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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踩着红色高跟鞋，穿着白底红色碎花的裙子，提着简便的行李袋，带着浓郁的“外乡人”气质，孤立地站在车站门口，向着对面开过来的出租车招着手。奇怪的是，那些空车一辆辆从我身边开过去，都不肯停下来。在湖北或广西，身背行李袋的人只要在站口出现，不待招手，便会有二三辆车停过来，热心地询问，“要车吗？去哪儿？”
杭州出租车的傲慢，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无奈地用目光四处搜寻着公车站牌，一个热心的生意人告诉我，按规矩，出租车是不允许泊在车站门口的，在这个地段绝对打不到出租车，建议我坐他的小摩的到东站。
“好吧，那到东站多少钱？”
“二十块。”
总算找到了报复的机会，我这个“小气鬼”头也不回地“傲慢”了他一下。
往前走两百米，才有出租车肯停下来载客。
我伸手叫下一辆车，刚钻进前座里，一个大块头的男人拎着一大堆东西，钻进后座里。
“我们一起打吧。”
“行，那一人付一半。”
司机开口说话了，“不行，我一次只做一趟生意。除非你们在下面谈好了。”
那男人对我眨眨眼，意思是让我先给钱，回头他再补给我。司机也不肯，他的意思，我们应该每人付一份车费。去东站，打表也就十五六块，黄金周每人三十，也就是说，才十公里的路程，他要收六十块钱。
我实在是不适应这样的收费方式，明明知道那份钱是一定要出的，觉着心理不平衡，还是主动下了车。
看着路边的游客，不停地跟司机砍着价，司机仍然拽拽地不放松，我发现自己太不懂得“入乡随俗”了。
又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东站，多少钱？”
“三十，去不去？”
“多少都去！”
这话可说坏了，司机以为我是个富婆，“多少你都去，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的意思是，刚才一个司机态度不好，我生气了，坐别人的车多贵我都坐，就不坐他的车。”
他大概这才放弃狠宰我一顿的念头。
因为我是一个人，后排座的位置空着，他便把车子开着兜圈子，想多载两个人。
“算了吧，人家也就靠这节日挣一把。”我心里这样想着，就不管他了。他果然找到两个去东站的人，一开价三十，客人便不依，“我们刚刚打车过来才十六块。”
“好好，十六就十六。”
我们三个陌生人一言不发地挤在同一辆出租车里，在相同的路程里，奔向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是，他们俩人花了十六块，我却花了三十。
我认为在打车费的问题上，司机对我不够厚道，对他的话便带着许多提防。毕竟咱是“外地”来的。他一直在提醒我，东站没有到临安的车，从东站到西站要350块钱的，优惠一下，300块钱把我送到西站，可巧，我手机电量不足，用最后一点时间打电话向小兵确认了是在东站，便不再理会他的“好心”。
到了东站，才知道，他的话是对的。那儿真的没有到临安的车，而且来往的游客将车站挤了个水泄不通，我想早点找到车，早点到临安，就不得不耐着性子，服从我那双令我不太舒服的高跟鞋。或许，只有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身体是最大的累赘。
走出站门，小巴司机主动招呼，“到西站吗？两百块。去不去？”
一辆大巴在我身边经过，大巴窗口有几个醒目的大字，“东站直达西站2元”，我回头冲那人冷哼一声，就向大巴跑过去。
“喂，开门，到西站。”
那司机也不理我。
我冲上去，拍着玻璃门，“为什么？凭什么不给我开门？”
原来，这车座满之后，沿途便不加人。
“哼，你今天要是能上大巴，我算你有本事。”那小巴司机在我身后，不服气地说。
我不理他，傻傻地看着前面涌动的车流与人流。
这时，大巴车窗里，最后一个位置上，一个年轻人对着我，挥了挥手，向大巴车后方指了指。看他的嘴形，似乎在告诉我，要到后面车站才能坐到大巴。
我一下子跳起来，欣喜地大声对他说着“谢谢！谢谢！”
其实，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也许都藏在不经意，不张扬的角落里。比如悬崖上的野花，摇篮里的微笑，还有杭州街头大巴车上，那陌生的挥手。
坐了十几小时的火车，整晚没有睡觉，我只想早点到达临安，美美睡上一觉，顾不得斯文，在大街上也掀起裙子，跟着路边的人，跨过横在路面的栏杆，找到巴士车站，挤上了开往西站的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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