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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印度人的亲戚特别多，不但如此，关系还非常紧密。家里没客人的时候，达克诗几乎每天都到岳母府上请安。亲戚多的一个原因，除了多生多育，还有姻亲。于是亲戚的定义就拓展得很宽，包括亲戚的亲戚，亲戚的姻亲，姻亲的亲戚，姻亲的姻亲。他们对于亲戚的称呼很像中国人，分父系母系和长幼。和中国不大一样的是，他们对表堂兄弟姐妹和亲兄弟姐妹一样的亲近。
每当婚礼，凡是能拐着弯儿，沾点儿边的都在受邀的名单上，到访的客人之多，令人惊异。每位来宾都得亲自上前祝福新人，呈上礼品。众多的客人将本来就已经相当冗长的婚礼拖得更长，据说新娘的脸会因为长时间的微笑而感到僵硬。后来在奥兰加巴德，我们参加了一个婚礼，一对新人自美国，到场客人至少几百。我们与他们非亲非故，可是因为下榻旅馆的餐厅包了他们的婚宴，我们也在邀请之列。据说那次婚礼费用为百万卢比。
一个晚上，达克诗妻子的表兄过生日，邀我们前往。那个聚会特别请了服务生，食物也是饭店定做的。虽然印度亲情紧密，但是从这种聚会上已经能够看出商业社会的痕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交流只限于一声招呼和一个拥抱。
上一代的老年人集中在一间屋里，多数是非常瘦小的老太太。德里的晚上挺冷，她们裹着各色开丝米或高级羊毛的披肩，安静地坐在沙发上。达克诗的岳母将近八十岁了，一头银发中分，在脑后盘起。印度妇女极少留短发，在那一代人中，剪头发是受污辱。
老太太那一代和她的下一代，无论男女，都受过高等教育。她最小的妹妹60多岁，是个退休的外科医生。老太太会打网球，还在大学教过书。老太太耐心地为我指点着来宾，他们不是医生、律师，就是高级工程师，或是最近时髦起来的mba。其中的一位是全印度最知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湿娃妮和一群半大的孩子，集中在另一房间，听流行音乐，吃巧克力。聚会的气氛非常像上海，特别是文革前的上海，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家庭聚会。宾主一起喝洋酒，抽洋烟，有点儿势力，有点儿洋派。通婚联姻都在这个圈子里进行。我开玩笑地说，看来在东方国家里，无论集权还是民主制度，社交联姻方面的价值观处处相同。
在达克诗家住了没几天，就听说湿娃妮即将考高中。虽然她上的私立学校，但父亲每天都要查看女儿的功课，留下额外作业。妻子回来，丈夫还得汇报女儿的学习进展，和对未来联考的估计。
达克诗说，女儿对科学完全没有兴趣，现在说要当律师，只不过看她妈妈比较风光而已。虽然他是一个慈爱而负责的父亲，但是谈及自己的女儿，仍能保有科学家的理性。如每个父亲，免不了说些女儿小时候的故事。他曾以巷口的擦鞋工为例，向女儿阐述受教育的重要性。岂知小女孩儿非但不受教，反而说，“爸爸，我愿意给你擦鞋，我就是不要去上学。”看来，对于一个小孩儿，等级地位教育完全失败。
到德里的第二个晚上，女主人就出现在电视上一个特别的访谈节目里。作为律师，女主人正在领导推进男女平等继承财产的运动，此项运动和印度陪嫁习俗有关。
千年来，印度的陪嫁习俗似乎并没有改变。在乡村，如今除了传统的首饰，还要加上电视机，电冰箱等几大件。印度朋友告诉我，出嫁的女儿可以保有陪嫁，这似乎和我以前理解的陪嫁不同。保有陪嫁也是习俗上反对女儿继承娘家财产的原因之一。
也许是听了太多的寡妇殉夫，因陪嫁不够备受婆家虐待的新闻，我一直以为印度妇女因不平等而生活得十分凄惨。但是许多印度人告诉我，在当今印度社会，寡妇殉夫已经非常稀有，而且即便过去，那种残酷的陋习也只限于极少的地区和个别教派。不过每遇此事，西方媒体就会大肆报导。
我曾问过女主人，在印度做一个女律师是否比较困难。女主人说，她自己毕业于剑桥，她的合伙人，同样是女性，毕业于哈佛，尽管如此，刚从业时，仍然得不到客户的信任，得有个教父替她们罩着。后来闯出名号，就好多了。当然那是在职业场所。
在我接触的人中，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妇女都相当强悍，似乎她们一直在反叛着什么。女主人自不待言，我亲眼见过的另外几位都曾当着客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打断丈夫的谈话。不只一位印度男人对我说，在他的家里是他妻子当家，在他父母的家里是他母亲当家。有一次参加婚礼，女方是个美国人，她向印度人请教如何让丈夫成为‘妻管严’。那印度人说，“结婚的第一年，你丈夫无论怎样，你都服从，你丈夫说什么，你都说是。一年以后就倒过来了，直至终身。”
四
下午坐车出门。街道两旁，树木成行，不过全都蒙着厚厚的尘土，看不出绿色。尘土中挤满了小店，卖吃食的最多，又多是油炸食品，金黄色的，看着很诱人。这下我明白了，为何在食素大国的印度仍然有那么多‘三高’病人。
尘土中也挤满了人，以各种方式努力谋生的人们。男孩子头顶着大铁盘，铁盘里冒着清烟。到一个街角，他就放下大盘子，支摊开始卖烤红薯或烤花生。
