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莫干山百年启示录

莫干山的夜万籁俱静，静得能够清晰地听到屋外竹叶相碰的声音。有夜雾从窗棂的缝隙中钻入，丝丝缕缕，缭绕在电灯泡周围，围成一圈昏黄的光晕，古典、神秘、催人怀旧。

莫干山不应该忘记，上世纪初叶，洋人们真的在莫干山这块闻名中外的清静之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从幼稚园到公墓、从游泳池到教堂、从网球场到图书馆，开始了自己有条不紊的生活。

他们先是建立自己组织。据载，1898年六月，来山避暑同人设立了“避暑会”。下设两个委员会，一个管理祈祷之事；一是管理道路、卫生、防御之事。第二年，美国人韩明德捐出一块地，建起了教堂。1906年，由克来阿捐赠山地，建起了邮局，次年，即通电报。好在《莫干山志》（1994版）全文收录了洋人们的《避暑会章程》。章程对避暑洋人房主地主之绿化、卫生、修房、雇工等事务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关于卫生的规则对今天的我们也颇有启发作用。

避暑会设有专门的卫生委员会，从每年的6月1日到9月30日，派人免费为房主地主服务。规则要求，每户应准备有盖之桶两只，一只存放铁罐字纸垃圾，一只存放厨房垃圾。一三五清理纸铁垃圾，二四六清理厨房垃圾。清理阴沟、妇女的梳妆物品则由住户自己负责。卫生委员会有检查住屋卫生的权利。规则还特别强调，“该会因无执行法律上之手续，以强迫住户遵守规则之特权，故一切卫生事业，胥赖公众道德上之援助。各居户更应视一己如卫生委员会之一分子，而与该会以相当之助力，是则本会之所切祷者也。”

作家郑振铎在1926年8月上莫干山时，曾写有《避暑会》（《郑振铎选集》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道出了心中的钦佩和感慨。他一上山就看到了避暑会应对工匠要求涨工钱的布告，认为“他们的通告所占的地位和语气，似乎比当地警察局的告示显得冠冕而且有威权些。”

他在文中写道，“几天又过了，我渐渐明白了这避暑会的事业：他们设了一个游泳池，一个很大的网球场，建筑都很好，管理得很有秩序。还有一个大会堂，会堂之旁，另辟了一个图书馆，还有一个幼稚园。每一个星期，大约是在星期五，总有一次音乐合奏会在那里举行。一切事也办举办得很整齐的。”
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一幅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盛况：一群洋女人身着胸衣短裤，牵着吧儿狗，徜徉在莫干山的荫山街头。

他了解到，莫干山开辟为避暑区不足四十年，最早来的是英国人施牧师，他买了两百多亩地。除留出了二三成为公地，作球场礼拜堂用外，其余都转卖给了众教友。后来上山的洋人越来越多，但是买地留出一定比例作公用的做法却延续了下来。“施牧师虽然死了，而他的工作却有人继续着做去。”

于是，郑振铎感慨道，“他们的国籍有美法英德，他们的职业有教师，有牧师，有商人，有上海工部局里的巡捕头。聚这些不同职业，不同国籍而且平素不在一处的人，立刻把这些公共的事业整整有条的举办了起来，我们却不由得不叹服他们的合群力与办事的有条理。”

洋人们没有上级，只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体现在《避暑会章程》的“最后赠言道：“莫干山之社会，端赖众人合作及善意而维持，如有一人因私见而有妨害公众之动作，则将与尽义务者以难堪，而影响公益，惟诸君其三思之。”洋人们仿佛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不用谁授权就有的“主人意识”，天生有一种与环境和谐相处、四海为家的性格，这使得他们有力量自己替自己做主，好合作，齐心协力、谨慎小心地经营着他们的伊甸园。

面对莫干山这方世外桃源，国人仿效洋人上山买地买房的并不少。但是在设立自治组织方面，国人就不如洋人了。根据《避暑会章程》，“本会系由莫干山各地主根据平等权利及公共利益而组织成之联合机关。”并没有国籍之分。但不知道为什么国人并没有加入这个避暑会。也许国人都有自己的衙门管着，不便和洋人掺和在一道。据载，当时山上的华人也曾打算成立类似“避暑会”这样的组织，但是几经努力，终于未果。郑振铎在《避暑会》一文中继续说道，“我们愤怒他们之侵略，厌恶他们之横行与这种不问主人的越俎代谋的举动，然而我们自己则如何！”

也许在个人财富、能力上，国人比之洋人并不逊色多少，但是在社会整合的能力方面，国人的散漫隔阂和洋人合群互助便有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差别肯定带有强烈的刺激性，而且，洋人的恣意纵情甚或目中无人，更深深地刺痛着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这时，山上发生了一起人命案子。山志记载，1911年春，美国传教士费信诚为建造教堂，拆毁民房，赶走乡人，激起公愤，费被山民戕杀。其中费为何“拆毁民房，赶走乡人”，之前有没有什么协议？在执行协议时发生了什么纠葛？详情现在已无人知晓。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当时的国人与洋人的对立情绪已经比较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