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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草原沧桑话天狼(五):天狼浩劫

2008-03-10cncn.com

五。天狼浩劫

我们到达哈拉和林时,已经是离开乌兰巴托后第二天接近中午。

从1220年到1264年,哈拉和林为蒙古帝国都城,共44年的时间。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地区游牧民族后,于1189年称大汗。他起初并没有想成为世界征服者。与他的游牧前辈们一样,他攻击农耕地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劫,掠夺目标达到,军队就会撤出。成吉思汗称汗后前十几年中对于西夏国,金国的攻击,都采用了同样的战略模式。

在对南方侵掠的同时,对西部邻居中亚大国花剌子模,成吉思汗则采取睦邻政策。1218年,他派遣商队前往花剌子模发展贸易。商队被当作间谍逮捕处死。他又派遣三个使者,仍然以和平姿态,要求花剌子模补偿损失。结果是一个使者被杀,两个被剃发羞辱后,驱逐回蒙古。

1219年,成吉思汗亲征花剌子模,五万蒙古骑兵围住花剌子模首都讹答剌城。经过五个月激战,攻入了讹答剌城,屠杀了八万守军连同全城居民,将讹答剌城烧成了平地。花剌子模的疆土包括今天的中亚大部,伊朗北部,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的一部份。讹答剌城陷落后,所有这些地区,也全部相继落入蒙古人手中。从中亚西亚突然获得的巨大领土与财富,开阔了成吉思汗的视野,改变了他的战略目标,他从掠夺者变成了征服者。

1220年,成吉思汗决定把蒙古都城设在哈拉和林,草原帝国由此诞生。以后的五年中,成吉思汗一直带兵在中亚南俄地区征战,哈拉和林成为提供后勤支援的大本营。帝国的指挥中心,仍然设在随战争发展而移动的蒙古包内。没有平民生活,所有的资源都为战争服务。

1225年,成吉思汗率领西征大军,回到哈拉和林东边的土伦河,两年后,他在灭西夏途中病逝。这时候蒙古帝国的疆域,已然是两倍于当年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

蒙古帝国的扩张,还远没有达到顶峰。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开始在哈拉和林修建固定的行政中心。1235年,和林城的外围护墙建成,哈拉和林有了都城的样子。 在此期间,窝阔台灭掉了金国,整个北中国划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1241年,窝阔台病死,蒙哥即汗位。

1235年以后的十几年,蒙古帝国的扩张集中在西线,同一时期,忽必烈在中国继续与南宋作战。1258年,蒙古大军攻占巴格达,残酷屠城,杀死80万居民,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历史文明古城夷为平地。同年,蒙哥汗离开哈拉和林,亲征南宋,次年在攻打四川合州钓鱼山时中流矢身亡。1260年,忽必烈于今内蒙古正蓝旗的开平称汗。

1264年,忽必烈从哈拉和林迁都北京,称新都城为“大都”,哈拉和林自此结束了44年蒙古帝国都城的地位。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行汉法。自此后,蒙古帝国的核心部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中原王朝。1279年,元军在今广东崖山海战中,消灭了南宋最后残存的军队。与文天祥同榜中进士的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而死,南宋灭亡,蒙古帝国的世界大征服达到了巅峰。

哈拉和林四十四年都城所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在那短短数十载岁月中,走向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令后人难以置信的战争奇迹。如果我们暂时忽略蒙古的战争机器对人类文明的极端破坏,那么这段八百年前的中世纪战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世界战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近年来有些人向蒙古国会提议,在成吉思汗建都哈拉和林八百周年之际,也就是在2020年,把蒙古国首都从乌兰巴托迁往哈拉和林。表面上看,这个劳民伤财没有政治经济价值的想法,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你到蒙古旅游,体会一下成吉思汗时代的强盛历史,对于今天蒙古人民族自尊的重大意义,你至少可以理解这个建议的背景原因。

十二年后的哈拉和林会不会是新都,没有人敢打保票,但今天的哈拉和林,找不到古都的遗迹,却是个不幸的现实。有关哈拉和林全盛时期的描绘,主要来自于当时居住在这里的西方旅行者。

