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万隆之行-周恩来不避艰险参加亚非会议纪实

一九五五年，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在于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那次万隆之行，到现在虽然已有近四十年了，但那紧张和惊险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叫人难以忘怀，叫人惊心动魄。

那次万隆之行，对周总理来说，真可谓不避艰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那一次，退踞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了大批特务杀手，妄图乘周总理前往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那一次，真可谓荆棘遍布，险象环生，若当时我们的防范措施不力，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一九五五年初，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因开会地址设在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故又称“万隆会议”。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五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们当然要参加。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

会议定于四月十八日召开，会期是一星期。

正当我们紧张地为周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三月初我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

情况十分严峻！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会。去，固定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可以在亚非国家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决定去之后，接下来就是怎么去的问题。先是周总理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五千吨，一只三千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四月十一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时从香港启德机场启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正当我们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我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四月七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四月十一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总理去昆明。

四月七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登机。

我们刚要离开机场候机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是在我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四月八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同志们都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总理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总理正好可以在昆明休息几天。

四月九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周总理一行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总理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九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大姐，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同志于九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恩，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恩：中国记者等十一人，将于明天（十一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一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我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我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十二时到达香港，下午一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四月十一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六点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我们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七十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一九五四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周总理此次万隆之行是充满风险的。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总理去仰光之前和到仰光之后，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是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突然病倒：一是参加缅甸的泼水节。

周总理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我两个人。姚力同志已经打前站去了。人手本来就紧张，不料这时何谦同志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真是行船又遇顶头风！我正着急的时候，党中央于四月十一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不然，我真担心我一个人顾东顾不了西。鉴于周总理和在昆明的代表团人员四月十四日即启程去仰光，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副部长和李福坤同志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李福坤同志做衣服，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将就穿用何谦同志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了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总理的安全，邓大姐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总理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四月十二日晚复信给邓大姐，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作者），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总理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总理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四月十三日晚，周总理又找留在昆明的同志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告诉邓大姐：“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作者）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四月十四日晨七时十五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一千加仑汽油，周总理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十二时（当时时间为十时三十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三点三十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我和李福坤同志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迎进客厅，我和李福坤同志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五点钟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我和李福坤同志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我们。我们一看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我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我们说什么服务员不懂，服务员说什么我们也不懂。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我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同志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同志把情况一说，我们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浦寿昌同志他们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四月十四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我们到达缅甸那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和李福坤同志唯恐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我们一共参加了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我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文明，他们只是用小碗向我们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我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我们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我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我们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我和李福坤同志，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我和李福坤同志对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所去的五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因为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印、缅、中、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十五日我们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十六日凌晨一时过十分（北京时间二时四十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三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总理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总理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五十米以外。周总理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五十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八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三百六十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我们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总理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总理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我和李福坤同志，随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我们招手。我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我们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们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同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我和李福坤同志拽到一边，悄悄地对我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同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我们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我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我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我们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总理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我们失去了十一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廖承志等同志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我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我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同志守在外边，我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同志也才回到接待室来。我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二点四十五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三个钟头，于下午五点三十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甚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我们不由又想起了那十一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我们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们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总理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总理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十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四月十八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三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二十八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三月十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二十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二十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四十万盾。

我们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我们已经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我们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我们在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副总理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总理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二同志在周总理前边走，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这是康矛召同志对我讲的）。

同时，我们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总理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我们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我们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我们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二千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总理，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五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总理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八名宪兵和八名机动警察、三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总理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同志说，听说给周总理开车，当时有四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尽管印度尼西亚当局、我代表团内部，以及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和李福坤同志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总理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总理的身后，情况复杂时，我们则干脆把周总理包在中间。这次大使馆给我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我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我们的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总理也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四月二十四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总理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八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总理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八点一直争到下午六点半（中午仅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六点三十五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九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周总理略略休息了一会，十一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三十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五点，周总理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八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十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十一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七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七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总理，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七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十六次，会客约谈十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十五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总理，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我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七天他共睡十三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总理的嘱托在我心底埋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七年春天我才告诉邓大姐。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了，事实正像那位开始对我并不友好的先生讲的，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总理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不，是在全世界飘扬！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四月十一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四月十五日，周总理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又接见了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五月九日和五月十五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同志，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十八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五月十八日到六月一日，他们先后传讯了八十八人，其中拘留了十九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八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健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十二时十五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六时三十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一百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五月十八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