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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就市
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刀，既把现代科技文明带进山区，亦令山区重新阅读和修正自身文化。这是极其复杂的文化重组过程，主流文化既没有全盘扼杀山区文化，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原封不动。以落水村为例，许多游客认为落水已经变质而严重汉化，到永宁山区才能找到真正的摩梭文化。笔者却认为在旅游业的冲击下，落水人的摩梭意识、自信与文化自豪感，犹胜永宁山区。这绝非低估过去十年旅游业对落水村的巨大冲击，而是强调旅游业反讽地激发的摩梭主体能动性，也令我们必须跨越“传统与文明”、“文化与发展”这些片面单向的二元对立思维。
笔者在永宁地区，发觉只要提起落水，山区摩梭人大多嗤之以鼻，谓落水人已经变质，认钱不认人。这种批评与许多游客的意见不谋而合。
笔者却不以为然，首先，笔者强烈感受到永宁山区摩梭年轻人的自卑感。她们对外面世界非常好奇，却欠缺接触的渠道，只靠电视与录像来了解外面社会，笔者就经常被永宁山区年轻人问：“香港街头是否经常有黑社会枪战？香港社会是否很乱？”这很明显是长久浸蚀在成龙、李修贤式港产电影下所衍生的误解。山区人们的想像，与城市人的实际生活，难免有差距：有一位永宁山区的当家阿咪经常叫我到火塘看电视，问是否需要把家中仅有电视机搬到我的房间，晚上又叫儿子带我到酒吧唱卡拉ok。她们认为这是对“文明城市人”的上宾款待，却难以理解我对卡拉ok的厌恶，也奇怪为何我不看电视剧。
单向片面影像文化所塑造的扭曲景观，令人们对外面充满误解与幻想，而外面世界都是以“强势”、“优越”、“文明”姿态出现，电视画面多是华丽家居、电脑、手机、时尚衣裳的一袭千金，令原本已被视作“落后”、“原始”的山区摩梭人更感自卑。笔者曾碰到过摩梭人把收藏十多年从未使用的羊皮牛毛毯，甚至是把成年礼女儿的簇新便枕，先给笔者用，便仍以为薄待笔者，再三表示山区“落后”、“肮脏”、“无文化”。永宁山区年轻人对传统摩梭文化的评价，远低于落水年轻人，在自我表述中经常出现“落后”一词。
关键是十多年来落水人每天平均遇上近百中外游客，不论是单位领导，银行总裁，抑或作家学者，都闲话家常相互交流，从好奇惊讶到司空见惯，从渴望外出到安于现状，正是十多年滴水穿石的漫长过程。而落水人对自身文化的评价，大多经过四个阶段：
（1）1956（宁蒗民主改革前）年前轻松自在，根本没有什么摩梭不摩梭的民族意识；
（2）通电及旅游业起步后，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人家，渴求冲出来，尽快与所谓文明世界看齐；
（3）大量与游客接触，不再美化外面世界，开始看到主流社会的问题；
（4）熟识外面世界后，也习惯了游客对摩梭的好奇与欣赏，反而越发自豪自信，以身为摩梭人为荣。
十年前落水旅游业刚开发时，村内年轻皆渴望能出外见识世面。但时至今天，当永宁山区年轻人渴望出外工作，却苦无渠道，落水年轻人却大都轻松快活。每天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游客都进来，干吗还要走出去孤身面对冷冰冰的世界？
笔者在落水期间，先后十多次碰上国内游客看到外国人时好奇地说“hello”的情景。反而落水人却对世界各地游人习以为常，对骄傲自大的游人更嗤之以鼻。每个落水人都能随意列举城市人素质低劣的例证。
戈瓦松浓拉姆（21岁）讲述一段经历：
“我与这个游客一起坐车从宁蒗到泸沽湖，他越谈越过分，一味谈论走婚，还扯到我身上，实在受不了，下车前他问我摩梭语‘你好’怎么说，我便故意用摩棱语说‘我爱你’。到落水下车，他碰上一个老大妈，就冲上前雀跃地用摩梭语说‘我爱你’，这个阿咪正是落水有名的泼辣恶妇，自然愤怒地痛斥这位男人。”
格则董吉对走婚的评价也充分说明了这四个阶段的演进：（1）自然状态；（2）与外界接触初期之自卑感；（3）逐渐不再美化主流社会；（4）自身民族自豪感的建立。
“少时看见阿咪阿乌都走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好不好，对不对的意识，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走婚。读书后知道外面的人都结婚，觉得自己摩梭怪怪的，开始认为结婚才正常。出外工作后，天天与城市文明人一块，发现他们原来有那么多感情问题、家庭问题、夫妻问题、婆媳问题，我不再美化婚姻。三年前返回落水，每天与游客接触，令我越发有民族自豪感，你们结婚的人是很可怜的，生活压力太大。别看落水年轻人外表看似汉化，实则我们落水人都有这份民族自豪感。”
