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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华尔街——平遥 雁子
对山西人的印象最突出的就是“九毛九”，小抠门。到过平遥才知道，山西人曾经有过一段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大话题呢。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平遥曾经洋洋洒洒地辉煌了100多年。
为了拍摄电视片，和陕西电视台一起来到了山西省平遥县。来平遥是因为听说这里有许多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
平遥县城离太原90公里，还没进城，就被它威武气派的古城墙吸引了，原来除了西安以外，还有这么完整的古城墙。进了城更是赞不绝口，整个一座成都保留着明清风味，不像西安，除了城墙就都是现代都市了。据说这座古城最早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已有2700年的历史。16世纪以来发展成商埠重镇，19世纪达到鼎盛时期，一度成为中国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
说来也真有点难以相信，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再发达能超过京城吗？能超过江南吗？可中国第一个从事银两汇兑、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票号，真的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票号是中国银行的前身，用余秋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它诞生的时间是1823年，清道光3年。
100多年前是个什么光景呢？与现在相比，不同的地方太多了，但很重要的一个不同之处是：那时没有纸币，人们用银两或铜钱做交易。
那时的有钱人已经非常多了，只要想想，那么多有钱人，却没有一个银行，就明白平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了。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时有那么多的“镖局”，那时的人为什么都要习武，因为那时的银子要用车马拉，而护送这些车马没有保镖是寸步难行的。
是平遥的商业带动了平遥的金融业。
纺织业是中国最早的商业之一，纺织业又带动了染坊和颜料业，平遥第一家票号的前身就是颜料庄。
山西人的商业头脑自古有之。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封建意识所决定了的，可山西人不这样看，他们从不轻视商人，对此，我一直搞不懂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那地方比较封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小，因此观念比较容易开放。我看未必，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观念开放，不如说是由于人多地少，单靠农业养不活那么多人更恰当。人总要活下去，既然粮食不够吃，就要生产一些可以换来粮食的商品。推动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原始动力还是生存意识。
不管怎样，到了19世纪，平遥人富了，清代中叶成为“拉不完，填不满”的“晋中大市场，有工商业600多户。”有钱了，便开始走出大山，到外面去做生意了。余秋雨先生重新解释了《走西口》这首歌的含义，他认为绝不是混不下去了才走西口的，而是这小山村容不下他了，必须到外面去闯世界了。此话是否有理暂且不论，平遥人从西口出去后驮着银子回来了是事实。平遥人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商界传说：“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平遥人。”
每年年底，都有威风的镖局伴随着满车的银两和亲人们一起衣锦还乡。当然，伴随着回家的兴奋的，还有一出出盗贼拼死夺宝的故事。
此时平遥有一家颜料庄已经把生意做到了北京等大城市，在北京做生意的平遥人实在害怕从北京到平遥送银两的艰辛恐怖，同时也害怕镖局那昂贵的运费，就找到了设在北京的颜料庄，把银子交给他们，然后拿着他们的亲笔书信回老家平遥去取银子，多少给上一些手续费。这书信大概就是中国第一张银票吧。
这是一个对双方都大为有利的好事，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都采取了这种办法，聪明的颜料庄老板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摇身一变，颜料庄成了票号，起名为“日升昌”，他们的事业也像太阳一样升了起来。
“日升昌”了解到晋中商人经营药材、茶叶、布匹、绸缎杂货的进货地点，再派人到这些地方去开设票号分店，最多时在全国的分店达到40多个。
很快，在平遥雨后春笋半地冒出了许多个票号，并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帮，这三大票号几乎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业，在全国70多个城镇设立了400多个票号，北起蒙疆，南至闽粤，西到川康，东临海滨的许多重要城市商埠，差不多整个中国都被平遥票号覆盖了，据说国外还有不少分店，号称“汇通天下”。
平遥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中国清代的华尔街。
我们现在对于银行业务已经驾轻就熟了，而在当时则不可以和现在同日而语，银子的存放问题，汇兑的单据问题，安全问题，信誉问题等都是要费一番脑筋的。当时的汇票就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一张单子，凭这张单子，十万、百万两的银子就到手了。放在今天，不知又会涌现出多少假票制造者。
然而山西平遥的票号，却风光了整整100年，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据说平遥的票号曾经控制了国家和地方财政，通过拨兑，给国家办了不少事情，为政府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户部解交税款，为各省借垫京协饷，给烟酒公卖局、电报局等上解银两，甚至于买官卖官，行贿受贿也都是由平遥的票号拨兑的。有人说，山西票号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财政部。
当时利润率很高，能达到百分之一百多，每股能分红几千两银子呢。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站在中国第一票号诞生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又看见了当年聚集着全国的大富商、满街的马车拉着满车的银子奔跑那生机勃勃的情景。如此庞大的事业，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而且消失的那么干脆，那么彻底，干脆彻底到他们的后代今天只能靠兜售他们早年的故事度日。
当年平遥人的经营天才哪去了？平遥人的辉煌哪去了，平遥人的大气势哪去了？
如果说当年的山西人创造了富有、荣耀 、气派的话，今天的山西给我们更多的印象则是贫困、荒凉、小气。
看来历史不总是青睐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些人，他总是青睐最优秀最醒目的人。
余秋雨先生在文章中说了不少山西商人的好话，诸如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等，而把山西商人的败落则归于战乱和革命，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我不以为然。革命并不是只在山西这一个地方发生和进行的，为什么单单就该着他们倒霉呢？战乱时期确有不少商家关门了，但战争过后不少又很快恢复了过来。为什么平遥商人会一蹶不振再也爬不起来了呢？
我倒以为，也许恰恰是由于山西人那种“九毛九”心理和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小农意识，导致了山西商人的败落。
这一点可以在“日升昌”的发展历史中找到印证，一同创业的票号领导人，在事业发达后很快就因为利益发生了明争暗斗，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
山西人重商，或者用现代人的话说叫做商品意识浓厚。然而现代市场，仅有商品意识是不行的，更要有宽广的胸襟和大手笔的操作，山西有几个知名品牌？山西有几家知名企业？又有几家企业打算走出山西甚至走出国门？
余秋雨先生在文章中大讲了一番因为把山西看成了特别贫困的省份而惭愧的心理，文章的题目就叫《抱愧山西》，我以为不必，贫困就是贫困，不能因为它曾经辉煌就得认定它今天也辉煌，不能因为它偶然辉煌就认定它必然辉煌。
当然，直接导致平遥败落的原因，应该是经济发展重点的转移。商品经济的衰败，必然导致金融业的衰败，20世纪初叶，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上海等大城市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洋人的青睐成为中国商品和金融的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1日，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银两制，1935年又改成了纸币。骡马大车从平遥驮着商品走出又驮着银子走进的情景最终成为了一个越来越远的梦境。
也许平遥只是适合发展那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只是适合那种长袍先生和算盘珠子的世界，只是习惯用毛笔 和宣纸运作经济，再往前走，就吃力了。任何事情都是勉强不得的。
平遥可以成为清代的“华尔街”，却绝不可能成为现代的“华尔街”。
100年，对人生来说是够长的了，但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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