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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记

2010-11-26lvping.com

坝上记——2010年草原之旅的一点思考与心得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旧约•创世纪》一“淳于，听说你又要出去旅游？”“是。”“去哪？”“坝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当然还没有全准备好。至少，我还差一个题目。自2004年开始，每次出行，我都会带一个题目。这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便是可以为我的行程确立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而这个中心思想将会为我的行程确定一个基调，包括我的前进路线、各个景点的历史与人文背景、旅途中我的观察角度、与各色人等的交流方式、采用的交通工具，等等。同时，这个习惯也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麻烦，这便是，它会让我玩得很辛苦。没办法，这是我喜欢的方式！但是这一次，直到长途汽车驶上了通向坝上草原的漫漫长路，面对头顶上那一片摄人心魄的璀璨星空，我的脑海中依旧是一片空白。大致的论调和对那片草原的了解不是没有，但如何把它归纳成一个精练的题目，并展示出带有个人特色的观点，是我一直苦恼的事。其实此前，关于那片草原，那个皇帝，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那座山庄，中外诸多学者已经做过汗牛充栋的论述，其间不乏色香味意形俱全的优秀作品。而在我这等野狐禅所能理解的范围内，余秋雨先生的《一个王朝的背影》应该算得上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虽然有人从那篇文章里摘出了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至少在对避暑山庄的历史地位的论述上，余先生的文字已经为后来选择同一题目的人确立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高度。那么，那究竟是一片怎么样的草原，以及一座怎么样的皇家园林呢！一幕幕由诗词、奔马、弯刀和白骨拼凑而成的画面一重重的叠压在一起，被历史的自重碾压成了一个虚幻的影。面对这个影子，心灵深处那一声声呐喊换来的只是一片空白！二波涛汹涌的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发源，一路奔腾咆哮着流向中华文明的腹地，用自己伟岸的身躯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在它的北面，是一望无垠的蒙古草原，而它的南面，则是更为广袤的农田。公元前387年，在今天陕西与山西的交界处，一艘巨大的锦船正在沿着黄河顺流南下。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秦国与晋国漫长而艰苦的拉锯战场，如今，秦国的对手换成了一个名叫魏国的崭新国度。此刻，年轻的魏武侯正立在船头，迎着扑面而来的冷风，聆听着河涛拍打着船头，遥望着河岸两旁起伏的山峦。可能是萧瑟的冷风鼓起了君王勃勃的雄心，他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魏武侯回过头，颇有些骄傲对身旁的大将军吴起说：“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风声随着君王的话语骤然迅猛了起来。吴起觉到了一股凉意。他挺直了身子，却把头垂得更低。这样魏武侯将看不清他的眼睛。吴起缓声说道：“我以为，国家的安危，不在山川险要，而在于君主的德行。从前三苗氏部落，左靠洞庭湖，右临鄱阳湖，因为堕落被禹剿灭；夏桀居住的安邑，东有黄河和济水，西有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但是因为政治腐败，而商汤放逐到了远方；商纣国都朝歌，左依孟门，右据太行，恒山在其北，黄河在其南，但是因为荒淫无道，被周武王杀掉了。由此观之，如果君王不修德行，恐怕现在这条船上的人都将是陛下的敌人。”魏武侯沉思良久，回答道：“你说得对。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话的。”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为经典的对话。它除了继承了中国历次经典对话中对于茫渺历史的归纳和演绎之外，还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系列优秀思想的精华，包括兵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道家的“清虚无为”、儒家的“仁者爱人”，以及法家的严刻、墨家的兼爱，甚至还隐约透露出一些阴阳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而尤为重要的是，它出自一个以杀戮和征服为职业的将军之口，由此奠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平和公正的处世作风与谦虚克制的生存理念。作为战国初期最重要的改革家与政治家之一，吴起在他的并不算十分漫长的政治生命里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资治通鉴》里记下了关于吴起的这样一个故事：“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天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人类情感的感召力是如此巨大，有时候甚至可以让人之为放弃自己的生命。