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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从何处升起-----土耳其印象（二） |
| 2011-10-17lvpin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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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愁二百年 我们在土耳其的行程从伊斯坦布尔开始，也从伊斯坦布尔结束。 这个闭环式的匆匆行旅，由布尔萨到棉花堡，再到以佛所，再到帕加马古城，然后经特洛伊古城回到伊斯坦布尔。 媚丽的秋韵惹人遐思。澄明如洗的碧空，蓝中透绿的海浪，粉黛媚人的爱琴海晚霞，连同那些依山造势的古罗马圆形剧场，形单影只屹立于荒野的古希腊石柱们，又可以引发多少怀古的幽情？ 只是在欢愉中有顾盼，在欣喜中有惶惑，在物我两忘的情境中有期期牵挂。直到回到伊斯坦布尔，在蓝色清真寺高大身影旁边真真切切地看到她的容貌，一颗心才最终踏实下来。 不爱江山爱美人？非也。她的名字叫做---赛马场。 如果要讲到伊斯坦布尔赛马场上空的诡异风云，就必须先提起300多年前在它遥远的北方邻国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城下的两次攻防战役。如同在中国，你要深刻认识广州黄花岗烈士的碧血，就不得不先去虎门瞭望鸦片战争的烽烟。 1697年，当苏丹穆斯塔法二世率领大8万大军占领贝尔格莱德、逼近维也纳附近时，他并不知道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500年对抗的重要转折点已隐隐浮现。 9月11日，向山塔城堡撤退中的奥斯曼人试图从桥上渡过提塞河，渡河到一半，欧根亲王统帅的奥匈帝国军队突然逼近，60门大炮齐声轰鸣，奥斯曼军几乎全军覆没，阵亡3万余人，损失全部火炮和辎重，37位帕夏战死，苏丹本人丢盔弃甲，拼死外冲才幸免于难。战争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重要一点是武器装备已明显落后于人。战场上的失败，表明停滞不前的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实际已经落后于孕育着工业革命和新社会制度的欧洲。后来有人将世纪之交的"山塔之战"与150年后的中英"鸦片战争"的意义相提并论。 突厥铁骑高歌西进的历史进程悄然终结。一个日益走向衰落的老大帝国，现在开始严肃思考，如何应对一个日新月异的欧洲文明的长期挑战。 贾谊《过秦论》中那句话说得好----“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先生曾经提到一位奥斯曼先贤，历史学者 卡提比·舍勒比，指出他“发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舍勒比警告他的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由于家境贫寒，舍勒比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他也因此没有染上奥斯曼精英阶层那种典型的肤浅教条、闭目塞听、自我膨胀的情结。在舍勒比众多的著述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这是他针对1656年奥斯曼舰队在海上遭遇一次惨败经历有感而发而编写的。他在书中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 斯塔夫理阿诺斯接着写道----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在他身后土耳其人仍然像其他非西方人一样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1683年围攻维也纳未果，奥斯曼与欧洲的关系大变，不久后的《卡洛维兹条约》开始了大片领土丧失的历程。 帝国后期对伊斯兰传统的顽固坚持几乎表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比如不准设立公共时钟，以免使清真寺阿旬报时的传统受到危害。不能穿西式服装，穿西服似乎意味着向基督教投降。西方的建筑、绘画、家具、用品等等都被看成是异端邪物，谁企图引进它们就一定是背弃祖宗。在所有这些对西方文化的抗拒背后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即奥斯曼对西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感是建筑在早期军事征服的胜利之上的。在军事上的优势已失去之后，文化上的优越感却被顽固地发扬光大。 由苏丹们主导的改革在18世纪初姗姗来迟。 1718年，通常被认为是改革的开端之年。艾哈迈德三世（彼得大帝的同时代人）将国事交付开明派人物达乌德·易卜拉欣帕夏治理。同年6月开始军事改革。1719年，在维也纳派驻了第一位帝国大使。