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老北京胡同

美术馆后街22号院是中国现代基督教领袖赵紫宸故居。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是《惠特曼全集》和艾略特《荒原》的翻译者，其夫陈梦家是新月派的著名诗人。除了人文意义，有三百多年历史的22号院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算得上是一个精品：格局完整的院落中有落地雕花隔扇，其精雕细镂的“象眼”砖雕极为罕见。“集建筑、人文、文物于一身”的22号院经双方两年的拉锯，终于在2000年10月被推平，一座高层商业楼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起于其上（近20年来，基本上都是房地产商屡战屡胜，建筑遗产的守护者步步为营，屡战屡败）。

北京大学的“蔚秀园”是光绪之父的住处。园内有大小三个湖。最大的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仲秋，满湖芦苇开着白色的小花。湖里还有一种很罕见的铁鱼。庭院中有白果树，枝杈上常落着小燕子。湖旁有假山小亭。颇有气派的四合院西南角有一株清初的银杏。园边的林子里能撞见松鼠、刺猬、黄鼠狼。秋天，林间小道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现在，湖被填平。园内园外近百株古树——其中有一株两人合抱不交的老桑树——尽数被伐，“蔚秀园”已变成了教工宿舍楼。

明代制绳匠聚居的绳匠胡同几经改名：“神仙胡同”、“丞相胡同”，1965年更名为“菜市口胡同”。这条胡同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先后在此居住人数最多的一条胡同，总数达三十余位。丞相许维祯、陈元龙在此居住；清代同治帝的老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7~11号；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住胡同北头；陕甘总督左宗棠住16号；诗人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居住；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在菜市口胡同居住；“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29号，康有为、梁启超经常来此与之相聚；秋瑾曾在该胡同所设女学堂任“教习”，其间住在35号的“休宁会馆”；1916年，李大钊在菜市口胡同路西办《晨钟报》，陈独秀、瞿秋白经常来此；鲁迅为图书馆选址的事不时到此找人；大律师刘崇佑资助周恩来赴欧，他住该胡同中段路西。在此居住的还有徐乾学、洪亮吉、毕沅诸人。1998年拓宽南北马路，菜市口胡同消失得踪迹全无。

北京胡同中仅有的一座造型精美、堪称上品的砖混过街楼——宣武区儒福里过街楼是观音院东西两院的连接通道。1998年9月，掘土机将其夷平。如此的暴殄天物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的惆怅、凄然、扼腕乃至愤怒。

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原蒜市口16号）四合院，是目前所有红学家唯一认定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雍正七年，曹雪芹的父亲曹●被免职抄家，五六岁的曹雪芹从南京随家人到北京，在这一贫民区住了十余年。旧京的格局是“东福、西贵，南贫、北贱”。曹家所住的南城多为底层劳动者——木匠、棚匠、泥瓦匠、补锅匠、车夫、轿夫、送煤工、送水工还有民间艺人——所居住。蒜市口是个热闹的地方，从东面进京的人多过广渠门经蒜市口。蒜市口路南路北遍布饭铺、酒馆、油店、车马店。曹家所住蒜市口16号在路北。曹家迁至北京的情形，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刑部移会》中有所记载，接替曹●官职的江宁织造隋赫德见曹家困厄，就把抄没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奴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故居遗址院落格局完整。院中遗有石础、石磨盘等多处遗迹、遗物。北屋挂着“韫玉怀珠”的匾额。最值得珍存的是一直保存完好的过道四扇屏门上刻的“端正方直”四个字。红学家们考证，《红楼梦》中出现过的这四个字很可能是曹氏的家训。1999年，为了拓宽广渠门内大街，竟把207号曹家四合院给铲得片瓦无存。

