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尹锡南：我的印度之行-中国艺术批评

四、德里之行

2005年3月8日，我在阿南德火车站登上了开往新德里的火车。此次新德里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搜集资料。因为我发现，我要搜集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和梵语诗学方面的书尚缺很多，我估计，新德里的图书馆可能会有一些收获。

火车于第二天凌晨3点到达德里火车站。清晨，我便赶往尼赫鲁大学，希望能住上他们大学的客房。到了语言学院外边，恰好碰上几个学习中文的印度学生，他们的名字叫马天佑、王天神、魏汉、查世杰。我估计他们地道的中文名是我认识的外教、在此教中文的武汉大学教授汪志阮先生所赐。他们告诉我，一会儿，印度老师迪帕克先生（B.R.Deepak）要来上中文课。我想，也许可以试一试，让迪帕克先生担保一下，看能否住进来。一会儿，身材健壮的迪帕克先生来了，他大约四十岁上下。我把我所在大学留学生中心开具的介绍信递给他看，他表示可以帮忙，但要等到下课。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去旁听他的课。迪帕克先生上的是中文阅读课。他的普通话简直跟北京人没有什么区别。我非常惊讶。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妻子是北京人。下课时，他问我，该说故宫博物馆还是故宫博物院，是说“我对他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示”还是“我对他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的诚恳使我感动。迪帕克先生给我出具了担保信，并让马天佑和王天神两个学生陪同我去附近的印度大众传媒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办理入住手续。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印关系的书，一是20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二是2005年当年出版的《印度与中国（1904—2004）：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后来我顺利地搜集到了这两本新书。这是印度目前研究中印政治和文化关系史最重要的两部作品。非常遗憾的是，在印度期间我始终没有机会与之对谈。

3月9日即我到达尼赫鲁大学并安顿下来的当天下午，我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处管理留学生的孙心泉先生的电话，让我赶往中国大使馆开会。我当即赴会。中国大使馆坐落在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即被人们称为使馆区的地方，占地面积据说是中国驻外使馆中最大的。站在馆外望去，五星红旗飘扬在茂密的树林上方，繁枝茂叶间便是大使馆的正门。这里没有美国大使馆门前仿佛战地一般的层层堡垒护卫，只有一道岗放哨守望。进得门来，只见通往会议室的路上摆满了一排排整齐的鲜花，两边青春勃发的树木伸着阔大的枝桠绿叶欢迎着我们一群留学生的到来。等我进去时，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先生正在主持留学生会议。他刚从驻韩国大使任上转到印度方面，想了解情况，要求大家谈谈印度见闻和感想。云南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在尼赫鲁大学读经济学硕士的邓楠小姐谈了中印经济往来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毕伟小姐谈了在中央电视台增设印地语节目的建议，尼赫鲁大学中文外教汪志阮先生谈了印度现在四个大学开设中文系的一些基本情况，这给我后来访问各个中文系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信息。还有的留学生希望能增加在印度开设中餐馆的数量，让中国厨师过来大显身手。我也争取了一个发言机会。我呼吁大家多关心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重视对印度地方的文化外交，而不是把眼光老是盯在新德里这个中心地带。孙玉玺先生在总结发言中透露，温家宝总理4月要来印度访问，我们正在酝酿中印青年互访活动，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即将访问印度。他还说，他在韩国办理中韩跨国婚姻手续时，必须让两国的年轻人排队，因为人数很多，而到了印度，却发现这里没有那么麻烦。因为中印跨国婚姻非常少。他还讲到，有的印度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到他中国对于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态度。这说明部分印度人政治态度的过于敏感。还有的印度朋友告诉他，再过若干年，中国的上海就会赶上印度经济中心城市孟买的发展水平。这显示了印度方面部分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散会后，我和汪志阮先生赶回了尼赫鲁大学。一路上，我了解到，当前在印度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中国学生不超过一百人，而每年中印互换奖学金项目资助的二十五个左右名额，据说只有一半左右用完。很多人都怕印度的炎热，不敢申请来印。即使申请成功，半途放弃者并不罕见。对比起印度中文系的师生热切盼望来华，再对比中国学生蜂拥到欧洲美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等地留学的热闹场面，我不禁心情异常沉重。作为一个梦想中印文化交流尽快良性互动起来的学者，我感到脚下的路还很长很长。