在这些西方旅行者中,最重要的是一位名叫鲁伯汝克的法国修道士。十三世纪中期,他旅经中亚到达蒙古,返回法国后,写下了详细的旅行记录。他比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要早二十年。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记录中,也给出过有关哈拉和林的描述,尽管他从没有真正到过这里。不幸的是,鲁伯汝克选择了一个糟糕的出版商,没有能够达到马可波罗同量级的知名度。

当时的哈拉和林的中心,是窝阔台汗的阿姆加兰宫,由掠来的中国工匠建造。宫殿是两层建筑,巨大的外国使节接见大厅,漆画的墙壁,中国式样的屋顶,中央六十四根柱子模拟西方教堂中殿,底部带有加热系统的绿色的地面。城里有基督教堂,清真寺,其它宗教建筑物,贵族居住区,商人工匠居住区,使者居住区。围绕着哈喇和林,在广阔的鄂尔浑河谷区,是连接成片无数的蒙古包。

今天在哈拉和林古都内外还能够见到的,只剩下两个扛碑的巨大的乌龟石。原本有四个乌龟石,标志着都城的四个边界。乌龟石象征着安祥长久,毫无疑问是中国工匠的作品。

我们团一共有五名游客,另外四名游客分别是:奥地利的凯瑟琳,英国的布莱恩,还有一对荷兰夫妇。凯瑟琳是维也纳一所大学的历史讲师,十三世纪蒙古军西征入侵欧洲的历史,是她正在研究的课题。她带有欧洲出版的经典历史书籍,加上我们手里的旅游指南,为我们整个库苏古尔湖的旅途,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背景。

蒙古帝国时期的哈喇和林没有留下遗迹,但十七世纪清朝统治时期,在哈喇和林附近建成的额尔德尼召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来此怀古不果的缺憾。

额尔德尼召寺是蒙古的第一家佛教寺院,鼎盛时期,这里曾拥有上百座庙宇,上千名喇嘛。建筑群呈正方形,围以塔墙,每边长度400米,塔墙上建白塔。上世纪三十年代中,苏联决定在蒙古根除佛教,绝大多数庙宇被毁,喇嘛们被捕被杀,许多人下落不明。九十年代初期,额尔德尼召寺重新开放,尽管已经失去往昔规模,仍然是蒙古最重要的古佛教寺庙,依稀可辨当日的风采。

参观额尔德尼召寺以后,已经过了正午,我们开车来到了哈拉和林附近的荒原。巴萨把俄国吉普停在草地中间,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帮助佐拉准备好了午饭。

佐拉是个比赛中得过奖的业余歌手,一路上不时能听到她的歌声。

“莫扎特出生在维也纳,是吗?”午餐时,佐拉问凯瑟琳。

“不是,莫扎特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后来去维也纳生活过十年,那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

“当年蒙古军好像打到了奥地利,攻打维也纳了吗?”我问凯瑟琳。

“谢天谢地,没有。不过很玄的,只差那么一点点。”

坐在我对面的导游佐拉瞪大眼睛,她不大熟悉这段历史。

“你们学校的历史课没有讲蒙古西征史吗?”我问佐拉。她点点头,学过的,中学时候的课程,介绍的不是很多。

“当时的局面非常危险,”凯瑟琳说,“蒙古大军的前锋已经攻到了维也纳郊区,攻陷维也纳,只是个时间问题。”

“那后来怎么样了?”佐拉问。

后来的故事,构成了历史上极为戏剧性的一页。凯瑟琳精熟这段历史。

1235年,蒙古灭掉金国后一年,窝阔台汗在哈拉和林召集王公会议,决定出兵征讨钦察、俄罗斯等里海以北未降服的欧洲诸国。出征统帅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之子拔都担任。拔都以速不台、蒙哥等为先锋,带领15万蒙古骑兵,于1236年出征。

此时的欧洲也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教皇政治达到了高峰,罗马教廷设立了恶名昭着的宗教裁判所,英格兰开始了伟大的宪章运动,而神圣罗马帝国,则策划一轮又一轮对地中海东岸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

1237年底,蒙古军灭掉沿途小国后,越过冰冻的伏尔加河进攻俄罗斯。1238年打到莫斯科,仅用四天时间攻破城防,在莫斯科屠杀了27万人,开始了蒙古对俄罗斯长达二百年的统治。1238年夏天,蒙古大军屯兵顿河区域。

