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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离市区不远的羽田机场，这里起降日本的国内航班。这段不到三十分钟的路程，车费竟高达七千日元，日本物价之高，确实让人咋舌。难怪人们说东京是世界上消费最高的城市。出租车司机均穿着笔挺的制服，虽然大都是白发苍苍之老头，但个个精神抖擞。车内座垫雪白，干净得让人不忍心去坐，这与北京出租车之肮脏不可同日而语。
羽田机场之大厅内，设有专门的“育婴室”，母亲可以在这一私密空间中哺乳。其人性化安排可谓细致入微，在国内则从来没有见过。正如“新浪网”上的一位网友在一篇题为《我不是木村拓哉》的小文章中所说：“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多此一举。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此育婴室就是一个典型。我想，此思路值得中国设计公共建筑的建筑师们学习。关怀母亲和婴孩的民族是值得敬重的。这些细微处的差别，乃见文明发展程度之不同。
在机场内的一个小餐馆，每人吃一碗咖喱饭充作早餐。我发现旁边一日本老头吃得极其认真，将盘子里的每一粒米都一一吃完。日本国民的节约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背后也有一种爱惜天物的慈悲心情。节约并不意味着贫穷。我以前经常看到日本企业家，如松下的开创者松下幸之助坐地铁、吃盒饭的报道。想起国内之种种奢华浪费之风来，真是惭愧。中国人在吃上的浪费和排场居世界第一。
我们的车很快就到了大馆市内。大馆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城市，宁静而安谧。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秩序、也有历史的地方。老房子丝毫不显得破败，反倒有一番怡然自得的潇洒。相反，如果到了中国内地的小城市，其街道和建筑总有一种张皇失措、土洋冲突的味道，不像日本的小城市这么从容不迫、气定神闲。
我们先到大馆市之“市役所”，即市政府。这是一幢陈旧的灰砖小楼，在周围公司企业新式建筑的映衬下，丝毫不起眼。我很喜欢“役所”这一说法，它保存了古汉语的韵味，也有些现代文明的气息。也就是说，政府是为民众服役的，而不是统治和压迫民众的。这才符合“人民公仆”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我们来到三楼的会议室，里面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桌子上却已摆好了中日两国的小国旗。大馆市副市长佐藤忠信以及其他几位政府官员已在此等候我们，日本人做事就是这样细致而踏实。佐藤副市长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文质彬彬，像一位大学教授。刚坐下，女秘书便端上茶来，日本的绿茶颜色嫩绿可人，味道却太淡薄了。
佐藤副市长向我们介绍当地为花岗中国劳工遇难者举办的慰灵仪式。他说：“慰灵仪式从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举办。战争期间有九百八十六名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来，被奴役而死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在花岗暴动中又有两百九十二人被杀害。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剥夺人的自由的暴行发生，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悲剧，不能淡化这样的历史。因此便举行慰灵仪式。战后日本迎来了民主和平的时代，但大馆一直抱有历史的悲哀。我们希望中国遇难劳工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佐藤副市长还拿出日本北部地区的初中历史教材以及大馆市的乡土教材来给我们看，其中有涉及花岗事件的段落。他表示，和平教育非常重要。采访结束后，我们闲聊了十多分钟，我了解到在日本市长收入颇高，一年约为一千五百万日元（一百一十万人民币）。大约也算是“高薪养廉”吧。
在一家小餐馆吃完午饭之后，谷地田开车带我们去花岗旧地。旅行车沿着弯曲的山路往半山腰上爬，山麓有一家垃圾处理工厂，烟囱冒着滚滚浓烟，这在日本很少见。谷地田告诉我们，这家工厂的所在地，就是昔日曾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公司“鹿岛建设”的办公地点。
车开到半山腰，右侧是一个小小的水库，这就是奴隶集中营的旧址。房舍不存，而绿水长流，在茫茫时空之中，人算得了什么呢？此时，天上又下起了蒙蒙得细雨。此处山清水秀，在雨水中更显柔媚。芦苇飘拂，水鸟飞舞，旁边还有一处免费的温泉浴池。但是，谁能想象到这片桃源之地，昔日竟然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惨剧呢？