今天，站在已被夷平、已变成柏油马路的遗址上，我翘首铅色的秋空，怃然良久，心痛如剜，胸中涌起着无尽的怊怅。北京，这个两度被异族入侵又两度被农民革命军所占领的城市，八百多年来，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特例，历史上几经动荡它都保存了下来。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五十多年里，在未经任何战乱的情形下，北京被大破大立，被拆除着老城和老城中的古建。这无异于一刀一刀切割着一个民族文化血脉的历史延续，毁损着一个民族价值无尽的文明与古典。

京城较老的灰砖灰瓦、梁柱结构和精细的砖雕石刻四合院多为明、清时所建。那时烧砖用豆秸和松柴。烧上好的砖则要用谷的秸秆——不同的燃料会使砖的硬度、韧度发生微妙的变化。第一步是选定土质并用小筛子细筛。筛毕的土要在水中沉淀数日。下一步才是踩实、脱坯、入窑，以温火精烧15日。出窑后仍要用水洇15日。如是繁复的劳作，才烧制出横平竖直、棱角分明、经数百年风雨碱蚀仍坚牢如初的好砖。宫中的用砖更讲究：用太湖湖底的泥。26道工序，5万块砖需耗时三年。砖坯入窑后先以糠草薰一个月，用碎柴和整棵的柴各烧一个月，再以松枝柴烧40天。窨水出窑后，还要在桐油中浸100天。质地坚硬、平滑无隙的砖敲击起来“叮叮当当”作金石声。砖在苏州装运，每船20块，顺京杭大运河漂至通州张家湾。“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上岸后每块砖还要逐一查验。

盖房时有三样事工匠是绝不马虎的，磨砖对缝：砖浸过水后还要细加打磨，为的是砌墙时砖与砖之间有最小的缝隙。即便是这样小的缝隙，也要灌以搀有糯米的石灰水（桃花浆）。磨砖勾缝：用石灰在砖与砖之间勾出一条直且细的线。磨砖打缝：全部砌毕后最后一次修齐砌缝并在缝间涂以青灰。

有些要盖房的郊县农民入夜后在瓦砾中扒拉着。他们心里很清楚，都市里打造的那些高层垃圾所用材料根本无法与这些千年不坏的老砖相比。

南池子大街就像王府井被改为人民路，景山东街被改为代代红路，张自忠路被改为工农兵大街一样，在“文革”中被更名为葵花向阳路。明朝属“内南城”，清朝时称“东华门外南长街”，属于故宫的一部分，它具有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室血统。罩在高大的国槐下的南池子大街是京城仅存的几条安谧的街道（还有诸如即将拓宽的旧鼓楼大街），因为西边劳动人民文化宫阻住了胡同的入口，这里的小胡同比其他地方的胡同更安静。走在街上你能看见故宫辉煌的殿宇及宫墙下的垂柳。钻进有着悠久历史的狭长的飞龙桥胡同，能唤起一个老北京对昔年的许多鲜活生动的记忆。明、清两代皇家的档案馆——皇史（亦称表章库）和环绕故宫的外八庙之一的普渡寺在街的东面。皇城内务府人员、宫中用人大都在这条街居住。管理皇家日常事务的衙署机构在此设立。这里还有宫中的瓷器库、缎库（存布料）、灯笼库（存宫灯）。张望和审视着2002年5月把故宫的外围建筑——南池子大街东侧那些老房扒掉后又重建的新房，我忽然失忆了——历史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薄而又薄？清冽的老屋古砖被涂以现代石灰。没有了门簪、门墩、门环、门枕石、垂花门、铁包叶门，没有了回廊、砖雕影壁、牌匾楹联。街东侧南段的树全部被砍光，铺以柏油马路。装修队迅速地用灰砖盖起了细节全无的“穿旗袍戴礼帽”式二层改良四合院。