在哈拉和林新组建的蒙古骑兵补给兵源,携同大批战马,越过5000公里的距离,也到达顿河。下一步的西进征服,已经是万事俱备,蓄势待发。

蒙古远征军日益逼近的威胁,并没有引起忙于准备宗教圣战的欧洲大陆的警觉。

就在这个夏天,法王路易九世的王宫内,来了一个神秘的穆斯林。他自称是波斯东部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使者。穆斯林统治者带给欧洲君主们口信,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对付迫在眉睫的威胁,正在向世界推进的蒙古人的威胁。

“一个恶魔般的种族,从北边山里冲出来,”这位使者在晋见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时直接了当警告他,“他们派遣凶恶的使者,携带着威胁的信件,已然毁掉了大片东方国家的土地。如果我们自己抵挡不住恶魔的攻击,你们西方国家也注定要遭殃。”

结果并不出乎意料,没有人理会这个异教徒使者的警告。参加了接见的温彻斯特大主教对英王建议:“让他们去狗咬狗,让他们去互相削弱,说不定还会同归于尽。到时候我们就能轻松杀掉残留的基督的敌人,把全大地清洗干净。”

1240年11月,蒙古军开始了下一轮进攻。他们利用冬季渡河的方便,包围了俄罗斯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据记载,蒙古军的喊杀声马蹄声如同惊雷一样,城里的人说话的时候,要大声叫喊才能互相听到。12月6日,蒙古军攻入基辅城,洗劫了这座斯拉夫文明古城,全城只有索菲亚大教堂得免被焚。1240年早春,蒙古军占领俄罗斯全境。

下一步,蒙古军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波兰与匈牙利。

三月下旬,第一路蒙古军攻占洗劫摧毁了沿途的波兰城市,包括波兰首都,历史名城克拉科夫。四月九日,蒙古军在里格尼查击败波兰军与十字军联军,杀死了联军统帅西里西亚大公亨利,割下来的联军士兵的耳朵,装满了九个麻袋。

同时,另外一路蒙古军经喀尔巴阡盆地攻入匈牙利,夷平瓦拉几亚,摩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四月初,在赛奥河边全歼匈牙利国王率领的10万骑兵。接下来,蒙古军围攻首都佩斯城,苦战三天破城后,将这座历史名城付之一炬。

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有一座圣玛丽教堂。教堂有一个自十五世纪开始,一直维持到了今天的传统:每隔一小时,教堂的号手在钟楼吹奏一次号角。奇怪的是,号手吹出的号角旋律,总是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嘎然中止。传说这是为了纪念当年担任首都警戒任务的一位号手。他看到蒙古骑兵逼近,吹响了报警号角,号声突然中断---闪电般冲到城下的蒙古骑兵,一箭射穿了他的喉咙。

史书上记载,当时的东欧与中亚,“只要有蒙古人在,狗都不敢叫。”

早年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时候,蒙古军队曾经进入欧洲,但没有深入。欧洲心脏地区的天主教国家,弄不清楚这支可怕的军队从何而来,但由于蒙古人当时主要是与穆斯林国家作战,欧洲人宁愿抱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这次蒙古人西征,这些欧洲国家起初还是抱有幻想,希望蒙古人成为他们对付穆斯林的盟友。

蒙古军队横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一幸免。欧洲的其它国家终于意识到了,下一个轮到的,将是他们自己。但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弄不清楚这支不可抵挡的军队,到底是从哪里来。欧洲人猜想,这可能是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魔鬼撒旦在世界末日前从东方的监禁中放出来的恶人。

法国的洛林伯爵在给他岳父的信中写到:“圣经早已经预言过的危险,由于我们自己的罪孽,现在已经降临。一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恶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土地,残酷灭绝我们的人民。”

两年前傲慢的拒绝了穆斯林使者的法王路易九世,这时候也转变了口气。他把蒙古人称为鞑靼,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到:“无论如何,我们有天国的安慰。如果鞑靼到来,我们或者把他们送回地狱,那必定是他们一开始出来的地方,或者,我们这些被选的人进入天国,享受在上帝身边的喜悦。”

即便是在欧洲大陆之外的英格兰,警报也已拉响。赫特福德郡本笃会修道院一位名叫马修. 帕里斯的修道士,在编年史中写下了欧洲人的恐惧:“(鞑靼人)是万恶的魔鬼撒旦的种族,数不清的鞑靼人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他们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从不知疲劳。。他们不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伶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是极好的弓箭手。。他们只会讲谁也听不懂的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像闪电一样侵入基督的国度,以无比的恐怖,摧毁,虐杀,蹂躏每一个人。”等等,等等。

