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贵阳花溪公园70年

贵阳.花溪公园七十年

郭千里

花溪是贵州著名的风景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高原明珠”之称。著名作家陈伯吹先生曾在他那题为《花溪一日间》的文章中说道：“过贵阳不上花溪，如入宝山而空手归来。”我在这里就谈谈关于花溪的历史和文化，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对于花溪来说，公元1937年是值得一提的：那年的冬季，宁静花溪河畔突然喧闹起来：在草木葱茏的山水之间，一些人铺路搭桥，筑亭建榭……花溪公园的建设在这个冬天正式启动了，主持策划这一工程的是时任贵阳县长的刘剑魂。

当然，那时是没有“花溪公园”这个提法的，甚至连“花溪”这个地名称谓也不存在。人们把这里叫作“花仡佬”——这是一个颇有些奇怪的地名，对其由来学者看法尚不一致，但较为普遍地解释是，一个叫仡佬族的民族曾在这一带生活过，花仡佬是仡佬族中的一支。清人严庆祺《花仡佬》一诗中，即有“地以种人名，是曰花仡佬”的诗句。

刘剑魂是布依族人，贵阳县25任县长中的第23任，任职时间是1936年9月至1938年9月，时间不长。不过，跟他前任中好些只当了半年、三个月甚至一个来月的县长来说，两年时间也很可以办些事了。也许是受布依人依山傍水而居的文化熏陶，刘氏很快为花溪山水之神韵所倾倒，以为花溪风景之秀“甲于黔中”，理应辟为风景区，并极力策划推动之。于是，便有了70年前那个冬天花溪河畔的喧闹。

一

花溪风景自是天成。

然而，其巧夺天工的布局，也并非从来就为人们所认识。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距刘剑魂策动花溪园林建设之前300年——有一个叫徐弘祖的人就到过花仡佬，此人是中国古代大名鼎鼎的地理学家、大旅行家，我们一般称他徐霞客。可是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对花溪仅写下：“……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东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仡佬。”或许是当时的花仡佬还过于冷僻，这里的山水没能引起这位“游侠”的留意，他跨过济番桥（俗名花仡佬桥），在桥头一鸡毛小店小酌一餐，便又匆匆赶路去了（“乃饭于桥南铺肆中，遂南向……”）。不过，我们还是得好好地谢谢这位徐弘祖，因为他毕竟在那部影响深远的《游记》中，记述了花仡佬的山形水势，向世人张扬了“华（花）仡佬”这一地名。徐弘祖算得上是花仡佬历史上的“外宣第一人”。而他行走到线路“太慈桥——花溪——青岩”，今天可是贵州的一条热门旅游线路。

时间到了清嘉庆年间，也即徐弘祖离开花仡佬约150年后，一位叫周奎的文化人终于开始刻意挖掘花仡佬山水之灵秀。周奎是清乾隆年间进士，教书为主业，55岁时才当上县教谕——有些相当于县教育局长，算得上是个科级干部。不过，可别小瞧了这位“科级”，从他开始，周家几代人不仅出过二举人三进士，还点过两个翰林。值得今人提及的是，他怀着“我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的信念，带着家人先后在麟山（当时叫狮子山）等山及沿河一带植树、垒坝、建阁、立亭，花仡佬山水风韵初显。周老先生还改狮子山名为麟山，写下一篇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成功的文章《麟山记》。此文收存于清道光《贵阳府志》，并刻上石碑立于麟山脚下。此碑今日尤在，只是注意到的人不多。

周奎是花仡佬柏杨寨人，到麟山一带逛逛也就是横穿马路之类的简单事。应当说，周氏一门在麟山一带的园林建设，更多的是出于世居者对家乡的珍爱和文化人对山水的钟情，或许尚带有相当的“自娱自乐”成分，还不好说是对风景名胜有规划的开发和经营。正如前人所云：“黔人对于山水风景点点缀，颇具匠心，常能利用自然环境，建些亭台楼榭，无不雅静横生……这是山中人士所具有的特长，非他人所能及。”话虽如此，周氏一门对花溪风景开发的贡献，功莫大焉！

二

按照开发建设花仡佬风景区的整体设想，刘县长还有一件重要工作得办——给花仡佬改一个名字。估计当时更改地名没有太多程序和报批手续，他采纳了当地一位姓罗名浮仙的人的建议：去掉“仡佬”保留“花”，“花”后添上一个的“溪”——代表碧水。刘氏亲笔书写了这“花溪”二字，让人刻成石碑，立于济番桥头，“花仡佬”由是更名为“花溪”，济番桥也改作了花溪桥。

对花溪来说，刘剑魂推动建设花溪风景区和将“花仡佬”更名为“花溪”，
无疑是最值得称道的两件事。或许还可以这样说，花溪风景区成规模的建设，始于刘剑魂；“花溪”的这一诗意盎然、美仑美奂的称谓，也始于刘剑魂。