因此，在其后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吴起讲给魏武侯的这段话将注定将幻化为一段华美的咏叹调，久久回荡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尽管事实上，吴起这个名字已经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所以，关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处，那片用后世诸多战士的鲜血灌溉起来的草原，我们的故事从这个时间点和空间点上开始，也许就显得更为合乎情理了。三没想到，那张弓的问题居然纠结了我很久。射箭本是草原上最为常见的旅游项目之一，所用的弓大都是木制，配上松软的尼克绳，即使是孩子也可以轻易拉满。但一旦实际操作起来，一个疑问随之产生：为什么专门用来搭箭的槽口（箭台）位于弓的左侧。我不懂射箭，但按照我的理解，箭手通常应该把箭搭在持弓手的食指指节上，或者固定在食指与中指之间。即便是从工作效率的角度来考量似乎也应该是这样：根据郎世宁所绘的《乾隆大阅图》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满洲骑手的箭袋是垂于右肋下的，因此，如果让箭从弓的右侧发射出去，箭手从取箭到搭弓，其动作半径不会超过半米，而如果从弓左侧发射，则箭手必须让箭绕过弓的上端，其动作半径至少是一米。在战场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生死系于一线的场合，两者的差距对于战士的生死，乃至于战斗胜败的影响显然是不言而喻的。难道这个自孔子时代就以箭而为中原文明所了解的民族的射手都是右手持弓？似乎也不太可能，毕竟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右撇子的比例应该远高于左撇子。而且那些描述乾隆皇帝武功与风采的画作，诸如《平定西域战图册》、《威弧获鹿图》、《乾隆射箭图屏》也都没有向我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使是退一步讲，从实战的角度考量，只会左手持弓的人肯定无法正常应对身体右侧的敌人，所以游牧民族多是“双带两鞬，左右驰射”。鞬，即马上盛弓的用具。在战马两侧各挂一鞬，便于取用，节省了从一侧取出弓换手到另一侧的时间，不失战机。类似的疑惑还来自于清代射手们拇指上的扳指。从时下颇为流行的清宫戏里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扳指是清代每个满洲男子拇指上的饰物。满洲人从马上取天下，以骑射为重，以不忘武功为训，在骑射中不可或缺的扳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整个民族上到帝王，下到普通旗民的精神象征。但问题是，这东西怎么用？翻查资料，关于扳指的解释大都语焉不详，只说是拉弓时防止弓弦割伤手指的用具。但看过几次奥运会上的射箭比赛，选手们都是用是在用食指和中指拉弦，偶尔会佐以无名指，完全看不出拇指的作用，更看不出它会受到怎么样的伤害。历史总是这样，在时光的流逝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东西被岁月冲刷得支离破碎，其中的某些部分或许会继续随波逐流地漂向下游，而另一些则会就此悄然沉淀在了历史长河的深处。于是，当下游的人们重新打捞起这些历史的漂流物时，往往既会为自己的所得感到幸运，同时也会因为其中的缺失而伤透脑筋。这一切，似乎就像是一位侦探在时过境迁后回到被清理过的现场，试图寻找凶杀案的线索一样。而这，或许也正是历史的魅力与研究者的趣味所在吧！所幸，那个属于弓箭的辉煌年代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历史的长河里打捞上游残片的几率相对要容易许多。四“亡秦者胡也！”这一纸从海上辗转而来的天书不仅是对秦始皇个人振聋发聩的警告，也成了其后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从古父亶公的西迁开始，草原深处那群如苍狼般吟唱的神秘人就已经开始引起中原民族的注意了。此后，中原文明把自己对外交往历史中很大的一部分篇幅都花在了这群人身上，但他们的逐水草而生的习性对于中原人而言，依然诡异莫测。这是一个与“日出而做，日暮而息”的中原文明有着天壤之别的族群。在中原人看来，周身散发着野兽般气味的他们是那样的狂飙暴戾，以至于抢劫和杀戮似乎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乐趣，也是生存的唯一目的。凭借着娴熟的骑术和精准的箭法，他们享受着弱肉强食所带来的快感，并且把这种快感一次次强加到了他们所能遇到的所有人身上，有时候甚至是刚刚为他们提供了帮助的朋友。谦虚儒雅、知恩图报的中原人无论如何也无从接受这样的邻居。但中原人却并不总能打赢这个邻居。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公元前636年，戎狄杀入洛邑，周襄王从此流亡在外长达四年。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三十万大军被匈奴人困于白登，仅以身免……即便是在中原王朝最强盛的时候，重要指挥官被俘的坏消息依然不时传来，扰动着一代代帝王疲惫而脆弱的神经。当时光进入公元四世纪的时候，长江以北更是为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轮翻掌控，中原王朝只能凭借长江天险偏安于江南一隅。无奈之下，中原王朝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在平均海拔接近1000米的燕山山脉中抢修长城，或者，把自己的公主嫁往遥远的草原。然而，不幸仍在继续加剧。公元936年，后唐军阀石敬塘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换来了三千契丹铁骑和自己的黄袍加身。从此，燕山山脉连同绵延其间的长城不再是中原沃土的屏障，狂飙的草原骑士们可以挥舞着他们雪亮的圆月弯刀，自由驰骋于坦荡的华北平原。为了夺回这一屏障，北宋王朝曾经进行过一系列艰苦卓绝，却又近乎荒诞的努力，最终换来的只是两位皇帝被俘、半壁江山沦丧的靖康之耻。戏剧性的是，北部边患似乎不仅仅属于中原王朝，草原民族同样时时惊惧于自己北方的狼烟。