1720年，建立了伊斯坦布尔第一支消防队。1721年任命驻法国大使时，苏丹要求其及时汇报欧洲的动向。大维齐（首相）则要求他们透彻理解西方的文明制度，并指出哪些适合于帝国。为了有利于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艾哈迈德三世废除了长期以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准印刷书籍的禁令。为了向欧洲学习，艾哈迈德三世率先追求法兰克方式与风格，他养花玩鸟，并请法国名画师为自己画像。18世纪初，郁金香盛开于首都伊斯坦布尔，因艾哈迈德酷爱此花，并在后宫专设有郁金香花园，因此他的这些初级阶段的改革举措被称为“郁金香改革”。 1722年，伊朗萨菲王朝发生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26年，艾哈迈德三世准备出兵干预。但是已经八旗化的大爷兵---加尼沙里步兵（近卫军）拒绝出战。这些内战内行的利益集团发动了兵变，艾哈迈德被废黜，后来，改革力量的主要人物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也被杀害。奥斯曼帝国第一次改革就此草草结束。 长期作为帝国行政管理体系之重要支柱之一的奴隶制近卫军传统（古兰制）的瓦解，是促使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古兰"制的精髓是从异教徒奴隶中培养忠实于苏丹的战士和官吏，避免突厥贵族垄断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这些以特殊方式培养出来的基督徒后代，从小被强制接受伊斯兰教伦理和价值观教育以及军事训练，完全成为苏丹个人的奴隶，他们虽然享有特权，却不允许出现违背主人意志的行为和思想，甚至没有资格使子女继承财产和地位。后来，贵族们采用种种手段挤进近卫军，改变了这个阶层的性质，使之成为屡次危及苏丹权位的王朝保守势力的后盾。 改革的第二次卷土重来是依靠苏丹塞里姆三世的推动。 1791年，从年轻时就对欧洲的进步感兴趣的苏丹召集政界、军界、宗教界代表人物22人，研究危机，商讨对策。提出仿照欧洲方式改造旧军，建立新军，以挽救帝国的危机。1792～1796年间，塞里姆三世颁布一系列后来被称为“新秩序”的改革法令，任命了一大批开明人士，实行军事、财政事务的新条例，建立军事工程学校，按欧洲方式组建和训练新军。1805年，塞里姆三世为扩充新军，实行普遍征兵制，近卫军团预感特权被削弱，于鲁米利亚哗变，前往平叛的新军被击败。为避免事态扩大，缓解矛盾，塞里姆三世撤消改革派首领的职务，任命近卫军团首领为首相。1807年5月，一批抗拒改编的士兵再次哗变。叛军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下，把大批改革派人士拉到这个广场上砍头，一时间血流成河，全城色变，这就是著名的赛马场兵变。5月29日，近卫军团逼迫塞里姆三世退位，他被囚禁在王宫内。帝国的宗教大法官宣称，苏丹的改革完全与伊斯兰教规不相兼容。美国历史学家、斯坦福·肖教授认为，欧洲的思想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在这个帝国扎根，但它留下了种子，等待下一时期开出真正的花朵。 坐落在蓝色清真寺与索非亚大教堂之间的古罗马赛马场，现在游客们能够看到的是长方形的广场和如潮的人流，还有一座从尼罗河运来的高大埃及方尖塔。在广场另一端，遥相对应的，是一根已经残缺的蛇形青铜柱。这只邪恶的巨兽原高8米，共有三个蛇头，现在只剩下5米高的蛇身了，难道这是一种历史的隐喻吗？ 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是实行改革的又一位苏丹。 他吸取以往改革失败的教训，首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然后低调稳步推进。1825年5月，他颁布一项法令：在保留近卫军团的同时，抽调部分兵员补充新军，意在逐步削弱近卫军团。近卫军团不甘示弱，再次聚集赛马场发动兵变。早有准备的苏丹，调来大炮将其全歼，这叫炮轰赛马场，历史仿佛完成了一个轮回。6月17日，他宣布废除祸国殃民的近卫军团，以“穆罕默德常胜军”取而代之。 马哈茂德二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建立警察部队，扩建新军，成立军事院校，聘请欧洲教官，提高文官地位，提高国家行政效率等。这些改革措施在局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31年7月，创办了第一个土耳其语言的报纸《大事概览》，19世纪60年代初，独立经营的报业出现并迅速发展，《协商报》、《君士坦丁堡杂志》、《自由报》等纷纷出现。1827年，建立医学院，1831—1834年，建立帝国音乐学院和军事科学院，1858年，建立第一所女子中学，1869年，建立女子职业学校。特别是1859年成立的作为文官训练中心的米尔基耶学院，这个高等教育单位中的第一所纯文科学校，始终是知识界的重要中心，也是孕育新思潮的一座温床.。 19世纪30年代，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文职官员。