前，为确保路上安全，每人都作了简单的化装，以防不测。陈云头戴一顶呢子黑色大礼帽，穿一件深色呢子大衣，拎一只小皮箱。到余姚火车站后，由陈公庆带路，住进了位于余姚城区中心龙泉山脚下陈公庆的岳父徐志彪家。这是一幢七开间二层木结构的沿街楼房，面朝市中心街道，背靠龙泉山脚边的助海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独门小院，后门过一条小弄与 助海庙相通。一楼是徐志彪开的大药房兼中药诊所，陈云一行就住在药房楼上直到离开余姚。

陈云到达余姚的第二天，就委派陈公庆找到了不久前回余姚工作的中共党员楼适夷，通过楼适夷与中共余姚地方组织和我党控制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取得了联系。主持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工作的进步人士郭静唐，当天就来到陈公庆岳父家与陈云长谈，向陈云介绍了北伐军光复余姚的经过，刚刚建立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请陈云等同志指导协助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开展工作。为此，陈云把同来的人员分为指导、组织、工运三个小组：指导组由陈云负责，主要对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工作进行指导，特别是宣传方面的工作，并综合协调其他各小组；组织组由谢庆斋负责，主要去余姚盐场做盐民情况调查，对盐民进行思想发动，把盐民组织起来；工运组由陈公庆负责，孙诗圃、孙琨瑜等人为该组成员，主要在城区引导店员开展活动。徐新之留在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搞联络。

分工后，陈云一行随即展开工作。首先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陈云等人乘坐由国民党余姚县党部提供的马匹等交通工具，先后在城区、盐区进行了调查、走访。到盐区调查时，由郭静唐和时任县纠察队队长的费德昭（共产党员）及几名纠察队员陪同，跑了庵东和逍路头两个盐场。期间，深入走访了一些盐民家庭，详细了解盐民受廒商、秤放局、篷长等层层剥削的情况，在庵东召开了盐民积极分子座谈会，向盐民宣传革命道理和团结起来的重要性。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组织群众，陈云以极大的热情，分别在城区的学宫、龙泉山龙山书院、余姚盐场等地开展了几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座谈、演讲活动。在学宫，陈云亲自登台演讲，向余姚各界民众进行了反压迫、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的宣传鼓动，还给群众摆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反对、破坏革命的事实，启发群众革命觉悟，号召各界民众团结一致，开展斗争。

针对国民党余姚县党部薄弱的宣传工作，结合调查中了解到的光复后余姚城乡民众的思想现状，陈云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对城区店员、盐区盐民的思想发动工作要进行分类指导；接收进步刊物《姚 江周刊》为县党部宣传刊物，出版《余姚妇女》期刊等进步刊物，广泛发动民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发动工农运动中，必须组织余姚的工人、农民、盐民建立自己的协会组织等。这些好的建议均被国民党县党部所采纳，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和实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余姚革命形势的发展。

就如何组织余姚工农（盐）民自己的协会，陈云派谢庆斋到盐场组织盐民协会作示范。谢庆斋在二灶待了十多天，与盐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中共坎墩镇支部、国民党余姚县党部开展组建盐民协会的筹备工作：广泛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盐民与盐霸开展斗争等。陈云经常听取谢庆斋的工作汇报，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并及时给予指导。最后于3月底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基层盐民协会———余姚盐民协会，给灾难深重的十多万余姚盐民点亮了革命的薪火，也为余姚其他产业工人组织协会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随后，陈云和陈公庆又协助中共余姚支部发动余姚中药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在城区繁华的虞宦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先后组织了4次游行，3次请愿，罢工坚持了15天，最后，资方慑于店员团结斗争的力量，答应了工人的一切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并成立了余姚药业工会。在它的影响下，“余姚典当业工会”、“余姚书纸业工会”等也很快成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余姚县总工会”。

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与余姚当地党组织领导人、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人的谈话中，陈云始终强调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对于这一点，时任县纠察队队长的费德昭印象特别深刻，费德昭就是在听了陈云关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的演讲后，专门找陈云长谈。交谈中，费德昭向陈云详细汇报了由北海水巡队发展到县纠察队的过程。陈云听了以后，对费德昭重视武装的思想大加赞赏，并鼓励费德昭继续努力，争取组建我党自己的队伍。陈云应费德昭的邀请实地考察了北海水巡队的发家地———庵东盐场。

3月上旬，陈云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

（转载自《宁波日报》2005年6月7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