每隔一段时间，广袤的蒙古草原深处就会诞生一支骁勇的军队，如同东北亚冬季里凛冽的寒流，在一位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如洪水般向南扑去，摧毁沿途遇到的一切阻碍。深邃的草原里，似乎蕴藏着某种源源不绝的能量。公元十三世纪，这个荣誉属于一个被称为成吉思汗的蒙古骑手和他手下无坚不摧的勇士们。一个世纪后，当蒙古人的潮水最终退去，汉族人重新打理自己的江山的时候，朱姓的皇帝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繁忙的工程监理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终有明一代，朱家人总共修筑了超过6300公里的长城，而据黄仁宇统计，每修一英里长城，明朝政府就要花上六千两白银。这条蜿蜒的烂尾工程，终于成了束缚在明王朝自己颈上的一道挣不开的绳索，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有人一脚踏空皇帝脚下的那张龙椅。五回顾历史，明长城的修建地点与之前历代长城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区别：明长城绕开了辽宁。这是长城在其长达两千多年的修建史上唯一一次没有进入辽宁。朱元璋对此显然有着独特的构想。在财产问题上，出身贫民家庭的朱元璋有着与中国历代农民暴发户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以最稳妥，也是最保守的方式把资产囤积起来，一代又一代传给子孙，而不是将其投入到再生产和再开发的风险中去。似乎是为自己的经营理念作一个更为清晰与详尽的注脚，朱元璋还专门颁布了一道诏书，罗列出了周边36个“不征之国”，以此告诫子孙：我留给你们的家产已经足够富足了，切不可心生非份之想而招致无妄之灾。然后，朱元璋为子孙们在北部边疆上修起了一道坚固的篱笆：长城。篱笆之外，除了刚刚被朱元璋逐出中原的蒙古人，还有千百年来一直屯居于辽宁的女真人。明长城的改道，就是专门为了女真人。在朱元璋的构想里，女真与蒙古一样，都是绝然不同于中原文明的“蛮夷”，既然如此，就应该把它们隔绝在中原文明之外，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中原文明的纯洁性，另一方面，女真人势必将因为空间格局的变化而与蒙古人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从而保证明王朝的渔翁之利。由此，朱元璋的长城也与之前的长城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之前的长城围住的是中原文明，而朱元璋的长城围住的，则是草原文明。长城以北，是朱元璋精心设计的一个巨大的斗兽场，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安稳地躺在属于自己的看台上，享受着高超智慧和强权政治带来的舒适、从容与安逸。然而，正所谓世事难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人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朱家老少把这份安逸想象得过于浪漫了。狭路相逢勇者胜！被圈锢于同一座牢笼里的两头猛兽注定不会束手待毙。他们开始在呼啸的寒风中亮出自己尖锐的牙齿和爪。兽性在搏击中成长，体魄在厮杀中健壮，意志在磨砺中坚强。广袤的草原成了他们宽阔的舞台，也同样为他们提供了无尽的智慧与能量。能够在这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1635年，漠南蒙古在经历了皇太极接二连三的打击后，纳贡归降了。从这一刻起，长城外的两个同样强悍的马背民族结为了一体，从这一刻起，长城已经不再是明王朝的防御屏障，而是激起草原骑手们征服欲望的诱惑。他们都想知道，现在，墙的那一边究竟是什么样子？六关于承德，似乎并不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但是承德的存在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曾经，承德北面的那片草原，是无数汉人皇帝的梦魇，同样，承德南面的那条城墙，也是无数马背民族的畏途。长城，这个我们民族至今仍引以为豪的惊世之作，无论是从工期还是从工程量来看，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工程，但往更深层次追究，长城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实绝不仅仅只是一道由夯土筑成的、用以发出预警并抵挡骑兵冲锋的城墙，它更是两种文明的交汇线。近代的历史学家习惯于将四百毫米等降雨线作为划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界限，而长城，恰恰就矗立在这条线上。纵观人类历史，还没有哪项人工工程能像它那样，仅仅用几米的宽度标识出两种全然不同的气候——或者更深一步说，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明。古往今来，那些从草原深处呼啸而来的游牧民族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轻易突破作为客观存在的长城——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而言，长城漫长的身躯本身就意味着漏洞百出——但却很难突破由长城构成的文化樊篱。比如满洲人的祖先女真人，建立起庞大的金帝国的他们最擅长的战术就是长途奔袭，凭借这一战术，他们不仅突破了长城，也突破了黄河，更是突入了北宋的首都，甚至将高宗赵构追成了阳痿。但关键时刻，金国人停了下来。后世的史学家们（包括学院派的和野狐禅的）曾对此大惑不解，他们都想知道，是什么迫使那些骁勇的女真战士勒住了他们狂奔的战马。有人说是金国内部的派系斗争，有人说是中原地区潮起云涌的反抗力量，还有人说是江南错纵复杂的水路……似乎很少有人提到病菌！几百年后，贸然闯进这个古老国度的西方人曾经为中国人看似羸弱的身躯里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感到既惊异又羡慕。