帕里斯还记述了蒙古军队经常使用的战术:“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撕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允许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

帕里斯的编年史是欧洲中世纪重要文献。今天看来,他写下的许多内容很荒唐,但还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后面一段关于蒙古军队的战术基本上是真实的。

帕里斯预言,1250年将是世界末日。在欧洲的大小城镇,开始见到人们鞭责自己,在世界末日到来前做最后的忏悔。理所当然,欧洲人也没有忘记遇到灾难时,要惩罚传统的替罪羊。最新传来的消息是,这些入侵者实际上是人,是从巴比伦逃跑出来的一个犹太人分支,在欧洲的犹太人是入侵者的同谋,正在给他们秘密运送武器。于是教会领袖宣布向犹太人开战。从奥地利到英格兰,暴徒们烧毁犹太人房屋,屠杀有间谍嫌疑的犹太人,使得大批犹太人沦为难民。难民们被迫在衣服上佩戴特殊标志,比纳粹德国的种族甄别早了好多个世纪。

1241年底,蒙古军统帅拔都率大军越过冰冻的多瑙河面,攻占并劫掠了布达城(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城与佩斯城现在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此后,拔都派遣了一万人的先头部队,深入奥地利,破坏劫掠大片乡村地区。早春时分,蒙古军的几支先遣侦察队,已到达距离意大利的威尼斯不到100公里,距离奥地利的维也纳不到几公里。

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挡住无坚不摧的蒙古骑兵的西进步伐,直到他们打到大西洋边,或许还会渡海与英格兰较量。局势恶化到了这一步,整个欧洲陷入了前所未有巨大的惊慌之中,人们纷纷涌去教堂祷告,乞求上帝显示奇迹。每天的生活变成了恐怖中的等待,人们战栗着,等待世界末日到来时,基督与魔鬼的最后一战。

或许是上帝听到了召唤,奇迹发生了。1242年五月,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欧洲蒙古军大营。按照成吉思汗定下的规矩,大汗死了,王公们必须返回蒙古草原,在哈拉 和林召开大会,选举新的大汗。

十几万西征大军拔营而起,掉头转向东方。他们跨越了东欧、中亚、漫长6000公里被征服的土地,穿过几年内惨遭铁骑蹂躏的城镇乡村,返回了蒙古大草原。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欧洲幸免了。

从那以后的一个世纪,是欧洲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最后两次十字军东征失败,罗马神权走向衰落;而十字军东征本身,给欧洲带回了阿拉伯地区的文明,帮助欧洲摆脱了中世纪的窒息,从意大利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此后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欧洲文明的发展,随之改变了全人类文明的进程。

偶然的历史事件,中断了蒙古军侵入欧洲心脏地区。对全人类来说,这是个很大的侥幸。哈拉和林继承汗位的权力斗争结束后,新大汗蒙哥即位,虽然他发动过第三次西征,但没有再深入欧洲。蒙古人新的目标,指向了西线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彻底征服南线的华夏中原。为劫掠而征服,为征服而征服,所有不投降称臣的国家,都是蒙古人打击的对象。此后的几十年,直到忽必烈迁都北京,哈拉和林仍然是这场大戏的主角,十三世纪历史的大幕,继续在这片大草原上起落。

这片大草原,我们正在午餐的地方。

秋天的下午,太阳懒洋洋照在头上,使人发困。空旷的原野上,微风吹拂着已经开始发黄的草地。远处山坡上,十几只无人看管的山羊正在慢条斯理的吃草。公路上驶过一辆吉普车,可能是另外一伙游客,他们没有停车,转眼又不见了。除了我们这些来去匆匆的游客,似乎没有什么会打破大草原的平静。

“真没有想到,”英国的布莱恩喝了一口咖啡,摇摇头,“哈拉和林会是这个样子。”

“你说哈拉和林应该是什么样子?”我问他。

“我不知道应当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不应当是这个样子,一种说不大清楚的感觉。”

我理解他的意思。哈拉和林的令人失望,是因为她没有记录下昔日的辉煌,是因为在这里,完全找不到走入历史的感觉。成吉思汗带领蒙古民族冲出草原,如同凌空的闪电,如同天降的狼群,以空前的力量与速度,登上了中世纪的舞台,打出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上演了一场最不可思议的大戏。这里的历史,曾经是那样的波澜壮阔。

不错,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远的霸主。但是当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拿破伦帝国,大英帝国,这些强权退出舞台中心的时候,她们都在被其征服的疆域中,留下了自己永远的印记。他们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输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信仰、价值观念,客观上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而历史上最大的蒙古帝国,哪里是她的印记?这一切怎么会消失的如此无声无息?