步行数十米，进入湖边一小山坡，树木掩映之中，矗立着一尊“日中不再战纪念碑”。此碑说出了中日大部分国民的心声。但愿代代谨守此碑文。驱车下山，在另一山林间的旷阔处，有一“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谷地田说，每年有数百人参加的慰灵仪式就在此举行，大馆方面还邀请一些尚健在的中国劳工来此参加仪式。今年因为萨斯的原因没有请中国幸存者前来，明年仪式还会进行，还会请中国人来。他希望通过这一仪式让青年一代牢记历史。
我们继续往山下走，来到山脚下的广场，便是当年“同乐馆”的旧建筑。所谓“同乐馆”，就是当时日本管理者的俱乐部。欢乐属于这些现代奴隶主，而像奴隶一样的中国劳工永远不可能与他们一起“同乐”。“同乐”一词成了莫大的讽刺。
就在“同乐馆”前面的广场上，暴动失败之后的中国劳工被强迫跪在碎石上几天几夜，多人被折磨致死。当时，当地许多老百姓前来观看，孩子们还用石块扔跪着的劳工们。谷地田坦诚地说，如果当时还是孩子的他在现场，也会如此这般，因为军国主义宣传已深入人心。一种主义能把孩子也变成恶魔，其邪恶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又来到谷地田先生在工会的办公室，观看以前慰灵仪式的录相资料。不久，几位日本人来到旁边的办公室内，原来是花岗纪念馆建设支援会开会讨论建馆事宜。花岗和解之后，鹿岛支付的基金中有一部分将用于建立纪念馆，预计在当地及中国各建一处。花岗和解是战后中国对日索赔运动的一次阶段性胜利，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仍值得肯定。会上，理事长川田繁幸的发言严肃而郑重，不亚于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日本议员在议会的发言。
晚上，这几位日本朋友请我们吃正宗的日本料理。这是我到日本后吃的第一顿“正餐”，不得不盘腿而坐，不久双腿便麻木了。这还不是正宗的姿势，日本人都采取中国古人的“长跪”方式，即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大盘子里有琳琅满目的生鱼片及海鲜，其中有好几种是平时不易吃到的珍品。我对生鱼片和海鲜不太感兴趣，却喜欢用小茶壶放在小炉子上煮的“松茸汤”。松茸汤以蘑菇、虾和肉片等原料，用文火煮成，香味弥漫，味道鲜美。还有一种日本料理中常见的“天妇罗”，以面包裹虾及各种素菜炸成，蘸着醋和萝卜泥吃，亦别有风味。最后还上了一碗鳗鱼饭，两大片烤鳗鱼外焦里嫩，和着甜甜的米饭吃，正合我意。
饭后坐火车回东京，今晚就在火车上度过。上车时，一位瘦高个的铁路工人主动找来一辆拖车，帮我们运送器械。后来，他得知火车加挂了车厢，我们上车的方位略有变化，便又迅速跑来帮我们转移行李。如此认真负责、细致周到的服务，在中国国内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对“铁老大”的蛮横和高傲，我们早以习惯了默默忍受。但是，这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在日本却处处都能感受到，让你时时感受到了作为消费者的尊严。在日本，对于已经私营化、竞争激烈的若干家铁路公司来说，哪家的服务更好，人们就会选择乘坐哪家的列车。服务直接对应着在市场上的成败。由此可见，优异的服务质量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反之，垄断经营即为恶劣服务之根源。
日本的夜车全都是卧铺，其卫生条件优于中国的软卧。火车上的厕所内毫无异味。记得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厕所文化”》。他指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陈平原教授称赞说，东京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厕所。其实，全日本的厕所都是如此，我在日本还没有发现一个厕所中有异味。日本人爱清洁的习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我曾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脏？》的文章，虽然有些“爱国者”不以为然，我却深有同感。
我们乘坐新干线去东京。我惊叹于新干线之快捷方便，以及整个日本交通系统之发达。火车站内新干线、普通火车、地铁形成一个便捷的网路，互相之间转车极爲方便。老田说：“在日本主要的四个岛屿上，要到任何一个小城市都可以乘坐火车，成放射网状的铁路路线图，差不多覆盖了整个日本国土。”
在中国，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而在日本，乘坐窗明几净的火车则是一段舒服的旅途。在时刻表上和实际运作中，每个班次的时间都能准确到分钟，因此旅客可以精密计算出自己达到目的地的具体时间。我悲观地预测，即便是二十年之后，中国也很难发展到如此水准。虽然表面上看，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国际化”大城市并不亚于东京、大阪之发达，但是比照村村均通铁路、村村均是小康的日本，中国乡村之困窘与凋敝则让人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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