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图日文“汉口攻略纪念号”自揭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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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在山西、陕北、山东、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安徽等地发展了抗日武装。文中还提到，刚刚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要将现政府（即蒋政权）改造为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政府；要求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武装抗敌自由；人民生活改善，苛杂税废除；外交政策积极化；文化教育政策改革；严厉镇压汉奸。文中还提及：共产党出版了汉口和重庆《新华日报》、广东《民族日报》、西安《解放日报》，《毛泽东小传》、《朱德小传》、《中国红军长征史》、《抗日第八路军》等书籍也相继出版，共产党由此获得了与国民党政治平等之地位，令国民政府十分狼狈。而蒋政权各派内部争斗甚烈，故在抗日统一战线大旗下，国共及其他党派均“政治休战”，一致抗日。在其他一些文章里，还提到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主张发展抗日根据地；10月号《改造》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豪语：“先用游击战防备，后进入抗日反攻”。这些文字则从敌人一方印证了我党确实是全面抗战中的中坚力量。 画报美化日本侵华战争　“汉口攻略纪念号”中第三类是日军对发动侵华战争的无理狡辩。画刊里多篇文章都提到：“支那事变”是因“华军不法抗战挑起”，所以日军要以牙还牙，乘胜追击。而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反抗外来侵略者却成为非法之举！这种颠倒是非的混帐逻辑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试问日本军人如何就跨洋过海进到了中国的土地上，而且从东北进到关内，又进到中国的九朝古都北京，继而占据了大半个中国，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富饶土地。所以，日本除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外，其本质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全面侵略。 第四类是日本全面侵华的自供词。这本画刊里还有多篇文章谈到的是军事目标以外的问题，而这些方方面面、几乎是包罗万象的领域全都是针对着中国的。日本人武内文州在“日满支经济调整”中称，在扬子江流域，日军业已占据17万平方公里，开通小气船水路1500里；而且在这片区域里，铁道线大大延长，日华贸易大大增长，各国侵略势力在这片区域里形成了划分之势。《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在“长期建设的决心”一文中，充分暴露了日本欲长期霸占“武汉三镇”之意。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朝日新闻》召开了一个“扬子江座谈会”，请日本东洋协会井上谦吉、本社社友神田正雄、外务省糟田谷廉二、日精气船田崎凉、汉口在住医师林了等畅谈今后对扬子江的经济开发设想。到会的日本人纷纷谈到全长3200公里的扬子江是块大肥肉，因为这是世界第五大河，是中国内河航船的主要通道，并可观赏山间景色、三国赤壁，所以这些与会的经济界人士呼吁：要得到扬子江流域资源中的海防权和航行权。为配合这篇文章，画刊还刊登了一组扬子江流域的名胜旧迹和土俗民情照片，分别介绍了重庆港、宜昌港；岷江、金沙江合流点；武昌对岸的晴川阁；扬子江中的风箱峡、巫山峡和马列峡中有名的拽船。并且由近及远地介绍了伊原宇三郎速写“太山石敢当”、云南苗族吹笛人，国军将领陈炯明（客族）、滇省政要龙云（瑶族）等。日本人大西齐在文章中认为：是长期抗战导致中国人家破人亡，因面需要“再建新支那”，而建设新支那的中枢机动即是“中支振兴会社”，而该社的核心业务则在交通、通信、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石炭、棉花、羊毛等领域。　第五类是竭力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其核心是“帝国外交中心”论。日军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多田督知的“日本战争学第一原理”一文，不打自招地诠释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霸占整个东南亚的野心。松本忠雄在“东亚新秩序外交”一文中提出，武汉、广东陷落后，要在华育成新的中央政权，两国共荣，进而形成“东亚民族联盟”。　为了这个目的，日军陆军省情报部辎重兵少佐铃木库三在文章中指责国民政府采取了“容共抗日”的政策，要求蒋政权进行“反省”与“和平交涉”。提出支那事变后要达到三大目标：一是建立新政权，亲日防共；二是从治安、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长期建设新支那；三是提高国民觉悟，最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藤田进一郎主张加强统制，对中国打长期文化牌，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人进行日本化的奴化教育，进行长期的文化侵略。伍伍弘雄提出要“政治革新具体化”，明确说要建立汉奸政权。笠信太郎提出“经济纵横的再编成”，即根据日本经济的基本点，对劳动组织合理化，其实质就是要把中国人变成日本的近乎于零价位的劳动力市场。嘉治隆一的“蒙疆前途”一文，则主张进行治安和宣抚工作，有效制止中国人的反抗。圆田次郎抛出了“新联邦基准”，这个“基准”就是一切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基准。宫崎志朗主张要关注“国际政局动向”，通过窥测国际气候的适宜来决定日本对外扩张的进程。 凡此种种，都在围绕着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在做文章，而地大物博的中国，则是日本垂唌的美餐。这本图文并茂、白纸黑字的日文画刊，画面里有太阳旗，文章里有详细叙述，字里行间浸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