他们看到，“在高度农业化的国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携带者，臭水沟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处是适宜蚊子孳生的稻田”。但是，中国人饮用运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种轻微的小麻烦，麻疹和猩红热是普遍的疾病，“一个中国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划开，乡村医生把肠子连同细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内并且把肚皮缝合起来，结果这个中国人很快就康复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洲，在南太平洋，在西伯利亚，在夏威夷……拥有强健肌肉的原始民族一旦遭到异族入侵，其生命力便显示出极端的脆弱。他们能用弓箭和不屈的意志来抵抗登陆者，但他们却抵挡不住入侵的白人“携带的正常的细菌”。有证据证实，95%以上美洲印第安人死于白人携带的病菌。在阿兹特克城（今墨西哥城），西班牙人不得不从满城的尸体上踏过；在新英格兰，90%-96%的印第安人在三年内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在马克萨斯群岛，10万土著在与外界初次接触后，至1955年统计，只剩下2500人。文明世界对原始氏族部落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今天有不少国家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严禁文明社会的人们进入本国的原始丛林。这种伤害却极少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极少，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国人的免疫系统并不是自以来就无坚可摧。东汉时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东西方两大文明第一次实现了正面交流，双方都为自己能在世界的另一端找到一个可以一叙衷肠的声音而高兴，但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瘟疫却让双方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所有事情，转而严肃面对死神的恶作剧。那是一场旷日持久，并且搅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大事件。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它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进而引起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但它终究还是没能阻挡人类前进的脚步。尤其是在东方，以高繁殖率和民族杂交为抗争手段的中国人最终让自己成为一个统一而健壮的群体，并且让自己的文明长久地处于引人瞩目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存在着一道天然的、难以逾越的屏障。正是它，一次又一次把入侵的异质吞噬干净，把草原文明阻挡了长城以北。如同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世界大战》，外星入侵者们依靠如涛如潮的剽悍无往不利，而地球土著们看似柔弱、无助，但却凭借着深毅的文明积淀最终取得了胜利。虽然它并不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但毫无疑问，它是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运行得最稳定和最可靠的防御机制。公元十七世纪，当满洲人在吴三桂的接应下越过山海关后，这道屏障迅速开始发挥作用。供职于紫禁城的欧洲耶稣会教士们记录下了满洲人在征服中原过程中所遭遇的那些可怕的经历。数以千计的满洲人在鸟语花香的季节中因为天花或者类似的疾病而痛苦的死去，他们的哀号声足以令任何听到的人感到心惊胆战。到1662年，不满23周岁的皇帝也死了，死因仍是天花。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拥有二分之一汉族血统的7周岁男孩登上了紫禁城太和殿的那张龙椅，改年号为康熙。在诸多支持他登上皇位的理由中，有一个曾经是那么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他出过天花，他将终生对这种由死神亲手制造的病毒免疫。而如今，这个注定将在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自己名字的男孩，必须将这套免疫系统传授给他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最坚实的盟友——蒙古。七躲在长城之南的生机勃勃的空气里对草原民族构成致命杀伤的并非仅仅只有病毒，还有慵懒舒适的物质享受和璀璨得令人眩晕的文化给他们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冲击和腐蚀。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实，历史上那些拥有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草原民族在切身体会中原文明之初，都会无一例外地产生巨大的自卑感。