他们穿西服，讲外语，踌躇满志，醉心欧化，代表人物是曾任外交大臣并多次出任首相的穆斯塔法·拉希德帕夏。1839年11月，拉希德首相以帝国新任苏丹阿卜杜·马吉德的名义，在御花园里对各部大臣、伊斯兰教高级法官和各国外交使节宣读了由他起草的苏丹敕令，史称花厅御诏。 敕令宣布：保障帝国全体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个人尊严；实行固定税率，废除包税制度；实行新兵役制度；所有的人，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敕令还谴责了官吏的腐败、受贿行为，决心严惩腐败分子。从此，帝国进入了立法、司法、行政改革时期。法制改革旨在削弱伊斯兰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世俗法律取而代之。1841年，拉希德首相计划仿照法国法律制定一部商法，但遭到抵制，暂时未能实行。1847年，设立民法刑法混合法院，证据和审判程序搬用法国法律制度，法官人数欧洲人占一半。1850年，颁布独立于教法的商法。1851年，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刑法典。1855年5月，宣布废除非穆斯林属民(被保护民)必须缴纳人丁税和不得携带武器的传统法规。1858年，新任首相阿里帕夏上任后，又进行了一些改革。上任伊始，颁布了新刑法。1860年改组商务法院。1861年和1863年，分别颁布商业程序法和海洋商业法，成立世俗法院。 1869年～1876年间编纂了一部民事基本法，即著名的“奥斯曼民法典”。 1876年12月23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宪政下的议会运行了仅仅两年就被苏丹下令叫停，碍于国内外压力，多年后议会再度召开，但只具有花瓶式的作用。至此，刑法和民商法，完全世俗化，不再受伊斯兰教法的制约；伊斯兰教法仅局限于穆斯林的婚姻、继承等方面。 这些时断时续的改革，虽然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家政治体制由军事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也推动了国家向近代及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变，开辟了宪政体制和世俗化的方向，但治标不治本，最终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 而且，“情形往往是这样的，统治阶级允许改革只是为了在强敌面前挽救帝国的需要。一旦危机过去，他们就会行动起来破坏改革。” 清末民初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泣血呼吁的“瓜分豆剖”的悲惨结局虽没在中国落地，却在遥远的奥斯曼版图生根了。到一战结束的1918年，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被欧洲列强及各种政治力量陆续肢解出近40个民族国家。百年昏睡中，一个又一个行省独立分离出去，就像一片片鱼肉被刮离鱼身。 萧功秦教授评论清末改革有一句很到位的话----“屈辱越大，统治的正当性相应地丧失越大，到最后整个国家进入了被瓜分状态以后，才想到大幅度改革，那时王朝的统治正当性已经流失殆尽了。” 重读游疑在欧亚之间200余年的奥斯曼帝国改革史，同样经历了清末70年蹉跎岁月的中国人不免唏嘘，却十分熟识这些剧烈震荡、反复角逐、波诡云谲的场景。 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多元文化沉淀交集，悠远岁月深邃回响。欲在一块涂抹着斑驳传统油彩的陈旧画布上，描绘出新鲜秀丽的摩登肖像，谁有如此回天神功？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现代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全书充满了强烈的忧伤之情，宛如一首幽怨的挽歌，缠绕着暮气沉沉的伊斯坦布尔。 全书的题眼是"呼愁"。作者反复强调和阐释这个土尔其字眼，它是一种“无人能够或愿意逃离的同一种悲伤，最终拯救我们灵魂并赋予深度的某种疼痛。” 值得我们中国人感同身受并反复吟咏的是这样的痛楚----“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一位网友在读后写道----在奥尔罕.帕慕克的笔下，伊斯坦布尔是他一个人的城市。但是，其中的感触和情绪却是所有拥有辉煌过去，在传统和现实中剧烈碰撞的人们的共同感受。无论你身在伊斯坦布尔还是北京，广州抑或喀布尔，都能体会到相同的"呼愁"，只要你也有一样丰富和细腻的心。 |
| 转自:http://www.lvping.com/showjournal-d258-r1336048-journals.html224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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