刘氏卸任，其风景区建设规划尚未完全实现，好在他的继任者李大光依然看重此事。只是不久李县长便郁闷起来，因为他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扰，甚至一度停工。幸得有包括黔人何应钦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撮合，民国28年（1939年）4月，以吴鼎昌为省主席的黔省政府批准成立公园建设筹备委员会，公园名同时敲定为“中正公园”。何应钦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吴鼎昌本系江浙财阀，入黔主政前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二人均为蒋中正手下重量级之军政大员。公园名“中正”，经费便容易有了着落。1940年3月，公园建设基本完工，吴鼎昌亲自主持落成典礼。次年，何应钦为公园大门坊额题写了“中正公园”四个字。

对这座公园，著名学者、书法家陈恒安先生1942年即有十分精当的评语：“花溪景色，本已翛然有致，今更焕然一新。昔为科头乱服，不掩国色；今则淡妆浓抹，无不相宜也。”若干年后，大师刘海粟来花溪小住，亦道：“花溪很美……青山一发，碧水横成，光虹攒叠。柳影毶毶，芳草遥碧。一群牧童，牛背对歌。桃源咫尺，使人神怡。”大师于上世纪80年代亲自编辑了一本书，书名即题为《花溪语丝》。

三

公园落成后至今数十年里，其方位格局和主景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动。

公园大门位于花溪大桥北桥头，诸景点错落于花溪河两岸，一直点缀至平桥。主要景点有放鹤洲、坝上桥、飞云阁、旗亭（棋亭）、西舍、小憩（东舍）、跳蹬等，与这些花木簇拥的景点相交错的是大片的农田——所谓“几步花圃几农田”也！

贵阳解放后，公园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先由贵阳市直管，1985年划花溪区管理），河流林木得到保护，亭台楼阁得到修葺，道路桥梁得到改造，园内布局更为合理。花溪公园为此赢得了“高原明珠”之美誉。

有几项工程值得一提：一是上世纪50年代，改放鹤洲一带的跳蹬为有曲径通幽之妙的小桥，成为公园一亮点，此即今日之放鸽桥。二是80年代中叶，在距棋亭不远处开挖人工湖。这里原是一片洼地，养花种草均不成气候。人工湖的建成，给花溪公园核心区平添了新的水面，加上周边植被的培育，如今它已是园内的重要景点，其名曰“南湖”。三是1987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在公园葫芦坡重建了被周恩来誉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魂”的抗日名将戴安澜的衣冠冢，记录了一段历史（戴将军生前曾在花溪小住，殉国后一度葬于此，1948年归葬芜湖故里。）四是2000年后，大修了平桥至花溪水库段的基础设施，花溪风景区得以延伸，“黄金大道”更声名遐迩。

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贵州作为“大后方”但作用和地位凸显。众多机关、学校、医院、工商企业内迁大西南，作为“陪都”重庆“后方屏障”的贵阳，一时涌来了大批外来人员，城市人口从10万左右陡增至30余万，更有若干借道贵阳辗转去重庆、昆明等地的流动人口，贵阳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花溪也因多所学校、机构的迁入和贵州大学的落户，人气陡升，公园名声远播，不少社会文化名人慕名而来。著名作家陈伯吹先生曾在他那题为《花溪一日间》的文章中说道：“过贵阳不上花溪，如入宝山而空手归来。”

也许我们应该留心一下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在镇上的小饭馆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对这段文字，可作如下注释：

——“我们”中的一位叫李芾甘，如果提及他的笔名“巴金”，相信大家都会肃然起敬；另一位便是萧姗女士了。

——“那天晚上”是1944年5月8日晚。

——“镇上”即花溪街上。

——“宾馆”系花溪公园里的小憩（东舍），位于跳蹬侧。

——写这段文字的是巴金本人（有兴趣的读者可阅他的《
关于<第四病室>》）。

巴金和萧姗在花溪举行了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婚礼，从此搀扶着走过几十年。巴老肯定没有料到，几十年后他的“粉丝”们将东舍一角辟出，建成巴金纪念馆——可惜不少的旅行社导游都忽略了。

其实，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大概是2月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和廖静文女士也在花溪的订下百年之好。60多年后的2007年9月，已85岁的廖女士因悲鸿大师的画展而重返花溪，她向陪同的人回忆说，1943年，她与徐悲鸿经贵阳到重庆，第二年又从重庆到贵阳，并在贵阳住了三个月。此期间，徐悲鸿先生为抗战救难展画了不少的画。她深情地回忆说：
“（他们）一去（花溪）就是三天，订婚仪式就是在花溪的第三天举行的。”她还透露说，徐悲鸿生前5次到花溪，曾打算在花溪买块地建房安家，可因为生病和战乱的等原因而没有实现。看来，花溪确实令这位大画家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