胡同消失了，文化生态——非物质遗产也随之消失，“沟葱、芹菜、辣青椒咧，黄瓜、扁豆、嫩蒜苗咧……”“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弄碗尝一尝。”“姑娘吃了我的糖杂面，又会扎花儿，又会纺线儿；小秃儿吃了我的糖杂面儿，明天长头发，后天梳小辫儿。”这些吆喝声听不见了，拾掇雨伞的、蘸糖葫芦的、卖馓子麻花儿的、卖小金鱼的、“半空多给”卖花生的、打竹帘子捏糖人儿的、锯盆锯碗锢漏锅换锅底儿的全没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儿比现在冷多了。从黄昏到夜晚，卖牛肝、驴肉、白水羊头、豆汁儿、老豆腐、硬面饽饽、开锅馄饨的小贩推着双轮车，车上的电石灯哆哆嗦嗦地喷着青蓝色灯焰。一早儿出和平门城门洞子，能看见道边有很多穿黑棉袍，戴狗皮帽子，用骆驼拉煤、石灰、山货的脚夫和轰着大群羊的商贩。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50年，在梁思成的“保留老城，另僻新城”被否决后，北京的建设就显得圆凿方枘，总是那么不协调，总是有两股劲儿相拧着。胡同、城墙肯定是要挡着交通的。二环以外有着广大的空间，非要把行政、商贸、金融等机构设施挤在20世纪50年代城区面积为62.5平方公里的老城之内，让老城承载新的历史，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原有底色的被破坏。

七十年代中后期，沿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建起了呆滞乏味，质量很差的“前三门”板楼，“老北京”痛心地说：“扒了老城墙，又竖起一堵新城墙。”

1980年，有七百多年历史的琉璃厂街南北两侧14500平方米的老房被拆除。这条老街辽金时是一个村落（海王村）。元代是皇家的官窑。明末清初是京都的文化中心，清中叶已聚集了百多家金石陶瓷、碑帖古董、文物字画、古今旧籍和南纸（文房四宝）铺子。清代竹枝词赞道：

画舫书林列市齐，

游人到此眼都迷。

最难古董分真假，

商鼎周尊任品题。

琉璃厂街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含量，都在伦敦弗业街、东京“书海”神田町之上。翻查《鲁迅日记》，鲁迅在京15年，去琉璃厂四百八十多次，采买旧书、碑帖三千八百余册。还有诸如郭沫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朱自清、洪煨莲、邓拓无不来此淘书。

老街拆除后，参照清乾、嘉年间北方店铺风格进行了“拆旧仿古”。毁原创而建摹本，这一拆真古董造假古董的做法引发了大江南北浅薄的新一轮“仿古一条街”建设热潮。云南建水古城的进士府、五官府、翰林第及几十座一百年以上的民居建筑被铲除。铲除后，那一条街被建成所谓“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清式仿古一条街。

全长7.02公里，路宽40米的平安大街在一片反对之声中终于建成了。平安大街东起东四十条桥，经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平安里西大街，至官园桥。建成后的平安大街是东西向横切老城的一柄尖刀，它使老城萎缩而破碎。它毁了京杭大运河起点的那座标志性石桥，毁了段祺瑞执政府周围的环境，毁了大量的充满京韵京味儿的胡同、四合院、古建（当时，一日本人收集了大量的旧门墩）；还有，宽阔的平安大街与两旁匠气十足的青砖灰瓦，红漆大门的仿古董低矮房屋极不搭调,有郊区新镇的感觉。建平安大街，伐行道树10627棵；马路建成了，仅植行道树1500棵（人搬光、房拆光、树砍光——“三光”是开发商的一贯政策）。“北京刮一阵风，全国的瓦片响”，这以后，开封等多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纷纷对平安大街进行恶劣的效尤：在老城中僻宽马路。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不无嘲讽地写道：“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古老的中国遍地开花吧。”

2004年，北京又将鼓楼、钟楼西侧的、形成于13世纪的元大都旧街——旧鼓楼西大街东头拓宽；计划中，德胜门内大街将被拆除并僻成50米宽的马路。七百多年来，这两条安静的街道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如若修建这第二条、第三条“平安大街”，势必吃掉周边众多的小街、寺庙、胡同、四合院和诸多百年老树。马路宽了，大量的汽车冲了进来，什刹海、后海的幽静将被彻底破坏。