在印度大众传媒学院住下后，我先赶往尼赫鲁大学图书馆查询并复印资料。这里的图书馆配备了好几台电脑（印度其他大学图书馆能达到这一服务水平者较少），可以方便读者查询。几天工夫下来，我大有收获。来新德里之前，我就计划要访问尼赫鲁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女学者邵葆丽(Sabaree Mitra)、鲁迅研究专家马尼克（Manik Bhattacharya）先生和谭中先生等。我给邵葆丽和马尼克两人都赠送了拙著。邵葆丽女士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她因为时间太紧，不能与我进行文化对谈，而谭中先生已经不在印度，现定居美国芝加哥，我无法聆听他的高见，这两件事情使我非常遗憾。值得庆幸的是，马尼克先生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愉快地答应了。

迄今为止，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以马尼克先生为最著名。他曾于1978年11月到1980年7月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后于1997年以研究鲁迅的论文《鲁迅作品中的原创性过程和革命性话语》而获得尼赫鲁大学博士学位。可以说，马尼克先生是当代印度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也是世界汉学界鲁迅研究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曾以孟加拉语翻译了鲁迅小说《孔乙己》（1978）、以英语翻译了鲁迅杂文《文化偏至论》（2004），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论文如《阿Q与国民性质疑》（1991）、《鲁迅的“人”的概念》（1995）、《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1998）等。后来，马尼克先生把这些成果都复印下来交给了我。这对我回国后的研究帮助很大。第一手资料是一般严谨学者的首选。

3月13日上午，我准时到达马尼克先生家。他与妻子正在等我。他的妻子到过北京学习中文，现在是印度对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有个中文名字孟秋霞。他们夫妻俩都是孟加拉人，儿子外号“小太阳”，二十岁，非常英俊潇洒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德里大学读书，但不会讲中文。马尼克先生的博士论文与鲁迅有关，而拙著有泰戈尔与鲁迅关系的一节。我们先就这个问题交换观点。马尼克先生认为，泰戈尔是印度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且对印度影响颇深，理解他不是简单的事情。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而鲁迅则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好的、积极的一面。他们之间有许多差异。马尼拉先生还认为，评价泰戈尔访华的反响不重要，他们作品中的思想分野才是需要关注的重要东西。马尼克先生顺便告诉笔者，他关于鲁迅的博士论文至今未能出版，而印度有出版社约他翻译两本中国浙江出版的桑树种植保护和丝绸纺织方面的书，很快此二书于2002、2003年先后由新德里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且稿酬不菲。他将那两本厚厚的英文译著递给我看。

马尼克先生还给我介绍尼赫鲁大学中文系教师的研究兴趣。除了他和邵葆丽、迪帕克三人外，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是：D.S.Rawat研究中国文学的翻译，Hemand K.Adlakha研究中国政治与文化，Priyadarsi Mukherji研究中国文化，Dayawanti女士研究巴金。马尼克先生告诉我，尼赫鲁大学每年招收大约25人学习汉语，三年获学士，再学两年获硕士学位。马尼克先生还告诉我，中国的发展成就受到大部分印度人称赞，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中印应该加强互相而深入的了解。与古代玄奘来印时比较，现在的中印交往力度还不够。我则告诉他，印度方面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不能只限于现代和当代，应该有人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如中国儒家、道家哲学和《文心雕龙》等重要作品。这样，中印学者的对话才是全方位的。

时近中午，马尼克先生夫妻二人招待我到饭桌上吃中餐。这是一顿地道的中餐，我品尝的不光是地道的中国味，还有中印文化的亲和力。席间，马尼克先生告诉我，中国方面正邀请他们一家三口和其他一些印度学者访问中国三个月，出发时间大约在5月份左右。我则祝愿他们的中国之行愉快。

次日即14日下午1点，我按照米什拉先生的事前指点，找到了我上年在维迪亚那加认识的卡布尔先生的办公室。先生正在辅导韩国博士生，我稍微等了一会儿，就开始与他进行对话。自从来到印度，我发现一批印度学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用印度传统的文学理论来批评阐释西方和印度的文学作品。我已经看过卡布尔先生的两本书，即《文学理论：印度的概念框架》和《语言、语法及文学：一种印度视角》，他在书中就有类似见解。这一以东释西的文学评论趋向是目前中国学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因此，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先生，今天我想与您进行一场世纪对话（dialogue of centuries）。”我问他，能否请他谈谈梵语诗学评价西方文学作品这一问题。