而伴随着这种自卑感而来的，则是由倾慕而效仿，由效仿而同化，由同化而消融，最终成为中原文明浩瀚汪洋中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数以百计的民族，连同他们身上那些独一无二的文明，就是沿着这条脉络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他们与中原文明的原住民们一同构成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民族，以及他们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蒙古人似乎是一个例外。在征服世界的计划开始之初，蒙古人忠诚地继承了历代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他们看待整个世界角度都本着同一个原则——是否能助于他们最大化的征服。有一种传说，蒙古人的孩子在出生一个月后就会被父母绑在木桩上练习站立。蒙古人认为，这样可以让孩子的腿骨发生弯曲，从而适应即将到来的几乎是无休止的马背生活。于是，在这种以铁和血为基调的思维模式调控下，这群“半人半马怪”（汤因比语）可以为了追击敌人或获取猎物而在马背上安坐长达一周时间而从不下马。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这颗星球上没有哪种生物能够逃出他们的猎杀。即使是面对丝绸这种被古罗马人赞叹为“真像是一个美丽的梦”的奢侈品，蒙古人的视角依然与众不同。正是他们率先发现，丝绸极强的柔韧性使它虽然看似单薄与轻盈，却足以抵挡锋利的箭镞。公元十三世纪，浩浩荡荡的蒙古勇士们正是身着这样精美绝伦的防弹内衣，征战于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纵然他们的铠甲被利箭射穿，甚至伤及肌体，但箭头仍旧会被裹在丝绸里。蒙古的军医只要小心地拽出丝绸，就能将箭头连根取出，不必担心造成更大的创伤。在蒙古人的手中，丝绸第一次被打上了“战略物资”的标签。在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之后，蒙古人就对中原文明展开近乎变态的抵制，他们甚至一度计划屠杀所有治下的汉人，然后退回草原，去继续过那种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仿佛他们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固执地拒绝被同化的厄运。显然，蒙古人对自己草原前辈们那些堪称“血淋淋”的教训不是没有认真思考过。然而，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蒙古人手中滴血圆月弯刀换成了盛满葡萄美酒的玉杯，耳际的嘶叫声换成了绵软的甜歌，厚重的铠甲更是早已在灰尘的侵蚀下锈迹斑斑，但唯有那件曾经捍卫他们生命的内衣，此刻却突然让蒙古人意识到它是如此舒适和体贴，以至于让他们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蒙古人再也不愿意脱下这件衣服，他们感觉到，自己曾经沸腾的血正在这件衣服的呵护下渐渐变冷，指间的老茧也渐渐消融在丝绸的柔滑之中。中原文明强劲而绵绵不绝的后续力量正在蒙古人身上发挥作用。蒙古人终于开始困了。他们没有在习俗上被汉化，却最终未能逃脱精神与体质上的文弱化。同样被物质享受醉得几近人事不醒的还有蒙古人数百年后的战略盟友满洲人。公元1644年，历经两代君王30余年励精图治的满洲人意外地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运气，他们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完成了对整个中原文明的征服。这原本可以让他们省下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管理好这么大的一个帝国，但事实上，他们却义无返顾地走了诸多草原前辈的路——一条足以毁灭整个民族的路。入关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帝国曾经赖以称雄的八旗勇士已经在温柔甜美的物质享乐中迷失了本性，开始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堕落。康熙十二年（1673年），也就是满洲人征服中国后的第30年，“三藩”之乱爆发。战争之初，曾经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于史的满洲八旗军面对吴三桂率领的叛军，居然毫无还手之力，短短半年时间，白发苍苍的吴三桂就已经从云南杀到了长江南岸。面对此情此景，纵然事先已经对战事开局不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康熙皇帝也还是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冷气。经过八年的战争，叛乱最终以康熙的胜利而告终，但战争留给年轻的皇帝和年轻的帝国的思考注定不会轻松。对此，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佐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刻，熟读史书的康熙一定会想起草原民族的前辈——匈奴人。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匈奴人是这样表达了对中原文明带来的物质享乐的警惕：“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异，无仰於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匈奴人的对策是“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但是，作为中原文明当下的统治者，地位与立场的不同决定了康熙完全不可能重复如此生硬而不切实际的作法，那么，切实有效的解决之道又在哪里呢？康熙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北疆。八传统意义上的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作为新兴的大清帝国最忠实的战略伙伴，内外蒙古从一开始就与清朝结成了一种近似于联邦的关系。