建西直门立交桥时拆掉了一座元大都的城门；桥建起来了，交通还是堵着。

西便门外北魏孝文帝时所建、经九百多年雨雪、有2928个风铃（合计10492斤）的天宁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实心舍利塔光昌雄丽，明代散文家刘侗写文：“塔高十三寻，四周铎以万计，风定风作，音无断际。”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古塔旁，耸立着180米高的、不时喷吐黑烟的热电厂大烟囱。

庞大的地安门商场和实验话剧院12层大楼切断了鼓楼与中轴线的联系。

明代的养马场，养马胡同到清代改为羊毛胡同，属镶蓝旗的地界。这条胡同已被拆去大半，剩下的一小截儿与北临的法国人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歌剧院——这个与故宫、天安门极不搭调的、外壳用玻璃和钛金属做成的“水面上椭圆形浮蛋”相对峙。

东四十条西南角的南新仓是北京仅存的一个保存完好的皇家粮仓（共9座）。这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建筑遗产是与故宫同时代的建筑群。粮仓顶部设天窗，夏凉冬暖，湿度适宜，不用药物仓内却从未有过虫子、老鼠。就是这座中国最原始的物理性生态古建旁，却盖起了一座占地面积2.5公顷，建筑规模11万平方米的商务新天地写字楼。

70年代，为了挡住从北京饭店到中南海的视线，在故宫西华门修了五幢屏风楼。这一添加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西华门前如同兵营。西华门与故宫的空间联系也被割断了。

宣武区中部的牛街南起枣林前街，北至广安大街，62条胡同和胡同中三万多穆斯林环绕着世界上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牛街礼拜寺。中国穆斯林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而牛街是全中国最大的穆斯林社区之一。一千多年以前的宋代，回族就在此“围寺而居”。1997年10月，牛街开始大规模拆迁，著名的“清真女寺”被推倒，胡同一片狼藉，宗教环境破坏了，穆斯林给打散了，历史感消失了，北京最具伊斯兰特色的老街荡然无存。6万多平方米、20层以上的毫无人性环境的“牛街18”塔楼紧靠着礼拜寺南侧拔地而起。高档高层住宅楼诸如“泰和嘉苑”、“信桓大厦”、“东华金座”、“青春无限”和十多条公交车线又包围着“牛街18”。原住民被遣散了，原社区的居住结构被大范围地改变，半数以上的世代在此生息的穆斯林无力承受每平方米7000～8000元的房款，被迫迁至大兴西红门、丰台马家堡、石景山鲁谷（富人进来，穷人出去，原有的生动的居住特色和生活习俗被扼杀，这是旧城改造的普遍情形）。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所建的北京最古老、最宏丽的牛街清真古寺给孤立在高楼之内；琉璃宝顶的望月楼前，柏油路面上车马喧阗。

就像建国门立交桥西南高14米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建的古观象台被一座高于一座的建筑所包围一样，京张铁路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詹天佑设计的、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清末所建的西直门火车站是京张铁路的起点。老车站虽逃过一劫，但被广厦所堵塞，老车站显得很是尴尬。

西四砖塔胡同东口有一金、元年代的砖塔，砖塔与胡同浑然一体，共同历经了七百余年的秋风和淫雨。这条胡同的84号还是鲁迅在北京的第三处住所，张恨水的四合院也在胡同的西头。元代就留下胡同名称又留下胡同实体的胡同在北京仅此一处。但就是这条北京胡同中的翘楚，在拆迁名单中赫然在目。塔可以留下，胡同是要拆的。

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于谦的祠在东单西裱褙胡同23号。旧时裱糊匠在此聚居。2003年，与于谦祠相协调的胡同环境已全部被拆。