卡布尔也许没有料到我会带来这样一个让他意外并有些高兴的话题，他略为思索，就语言流畅、逻辑清晰地告诉我：“你知道，印度受到西方影响已经多年，印度教育体制已被西方取代，印度传统思想文化不受重视。印度人在心智上已成为西方的附庸。西方的成为理论，而印度的东西则变成论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印度已经停止思考，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依赖于西方，而失去了独立性。30年前，我决定教授梵语诗学理论、哲学，提倡运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我认为，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让西方的东西成为论据。如果我们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诗学理论发言，而不再一味借重西方话语，那我的初衷便实现了。”

我告诉他，目前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阐释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但这一设想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或反对。卡布尔先生说，印度当初也是如此。当初我提倡用印度传统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时，也曾遭到猛烈抨击。现在，许多印度学者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开始在英语系教授梵语诗学，并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作品。我又告诉他，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它以跨文明的文学比较为其基本特征。照我看来，中国学派亦可发展而为“中印学派”。待到“中印学派”发展成熟，我们可以将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的比较文学界沟通之，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东方学派”，这一学派的最基本特征仍然是跨文明研究。卡布尔先生回答说，这个设想很有意思。东方地区的文学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学。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差异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印度、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点。西方文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东方文学相通约，但其差异性明显存在。

因为卡布尔先生的博士生正等着他辅导，我不敢再占用他过多的时间，就匆匆告辞。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分钟的访谈，但卡布尔先生的观点使我新里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中印学者的确有很多东西是不自觉地想到了一起的。后来，5月6日，卡布尔先生再次去维迪亚那加讲学，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对话。我邀请他访问中国，他愉快地答应了，并告诉我，他老早就知道中国的老子、孔子、玄奘、法显等伟大名字。与马尼克和卡布尔二先生的中印对话，是我新德里之行收集资料以外的最大收获。

访问卡布尔先生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坐上奥托赶往德里大学。两个大学之间的奥托距离在一个小时左右。这几天，我因为不停地奔波于两个大学的图书馆之间，加之天气炎热，路途颠簸，身体非常疲乏。但我坚持在德里大学图书馆搜寻自己想要的资料，并有所发现。该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但查询手段落后，我很难找到要的资料。费尽周折，才有所收获。后来我还去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碰运气。东亚研究系的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中日研究系。东亚研究系图书馆的女馆员沙芭和另外一位年纪较大的男馆员给我提供了友好的帮助。我向他们赠送了拙著，他们则捧来了一大堆中印文化关系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迪帕克先生2005年出版的新著和谭中先生的几本著作。他们答应帮我复印。我随便看了一下他们的藏书，发现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不少，但新著尚需补充。然后，我去拜访东亚研究系主任拉玛拉克西米（V.Ramalakshmi）女士。她的专业是日语文学，她不懂中文，我们只得以英语来沟通。她想找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女学者来与我对话，但该学者正在开会，因此作罢。她给了我一本介绍该系的小册子。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该系十四个教师中，有八位研究和教学中国语言文学或历史政治，另外还有四个兼职研究人员研究中国问题。这说明，该系的中国研究和教学在印度也是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走廊上一个印度学者问我是否中国学者，得到肯定答复后，便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来，请来我的屋子。”他就是兼职研究员沙尔马博士（R.N.Sharma）。我跟进他的办公室，他把几天前来这里访问过他的两位中国学者（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张力博士和广东湛江师范学院的尚劝余博士）的名片递给我看。我告诉他，张力先生就是我的硕士学位导师。尚博士也是我的熟人。沙尔马一会儿改用英语与我对谈。他拿起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原来这是他的新著，是研究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著作，这肯定是印度的第一本。可惜我忙中忘记写下书名。我请求他送我一本，他答应了，但是直到我回国，我都没有拿到他的书。沙尔马先生是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与我进行短暂对话的唯一一位印度中国问题专家。这是一个大遗憾。我没能进一步了解该系的中国研究历史和现状。

告别沙尔马先生返回尼赫鲁大学途中，我突然感到极不舒服。可能是病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就是死，也要死在中国。这趟学术之旅一定要坚持到底。当我经过中国大使馆门前时，望见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灿烂的晚霞中飘扬，心中顿时热浪翻滚，浑身有了无穷的力量。当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冷得发抖，浑身是汗，我想，糟了！但是，次日醒来，我又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我庆幸自己少年时代天天上山砍柴练就的身体“底蕴”。于是，我又往来奔波于两大图书馆之间。