为了巩固这层关系，满蒙两族最高层间的迎亲队伍在三百年间几乎从未停止。上迄皇太极，下至同治皇帝，蒙古女子始终是皇后宝座的有力竞争者，甚至是最终的胜利者。据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的后人金启孮先生统计，其家上溯七代中竟和蒙古族结亲八次，其母系几乎全是蒙古人。而另一个蒙古家族赛音诺颜汗部札萨克亲王家里，八代中和满洲通婚竟高达十一次。如此频繁的通婚，最终导致蒙古王公皆是清朝皇帝的“儿孙行辈”。有了这些“儿孙行辈”的扶待，虽然漠西蒙古和沙俄一直东窥于天山之南，但清朝皇帝毕竟不需要再像之前的王朝那么沉浸于无休止的恐惧之中了。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大举东侵，清准两军激战于和通泊。清军大败，副将以下皆战死，西路军三万人，逃回科布多者仅二千人。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在历次内外战争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次年，准噶尔部携大胜之勇再度内侵，此时，元气未复的清军已无力抵抗，多亏了喀尔喀蒙古诸部拼命抵抗，才击败了准部。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皇帝收到了由工部转来的古北口总兵蔡元呈递的一份奏折。蔡元在奏折里说，由于年久失修，古北口一带的长城多有破损，希望朝廷拨款维护。古北口长城位于今天的北京密云，南距北京城不过100公里，乃是大清帝国名符其实的“腹地”，也是皇帝每年出塞秋狝的必经之路，因而也就远离了战火狼烟洗礼的可能——事实上，古北口长城直到1933年才由于日本侵华烽烟重燃——蔡元的请求看上去无异于要在沙漠里修建一座水电站。而实际上，就在九个月之前，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首领葛尔丹的率领下长途奔袭数千里，跨越莽莽草原，一直杀到了距离北京不足350公里的乌兰布通，距离古北口长城更是只有一线之遥。一时间京城大恐，店铺纷纷关门，“米价至三两余”。但是康熙还是以最快的速度下发了一道诏书，拒绝了蔡元请求，同时作出了令后人津津乐道的解释：“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相隔两千多年，康熙皇帝在思想上高度继承了当年吴起“在德不在险”的战略防御理念，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康熙实际上跟吴起还是略有区别的。吴起所说的，是对君王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醒，这也是先秦贵族政治时代里臣子对君王最常见的劝谏方式；而康熙则秉承专制帝王的一贯思维模式，在君主个人与国家之间塞进了“民心背向”这面大旗。凭借着这张大旗，康熙成功地把蔡元“加强外部防御建设”的提议偷换概念为“加强内部管理建设”，为无疑又显示出了康熙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老练与狡黠。康熙显然是隐藏了某些不应该被说破、却又被蔡元无意间捅漏了“后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防御屏障，长城针对的对象无疑就是以蒙古和满洲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但现如今，满洲人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漠南蒙古成了满洲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漠北蒙古也在大清帝国赫赫军威的恫慑下伏首称臣，虽然还有漠西蒙古不断在沙俄的支持下试图挑战帝国的权威，并且看起来战争已经无从避免，但康熙相信，那绝不是一场以长城为依托的防御战。与之前历朝历代相比，清朝在前期的对外策略上最大特点是，它始终以一种进攻的外向型态势俯视着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对于任何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对手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施以杀手，而不是像驼鸟一样把自己关在长城之内，惊恐地等待着对手撞开城门的那一刻。康熙另一个没有说明白的“后壁”是与蒙古诸部的交往问题。蒙古人生活在亚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由于气候原因，他们的进化过程中并没有遭受到太多的病菌的侵蚀。因此，同满洲人一样，他们对于长城以南湿暖的空气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适。而与清朝的战略伙伴关系和极度密切的姻亲关系又使得他们不得不跨越长城，前往北京拜见皇帝，于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群曾经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勇士们竟把进京看成是奔赴刑场，每次出门都要全家抱头痛哭，令人大有生离死别之感。事实也的确如此。史料记下了太多蒙古王公在跨越长城之后死于出痘的病例。这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注意与警觉。那么，是否有一种折中的方式，让蒙古诸部的王公们不必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同时又能如约完成一年一度的朝觐呢？九在坦坦荡荡的乌兰布通古战场，我们遇到了一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反映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记录片。几个蒙古族的小伙被要求穿上古代的盔甲，骑在高头大马上进行追逐打斗。