西直门内西三条是鲁迅在北京的第四处故居，现在成了盆景和孤岛：周边的胡同全没有了，大墙内孤立出一个四合院。鲁迅当年在这里写《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他东邻的是瓦匠，西邻的是木匠。白天，胡同里过着黄包车骡马车，还有那些卖野药的、“麻衣神相”算命的、捡破烂儿的、缝穷的、卖落花生卖高庄柿子卖卤煮炸豆腐的；入夜，胡同漆黑无灯，访者轻叩21号门上的铜片，先生提油灯站在院中。

西城跨车胡同是齐白石几经选择才给自己定下来的永久居所。他从50岁至97岁逝世均是在跨车胡同15号的“白石画屋”渡过。现在，“白石画屋”也成了一块“飞地”—— 它塌陷落在广厦的四面楚歌之中。

没有胡同的故宫和没有故宫的胡同都不是北京。1949年，是七千多条如织的胡同所组成的五十个居住街区拱卫着紫禁城；八十年代还有三千九百多条；现在，半数以上的胡同已经消失，从高空下望，世界上最大的宫殿，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成了北京最大的盆景和孤岛。

说起“建设性破坏”，90年代初一个恶劣的开始，是拆掉王府井至东单一线几十条著名的胡同和数千间老房后，在12米深的地下——旧石器晚期人类生活遗址上盖起的总建筑面积一百多万平方米的超大体量与规模的“东方广场”。这是一个建筑的灾难，也是一次权力与利益的联姻。东方广场以七十余米的高度压迫着故宫，对故宫周边的文物缓冲带形成了一个极大的破坏性冲击——世界上有太多的纽约、东京、新加坡，可唐诗一样美丽的北京只有一个；唐诗一样美丽的北京不该沦落成三流的纽约、东京、新加坡。然而现在，东方广场至北京站一线已被诸多专家斥为“建筑的重灾区”。

“整个北京城（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的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建筑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丹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罗斯穆森《城镇与建筑》）“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浸沉在仪礼规范和宗教仪式之中……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城市建设》）“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色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被交通干道所围合，使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道所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又有无限的变化。”（美国规化学家亨瑞.S·丘吉尔）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国际上许多位优秀的建筑家不加掩饰地表示着他们对以古老文明的流失为代价而建起的所谓“新北京”的失望。北京是一个前朝文化的沉淀物，它不应该以“现代化”为名，被大拆大建成为一座“明天的都城”，美国建筑家R.A·M.斯特恩说得好：“不要把规模等同于荣耀，并且要记住：激励人们并保持恒久的不是建筑的高度，而是它的诗意。”

元代初创，明代有了大致格局，清代扩建并定型的老北京城布局统一有序，层次分明，黄瓦朱漆的红黄二色跳脱于大面积的灰与绿，让人感觉着安谧与安谧中的震荡。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房地产开发商引领着对旧城的改造，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杂乱无章、非僧非俗的城市，其表现为：古董+伪古董+洋时髦。不进行宏观、通盘和美学上的思索，规划是被动的，“是建设在引导着规划”。不考虑整体格局和整体色调，见缝插针，想在哪儿冒出一个蘑菇就在哪儿冒出一个蘑菇。色彩斑驳陆离，有红有绿有白，有大面积茶或蓝的玻璃幕墙——钢加玻璃的“方盒子”在毒日头下反射着刺目、杂乱令人烦躁的光。这些建筑语法混乱，缺乏人情人性，污染视觉污染环境的高层楼宇无序地插于一堂一殿一塔一屋，使建筑线条犬牙交错，忽高忽低。80年代的“火柴盒”、90年代的“欧陆风”、2000年以后的“后现代”、“新古典”等二流、三流的舶来品，以及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设计师设计的不同风格的建筑（他们把北京当作了一个最好的建筑试验大工地），蛮不讲理地切割着原有的由紫禁城向四周舒展、和谐、匀称地向外放散的天际线。在这些建筑中，还有些徒有虚名的海外设计：或是国外注册的华人公司，或是只用国外设计师做个楼房外立面，再有就是直接从国外买回不入流的设计图纸在北京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