在蒙古帝国征服的两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在以北京为首都的元朝疆域内,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在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上,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在哈拉和林这个帝国的首都,还是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你甚至可能会怀疑,这个空前的帝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存在过。站在这里,看微风拂过寂静的原野,我有了一种虚幻的感觉,莫非历史真的曾经在这里,走过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

我想起了在乌兰巴托国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参观时产生的失望感。应当说,博物馆的设计布局都是一流的,但精品的数量不多。在我的期待中,既然曾经是如此庞大强盛的帝国,应该能看到带有十三世纪万国博览性质的展出,如同纽约伦敦的博物馆那样,但事实是,他们只有很少的草原之外的展品。

“这里面说到底是个文化现象,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我们讨论哈拉和林的衰败时,凯瑟琳做了最后的总结。

我同意她的观点。这确实是问题最合理的答案。

蒙古帝国的历史性大征服,可以比作一股超级的飓风,横扫大地的时候,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它摧毁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但是当尘埃落定,飓风虽然改变了它走过的地方,但却不会留下它自己的身影,因为飓风,说到底,并不具备实质的内容。

思想、文化、科学、宗教、价值观念,这些,才是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恰恰是游牧文化所最缺乏的东西。

蒙古军队在征服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例外对定居地区肆意破坏,与其说是他们暴虐成性,倒不如说是他们缺乏对于持久价值的尊重。草原游牧文化是游牧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而游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顾及眼前需要的生活方式。英豪者如成吉思汗,他成长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不可能具有对持久价值的理解。这不是他的过错,但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创造持久的价值,是只有定居地区才可能产生的文化现象。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是不错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游牧民族战争中,表现了极端的对人的生命的蔑视。

另一方面,游牧文化对草原自然生态,却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在牧区,我见到牧民随手丢弃塑料制品,但却制止我们游客连根拔掉一颗牧草。这是源于世世代代从事牧业的经验,他们关切自己能够理解的,可直接满足实际需要的东西。

据新元史记载,蒙古西征欧洲,仓禀不够充裕,有部下向窝阔台大汗建议:“汉人无益于国,宜空其地为牧场。”也就是说,消灭掉当时已在蒙古控制下,居住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汉人,让那块地方长草,统统变成牧场放养牛羊,以供军需。窝阔台就此问计于耶律楚材,耶律楚材辩以汉人可贡税收,何谓无益,打消了这个疯狂的想法。

游牧民族的这种特征,并不只表现在战争中对定居地区的破坏,也同样表现在自己身上。他们不珍惜别人有长久价值的东西,也不珍惜自己有长久价值的东西。当战争需要有一个指挥、物资供应中心的时候,他们有了哈拉和林,当他们重新开始了放牧生活,哈拉和林也就不再有意义,从而失去了保护的必要,于是,我们有了这个完全荒芜掉的哈拉和林,尽管她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过去与未来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只有眼前。

离开哈拉和林前,我们在额尔德尼召寺北面不远处,找到了现存两只石龟中的一只,它坐落在八百年前哈拉和林古城的南端。龟背上立着一个石碑,底部缠着蓝色的哈达,典型的汉蒙文化混合物。石龟不远处,有几个卖旅游纪念品的商贩,看到我们走过来,没有人上前招呼,一副爱买不买的架式。

石龟本身没有出众之处,年代也不够久远,如果是在中国国内,难算是珍贵文物。但它却是我在这次旅行中看到的,除了国家博物馆的展品外,蒙古帝国时期留下的仅有的一份遗产。

石龟静静的卧在地上,睁大眼睛,无声的守望着茫茫的荒野,向路人倾诉那些曾经辉煌的岁月,和那些关于草原帝国的遥远的传说。


(哈拉和林古城南端的石龟)


(额尔德尼召寺)

转自:http://www.cncn.com/article/85490/18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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