娴熟的马上功夫让他们看上去仿佛随时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可这一幕却始终没有发生。导演说，他要以情景再现的方式重现当年康熙在这里大败葛尔丹的一幕。但是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打乱了摄制组的计划，演员们和我们一道不得不挤进一座以出租蒙古族服装供游人拍照的蒙古包里，等待大雨的过去。最后走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演员，披着一件黑色的战袍，胸上绣着金色的龙纹，头上戴着一顶插着大红缨的头盔，颔下还贴着半尺长的花白假须。我笑着问他：“您扮的这是康熙吧！”“是。”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很憨厚地笑了笑。功夫不大，雨停了，演员们再次回到马上。几个扮演葛尔丹士兵的演员盔歪甲斜地趴在马背上，做狼奔豕突状，“康熙皇帝”则威风凛凛地拨出佩剑，指挥着自己的将士们奋力追击。周围的游人们为此纷纷驻足，好奇地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场景。但我知道，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盛夏的那场乌兰布通之战当然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事实上，康熙在率军开赴乌兰布通的途中突患疟疾，之后不得不在群臣的苦苦劝告下返回了北京。乌兰布通的战场上，其实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康熙皇帝的身影。而且，那一年康熙皇帝只有36周岁，跟现在的我差不多年纪。导演之所以找了个年近半百的演员，大约是想表现出皇帝如东晋谢安般“谈笑静胡沙”式的沉毅与老练。毕竟在东方的政治观念里，这样的性格大都属于上了年纪的人。然而康熙偏偏不是。他的统治技巧似乎从来都显得十分成熟。康熙的成熟得益于他受到的教育。从某种角度来讲，康熙接受的教育与中国历代帝王所教育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康熙所受到的教育不仅包含了正面的经验，也包含了反面的教训，而后者在其他帝王的教育中通常是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被弱化，或者是被形而上了的。这些反面的教训多来自于明朝末年那一连串的政治悲剧。晚年的康熙在与臣下们谈及那段历史时，曾感慨于对方仅仅只能从书本上获取知识，而他自己，曾亲见过许多从万历年间就开始供职于紫禁城的太监。康熙就是从他们口中得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显然，他对于那段历史的悲怆与残酷，有着远比那些学富五车的硕儒们更为直观与写实的认识和了解。也正因为如此，康熙从一开始就鄙视明朝末年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国家从精神到肉体一并呈现出的病态，并极力避免重蹈覆辙的厄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虽然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终有清一代，爱新觉罗家族始终都在对明朝旧有的制度亦步亦趋。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也就是“三藩”之乱开始后的第四年，23岁的康熙皇帝离开了酷暑难耐的紫禁城，率领群臣和八旗官兵，北出长城，到塞外的坝上草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行围活动。自此，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康熙先后40多次来到这片被命名为“木兰围场”的草原，在这里接见蒙古王公，并与他们进行围猎活动。在每年为期二十天的行围过程中，皇帝身先士卒，亲率将士冲锋在第一线。每当狩猎开始，每一名猎手都必须像迎战强大的敌人一样恪尽职守，全力以赴。所有猎获猎物或者让猎物逃脱的行为都会被忠实的记录在案，并受到相应的奖赏或处罚。入夜，皇帝与随驾大臣、蒙古王公、八旗官兵们一起围坐在篝火旁，一边品尝他们的战果，一边欣赏赛马、摔跤比赛。木兰秋狝已然成为了大清帝国的军事演习制度和与蒙古诸部的交流手段。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几乎就在驳回蔡元“重修北口长城”的请求的同时，在距离木兰围场仅40余公里的多伦诺尔，康熙召集内外蒙古诸部贵族，举行了多伦会盟，宣布在外蒙古全面推选清朝的盟旗、封爵和法律制度。从此，外蒙古被牢牢控制在了大清帝国的手中。为此，康熙颇为自豪地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知有也。”木兰秋狝极大的改变了八旗官兵的精神面貌，也让康熙本人拥有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帝王的体魄与精力。终其一生，康熙在木兰围场所获猎物不计其数，据他自己粗略统计，他曾经“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甚至他曾经“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他自己兴高采烈的说：“若庸常人毕生亦不能及此一日这数也。”凭借着在木兰围场里重新树立起来的勇气与信心，大清帝国在其后的岁月里接连两次击败了沙俄，三次击败葛尔丹，并最终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将葛尔丹逼上了自杀的绝境。在他的统领下，大清帝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东起西太平洋、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统治人口达3亿的庞大帝国。在康熙之后，乾隆、嘉庆两朝的皇帝都严格遵守木兰秋狝制度，直到垂垂老矣的帝国再也无力追上历史前进的脚步。