我在尼赫鲁大学的资料一百多本印完后，怎么搬运到我的住处，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几个学习中文的学生知道后，连忙跑来帮助我。其中，一个长相魁梧的叫“泰山”的小伙子汉语说得非常流利。他到过北京和上海。他可能是这群学生中的“孩子王”，大嗓门地喝叫和指挥着另外一些学习中文的印度学生，让他们把装有复印件的几个大纸箱抬到他的小车上。然后，我们坐上他的小车向我的住地进发。他把车发动起来，一边开车，一边指挥他的同伴用流利的汉语唱起可能是汪志阮先生教的中国歌曲来。第一首是《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第二首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场雪》。他们唱得那么深情庄重，且吐字清晰准确，使我惊讶万分且幸福无比。我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旋律中放飞思念的翅膀，飞到新疆和下起“二十世纪的第一场雪”的长城内外，大江两岸。这些歌声我没有能录下来，但是，它会永远永远地飘荡在我的心间，提醒我及每一个中国人，文化的魅力一定能够穿透中印之间的任何心灵壁垒，友谊的歌声定能跨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将中印人民的心贴得紧紧。

德里有老德里和新德里之分，它们是两个毗邻的城市。尼赫鲁大学在新德里，而德里大学在老德里即德里。在德里的几天里，我有时也仔细地观察周围物事。印象中，尼赫鲁大学的自然生态保护是典范的。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绿树和盛开的鲜花，几幢教学楼掩映在绿色之中。学生们在校园里不时举行的政治集会显示了印度民主体制的一些特点。而德里大学北校园东亚研究系面前的一尊辨喜（Swami Vivekanand，印度近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像则将德里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折射出来。德里大学一些建筑物上的文字雕刻则将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因缘记录了下来。这也体现出老德里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

对于新老德里的城市面貌，我没有时间去参观，但利用坐奥托在两个大学之间穿梭往来的时间，还是有所感悟。我曾经数次经过新德里那象征和纪念性质融为一体的印度门。它又叫印度战争纪念碑，是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而建，它是新德里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从我拍摄的一组照片来看，印度门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大草坪上，左边是一个人工湖泊，湖上游船若干缓缓赏景，湖泊的秀美、草地的宽阔和印度门周围的大树参天将印度门印衬出一种史诗般的交响乐气氛。在它身边，游人如织，有的还趟在草地上，仿佛在倾听印度门默默讲述的昨日传奇。

德里的红堡是印度历史风云的又一伟大见证。那暗红色的城墙、白色的穆斯林建筑群记录着独特的历史美。我数次经过红堡，有许多照片为证。不敢掠美，在此引用中国学者刘建先生在2000年第2期《南亚研究》上发表的游记文章《访印追记》中相关文字作一说明：“德里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建筑当属红堡（Lal Qila）。这座用巨大的红砂岩构筑的城堡，在夕阳下发出暗红的光彩，显得分外的庄严和凝重。它是沙贾汉在1648年建成的。地址依然在亚穆纳河的西岸。其幅员约略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的城池……城门内的瓮城与中国古城中的瓮城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埋伏数百上千的甲兵。城池中已经没有流水。城墙的浑厚与古朴，给人的感觉不下于北京的故宫，只是红堡本身的规模要小得多……红堡是莫卧儿帝国昔日辉煌的象征，也是近古以来印度历史的见证。1947年8月15日，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拉合尔门上展开国旗，标志着古老的印度终于摆脱英国殖民者的长期统治而获得新生。”刘建先生将红堡的美和历史叙述得非常清楚。

在车上，我还幸运地得以一睹国会大厦的远景。还有一次，瞥见了1930年1月甘地率领信徒前往丹地海滨熬制食盐、掀起反击英国殖民统治的“文明不服从运动”的“食盐长征”雕像群。甘地和信徒们在公园的鲜花绿草中矗立着，但又保持了一种永远向前的历史姿态。对于我这个学习过印度现代历史的人来说，那浅浅而又深刻的一瞥意味深长。还需要提到的是在阿育王大饭店兑换卢比时，我曾经见到了一个挂有中国壁画的小房间。印度的中国风也毕竟是有的。我为此高兴。总之，新老德里值得观赏的地方绝对很多。

结束资料搜索任务后，3月17日上午，我到尼赫鲁大学附近一个邮局里，将自己这几天搜集的一百多公斤的复印件和购买的印度语言词典、泰戈尔英文全集（在著名的印度文学院即Sahitya Akademi购买的三卷本）等珍贵资料以海路方式（每5公斤147卢比）寄回中国。晚上，我赶到德里中央火车站，踏上了返程。这是一次沉甸甸的德里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