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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先生，于民国五年八月，与同志胡汉民等诸先生来山，在佛顶山，国父亲睹灵异，兹录其亲笔所记之「游普陀志奇」原文于下，以飨读者：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趣游普陀山，同行者为胡君汉民，邓君孟硕，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君去病，所乘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骄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门道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寺主了余唤笋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迓送于道者。纡回升降者久之，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宽，独迟迟徘徊。已而旋赴慧济寺，才一遥瞩，奇观现矣！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组绵，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益了然，见其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去处矣。既入慧济寺，亟询之同游者，均无所睹，遂诧以为奇不已。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胜者。耳聪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呜乎！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鼓镗错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余、道阶，精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孙文志。」
按国父亲笔墨宝，现珍藏普济寺客堂。笔者在普济寺客堂任知客时，常有很多政府里达官显贵者，慕名索观国父墨宝，同时因看此文中国父自述所见灵异，不信佛教者也肃然起敬，咸生信心；已信佛者，更加坚定。此文国父不啻现王者身而为文武大臣说法也。也许大士在国父面前放光现象，其意亦在此乎？国父之文中说：「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这明明不是那些不信佛教的人所说，这是心理作用，神经过敏，种种遁辞，而想推翻事实所见的灵异，表示我是堂堂伟大丈夫，身为一国元首，那里还来相信这些古老陈旧迷信的佛教，认为把所见的事实记载下来，给人家知道看见岂不有损我的身价吗？然而国父不但不如此想，反而把亲目所睹的事实，一字不漏的和盘托出，也不怕人说他思想不新，迷信佛教。我想读者诸公决不因国父有此文发表，而减轻他的身价，这里笔者希望不信佛法的读者们，也有国父一样伟大的心胸，不存主观，这是笔者一点赘意和希望。
国父游普陀述异
丙辰夏，护国军奏凯，袁世凯暴卒，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吾党革命告一段落。是时，国父方驻节沪滨，慨然曰：「黎公出，天下定矣。」顾北洋军阀犹将伺隙而动，吾侪第徜徉山水间，静观世变可也。未几，率党人胡汉民，邓家彦，冯自由，但焘，戴天仇，朱卓文，周佩箴等，纵游东西浙。浙督吕公望，张乐设宴以迎。天仇独剧饮沉醉，翌日且未能游西湖，冯但二君，亦以事滞杭，国父乃命胡邓朱周诸君随行。有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去病，赖家彦绍介亦与焉。于是济曹娥，探禹穴，博涉乎宁波，镇海，而登涉乎普陀。