行车道上，小三轮摩托最为活跃，大约2－3卢比一公里。它们本该在慢车道上行驶，却如蝗虫般，毫无顾忌地到处飞着。公共汽车没有车门，即便有也从来不关，随便停在马路当中，任人上下。拥挤中，最灵活的还是双人座的摩托车，几乎每个后座上都飘着一袭鲜艳的沙丽。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那些送货的伙计，他们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手捧一片巨大的玻璃板。
小汽车、拖拉机、大卡车挤成一片，毫无章法地争道而行。牲口也来添乱，牛车、驴车和骆驼车。拉车的骆驼昂着头，跑起来，一蹦一蹦的，长脖子一伸一伸，难怪人称傻骆驼。神牛身处闹市，以司空见惯的超然安卧街心。
达克诗说，“在德里开车的原则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也没有人相信你。”在这样毫无信任的原则下，车辆却鲜少碰撞。拥挤之中，车辆避让得当，非常默契。似乎是乱中有序，人们十分心平气和。磕磕碰碰一定是有的，却鲜见大吵大闹，最多摊摊手，耸耸肩，做个‘怎么回事？’的手势。
看着达克诗一面非常灵活地换挡避让，一面打电话，我说，“你开车的技术真棒，我可不敢在这里开车。”“同样，我也不敢在你们美国开车。”“为什么？那里比这里好开多了，即便是纽约或洛杉矶…”我话音未落，达克诗回道，“你们那里没有toleration…”想想似乎有几分道理，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不能容忍违规，也不能容忍因各种原因而动作慢的司机。
街道太过拥挤，几乎分不出商家和住房。更穷的人就住在路旁的窝棚里，那些窝棚不过是两块塑料布，破旧的衣服晾在公园的栏杆上，孩子们在公园里寻找着干树枝。每天，饮用水的车子定时开过这些地带，人们排着队，地上放着各色容器。后来在印度的其他城市，也见到相同的情形。
贫穷是显而易见的。达克诗对此也毫不违言。他说，80年代，他刚从剑桥毕业回到孟买。一天，朋友送了他一瓶名酒，大约500美元。晚上，他邀了几个人携酒去饭店。在饭店的后花园里，他们一面喝酒，一面高谈阔论。突然，他看见一个乞丐躲在灌木丛后，于是他就叫服务员将他赶走。服务员偷偷走入树丛，突然将那人挟起来，丢出去。那人倒在地上，用英语说：“大人，我只是在等你喝过酒的瓶子。”事后，达克诗非常后悔，并为此事内疚了很久。
在拥挤、肮脏和嘈杂之中，唯一的亮丽是那些穿学校制服的孩子。他们走在飞扬的尘土中，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白衣会立即变为灰黑色。最可怜的是那些学龄前的女孩儿。她们罩着一件洗不出颜色的破衣裙，头发焦黄而蓬乱，赤着脚，脏兮兮的小脸和身体，像野草一样，在路旁行走、劳作、玩耍。我一直在想像着她们未来的命运，也想像着如果我是那个女孩儿。
每遇红灯，总有一群群的孩子一拥而来，擦车窗，兜售物品。如果行路，小贩或乞丐也会跟在后面。一般来说，只要不与小贩对视，没多久，他们就会自动离去，可是乞丐的意志相对比较坚定，一些女孩子招数更高，一直在我面前，不断地向后做软翻。在甘地的火化之处，在印度门，在库特卜米纳尔高塔（qutb minar），她们锲而不舍地向后软翻着，口中念念有词。
老德里更是拥挤，根本无法进车，只能步行。但若说德里没有清静之处也并非事实。身为印度研究科学家协会主席，在尼赫鲁旧官邸里，达克诗有一间办公室。那是一栋砖石楼房，庭院里种了不少树和花。在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为中印边境战争的中央指挥部，墙上挂着大幅军事地图，军人穿梭其中，气氛一定相当紧张热烈。如今，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昏黄的灯光照着地毯上残破的大洞，陈旧的沙发上灰尘些许。另一清静的去处为艺术学院。虽然学院位于新德里市内，也只有一栋楼，但楼前有一小片草坪。十几个女孩在绿草上研习着印度舞，其中有好几位来自西方。我躺在草地上，在木笛和鼓声中，竟然睡了过去。
印度的人口密度并不比荷兰高，可是显得比荷兰拥挤得多。据我观察，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户外谋生，在街上谋生或想办法谋生的人特别多。但是，在这样拥挤的地方，出德里城向南20公里，就能看到野猪猴子等动物。在德里市内，不但看到许多动物，甚至城中也保留了一大片森林。森林里有个鹿苑，任野鹿、猴子、羚羊和野兔随意奔跑。离那片森林不远，就是废墟城堡和旧城墙。奇怪，这么拥挤的地方，他们仍然留住这许多旧物，留住那些动物和森林，也不驱赶为数众多的乞丐。
其实，德里城内外有不少废墟城堡。每一个君王占据德里，就建立一个朝代，每一朝代都建筑自己的城堡。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一直住在沙加汉所修的红堡里。当英国人闯入宫中，他和他19岁的妻子睡梦正酣。英国人将两名王子带到城门附近斩首，所以那座城门就叫冷血城门。
离德里城内的森林不远，紧挨着一座旧城堡，开着一家餐馆。德里的冬夜相当寒冷，我裹紧披肩，坐在那家餐馆的露台上，服务生将火盆移至脚边。石栏外，黑色的森林挡住了灿烂的灯火，也将现代的一切丑陋推远。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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