十那个关于弓箭的问题还在继续纠结着我。经过一番考察，我终于发现，我的思考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的。错误产生的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是我们当下的生活里已经很少能见到我们的祖先射箭的姿态，甚至很少能见到我们祖先使用的弓箭的影子了。原来箭搭在弓上方向必须要和拉弦手指尖的朝向相一致，这样才能避免因放弦时弓弦的回弹而使箭产生侧滑滚动，从而影响射箭的准确性。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在草原上见到的那张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弓，而是当下体育比赛里使用的弓，其原型是欧洲的长弓。而中国弓与欧洲弓在使用方式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曾经改变过历史走向的区别：拉弓方式。在西方（包括欧洲和中东），射手使用的弓大多是用单一材料制成的单体弓，因其韧性较差，射程较短，必须靠提高弓的长度加以弥补，所以这类弓的长度通常不少于80厘米。这样的长度显然是不太适合于骑兵作战的。欧洲的射手们为了最大限度的拉开弓弦并保持箭身稳定，发明了所谓的“地中海式射法”，即以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拉弦，同时把箭固定在箭台上，箭尾刻有凹槽以卡住弓弦。这一射法至今仍被运用在正式的射箭比赛中。但即使是这样，单体弓的有效射程也不超过100米，更无法射穿坚厚的铠甲，甚至，它缺乏精准性的弊端也一直为后人所垢病，这恐怕也是西方战争文化里一直罕见神射手的原因之一吧！而在东方，为适应普遍展开的骑兵作战，短小而强劲的反曲弓应运而生。反曲弓由至少六种材料组合而成，弓体呈反向弯曲，从而产生了远比单体弓更大的弹力。苏秦就曾向韩王特别指出：“天下之良弓劲弩皆自韩出，射六百步之外。”虽然《战国策》的成书年代尚待商榷，但足以证明，迟至汉代，中国人的弓箭射程已经达到了800米以上（战国时北方以23.1厘米为一尺，6.4尺为一步，合147.8厘米）。在此范围内，铠甲、盾牌，乃至于木制城墙都已经不再构成影响箭镞前进的障碍了。如此强大的威力首先改变了拉弓的方法，在这项被后人称为“蒙古式射法”的技术中，粗壮有力的拇指成为了唯一拉开弓弦的主角，其余四指并不触弦，仅起平衡和固定箭身之用。复合材料使用的使得弓弦产生无限拉力成为可能，拇指拉弦又让“会挽雕弓如满月”屡屡成为我们吟诵的壮举，但继之而来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则是，弓弦对射手指部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于是，扳指诞生了。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最早的一枚扳指发现于3000年前的安阳殷墟妇好墓。在此之后，从《诗经•卫风•芄兰》，到刘向《说苑•修文》，再到鸿门宴上范增屡屡举起向项羽示意的“玦”，扳指俨然已经成了我们祖先生活中的常客。射法的不同以及扳指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战争史的天平。甚至蒙古人西征的时候，西方弓箭手完全无法使用对方射过来的没有尾部凹槽的箭。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马镫、肩式套马法，以及蒙古人对丝绸的使用。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而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现实中的军事压力。凭借着这一项项因战争压力而产生的科技创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很长时间里独步全球。清朝立国之初，虽然在表面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但其实上却处于军事上的四面重围之中：南明流亡政府尚残存于缅甸，为国内反清力量的精神支柱；郑氏武装依托水军优势不时从台湾发难，侵袭帝国江南的经济中枢；三位汉族藩王则籍此在南方拥兵自重，渐有尾大不掉之势。而在北方，沙俄也在借助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频频东侵，随时威胁着大清帝国与内外蒙古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经历了康雍乾三代帝王七十余年的征伐之后，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大清帝国终于扫清了自己卧榻旁的最后一个对手——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根据《准噶尔灭亡记略》统计，伴随着清朝军队的屠刀连同他们身上“携带的正常的细菌”，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大约100万蒙古人的死亡——除了极个别忠于清朝的部族，漠西蒙古，这个曾在明朝时创下俘虏中国皇帝的壮举的骁勇民族从此不复存在。至此，正如魏斐德在他的巨著《洪业》中所说：“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孟子说：“入则无法家弼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随着硝烟的散去，满洲人手中的扳指也在消然无声地发生着变化。努尔哈赤时代常见的材制，如皮、骨、铜渐渐被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黄金、翡翠和象牙。昔日凝绕在扳指间的狰狞与粗砺已经渐渐销融成了缠绵、奢侈与特权，那些曾经凌利无比的记忆，最终和那些价值千金的扳指一样，变成了一个美丽而易碎的梦。将军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