普陀山者，南海胜地也，山水清幽，草木鬯茂，游其间盖飘然有逸世独立之想。至若蜃楼海市，圣灵物异，传闻不一而足，目睹者又言之凿凿。国父是日乘便舆最先行，次则汉民，又次则家彦，卓文、佩箴、去病、以及舰长任光宇焉。去观音堂，（即佛顶山之慧济寺）里许，抵一丛林，国父忽瞥见若干僧侣，合十作欢迎状，空中宝幡，随风招展，隐然簇拥，尊神在后，国父凝眸注视，则一切空幻，了无迹象。国父甚惊异之，此至观音堂，国父依次问随行人者曰：「君等傥亦见众僧，集丛林中作道场乎？其上宝幡飘扬，酷似是堂所高悬者。」国父口讲指授，目炯炯然，顾盼不少辍。同人咸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少顷，汉民等相戒勿宣扬，恐贻口实。嗣是遂亦毋敢轻议其事者。
民国十四年，国父崩，余适在北京，佥传国父前生为洞天古佛，遂牵涉普陀山见佛之异。未几某杂志披露陈去病笔述普陀山游记，其时事过境迁，亦不遑追究陈氏之泚笔也，不图近又发现国父遗墨！呜呼！异矣！国父笔迹，举世皆知，兹篇非真，固不待言；况陈去病交余久，其字效东坡，一望而知；吾敢断言曰：膺也。或曰：国父命秘书执笔，则亦不翅已出也。余曰：不然，诚如是言，应有亲笔签署，一如其他簿书。今既无之，而其事又于国父身后流布人间，岂死人能命秘书执笔也耶？吾更下一断语曰：国父见异诚有之，独记述非遗墨耳。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十月，桂林邓家彦书于台北一枝庐。
普陀山志奇的来历
现在再将印顺法师答覆这一问题的话，抄录于后，以供读者们参考，更证明此事实非后人作伪。
关于中山先生的「普陀志异」一文，有的说是陈去病代笔，有的不相信代笔。然无论是伪是真，而在普陀山，确乎见到奇迹，这是不可否认的。我读了赵君的来稿，想起我事后所听的说明，所以也把他留下来，作为考论此文的参考。
民国廿三年旧五月底，我从武院回普陀，上佛顶山阅藏楼去阅藏。知客师月静、颂来，来告诉我，说普陀山新近发见了国父的墨宝。他手拿照片给我看，我对于如何发现一层，探问了一下，觉得也还入情入理。这才为他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佛教日报上。
事情是这样：前寺的大知客万松，虽是十方人，却在山上过得很久，很熟。这年夏天，接任了净土庵的住持，净土庵是比较荒凉的小庙，交卸时，附带的交出此项文件。净土庵的旧住持，名字我已忘了，他怎会有这项文件呢？据说：中山先生游普陀时，前寺方丈，是了余和尚，似乎陪同去各处游览。游览归来，在前寺丈室晚餐，谈起所见的瑞相。了余和尚当下请他留个纪念。了余和尚说：这篇「志奇」在前寺方丈室写的。中山先生等当晚下山，了余和尚送客归来，一时忽略，等到第二天早上问起，已不知那里去了。原来，后来在净土庵当家的那位，当时在方丈室当侍者，他年纪还青，不懂事，而对中山先生却有一种景仰，因此就把他藏起来。过了二十年，他已潦倒不堪，净土庵荒落得无法维持，自己也知道堕落，没有保持该项的资格与必要，因此就一并交出来。
该项文件的来历，照这样说，也还入情入理。假使说伪造，净土庵的那旧住持，文章与书法，都还造不出这一篇来，那末，作伪者是谁呢？
我们看了邓先生与印法师的两篇说明，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此一事实的来历。邓先生的意思，中山先生确实是看到神异，当时有他在场，亲聆国父说明所见的灵异，他之所以为文否认者，我想不出下面两点，第一点他以为他们都是不语「怪力乱神」的革命党人，应该要破除迷信，那里可以去提倡呢？第二点，他是基督教徒，极不愿意国父把佛教的灵异之见，「出之于其口，笔之于其书」，增加了佛教的信众。所以他要否认此一文件为伪出。可是印顺法师把当时情形来历，来一个详细的说明，证明此文实是国父墨宝，若言作伪，作伪者何人？因此我们对此文，更能进一层的坚信不疑。
日军血污名山知罪撤兵
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中国各地，民国三十二年七月间，有日军七八千人来山，沿海各庵皆驻军官，士兵则在海滨沙滩上露营而宿，对于山上并无什么损害的地方，不过他们每天到四周各小岛上，搜来牛羊鸡鸭等动物，在山上宰杀，血污名山（按普陀在日人未至之前，从无荤腥进山）。有一天晚上，忽然在善财礁外，发现红灯，日军用探照灯视之，雾露之中，似觉有同盟军舰来攻的样子，遂惊惶起来，开炮射击，不料一炮开出去之后，忽然一灯变成多灯，在海中往来不息。日军认为真有盟军，一连开了数炮，奇怪的海中竟变成无数的红灯，漫向千步沙营地而来，其灯渐明，照见岸上人面了然，但不达岸，这时日人知道是菩萨显化，不高兴他们在名山道场随便胡来，因此一齐跪下向著红灯拜祷，三日后即自动撤兵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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