董吉最后这一句“我们落水人”及“我们摩梭”是落水村民经常朗朗上口的，可见落水人不单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更处处充满落水自豪感。笔者在其他摩梭村寨生活，从没听到当地人开腔说“我们竹地人”、“我们黑瓦落人”或“我们摩梭什么什么”，皆因所谓“摩梭文化”只是呼吸的空气，生活上既不需要亦难以衍生什么摩梭不摩梭的自我认同以至自豪感。
反观落水村村民，每天都被游客询问什么“母系”、“走婚”、“马帮”等问题，一则促使落水人自我努力翻阅外来书籍，同时多向老人查询摩梭事迹；二来逐渐自觉摩梭与其他文化之多元差异；三来世界各地游客、电视台媒体介入、学者来访探讨摩梭文化，令落水人的自信自豪油然而生。
这份摩梭自尊自豪，既是长久与游客互动而衍生的身份认同，解说摩梭文化时难免充斥大量原本是汉族学者建构的外来话语。落水人随口背诵的“摩梭母系八大优点”、“走婚制五大好处”、“阿夏婚姻”，都是外间学者的分析话语，而非山区摩梭人的生活语言。
另方面，旅游业不单从外而内的冲击落水传统，更内在地冲击落水人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以至落水人绝非被动挨打，而是积极主动地重新修正和建构自身的文化取向。
1999年5月25日泸沽湖自然村村委会公布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内容有：
“第三条：保护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等民族风情，是每个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第十七条：每个村民应该积极参加各项公益事业的投工投劳，不参加者每次处以罚款30元至50元……第二十条：在本村举行丧事时，全村每户必须有一名男同志参加丧礼，违者罚款30元。”
所谓“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男子参加丧事”，原本是摩梭文化的自然行为，现在却因为旅游业需要而被建构为落水村委会的官方话语，更是从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这不单是因为旅游经济利益而必须强调“母系大家庭”这“摩梭文化特色”，也是担心村内新分家户要求参加旅游项目，而威胁到既有七十三家屋的经济收益，以至什么“摩梭大家庭”、“走婚习俗”这些汉族词汇正式成为摩梭自我认同的文化内核。
民族服装也因着旅游业而产生巨大变化。1999年5月落水村委会之村规民约第六条规定：
“一切从事旅游服务的本村村民，骑马队、划船队、锅庄舞以及在鸟满河摆摊设点的本村服务人员，必须一律穿戴民族服饰，穿着要做到整洁卫生，美观大方，违者处以罚款10元至50元”
在1956年土地改革前，民族服装是摩梭人的生活便服，女穿百摺裙、七彩腰带，佩带头饰，男戴帽子穿藏族衣服。文革时期，摩梭人被严禁穿民族服装，男脱下帽子，女改穿裤子。当年不少摩梭人含着泪谓不愿穿汉装。到1978年三中全会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摩梭年轻人既习惯了汉装，更重要是时尚观念令她们睥睨代表着“落后”与“贫穷”的摩梭服装，反而追逐席卷全国的现代时装；年轻人更投诉传统服装没有口袋放烟、打火机、钱包与杂物。结果是只有摩梭老人穿着民族服装。落水是例外。起初许多落水年轻人拒绝穿民族服、深感麻烦兼异样。但每当穿戴民族服饰，游客总好奇观赏，落水年轻人从不习惯到习惯，从怕麻烦到自豪。因着“工作”的需要，落水女子平均有五套摩梭服装，男子约有三套。目前，整个永宁地区只有两间摩梭服装店，其中一间由郜阿咪嗓娜独自经营，她就道出十多年来摩梭民族服装的变化：
“十多年前才开始有摩梭服装店，以前我们是自己纺织的，自给自足。但现在穿的人越来越少，都是老人穿，其他人是成年礼才来买一套，平时不穿，尤其是男装，几乎都是落水人来买，摩梭男人特别不喜欢穿民族服。”
旅游业令落水成为永宁地区唯一每天有摩梭年轻人穿民族服的村寨，也是唯一每晚有摩梭篝火晚会的地方。据老人介绍，过去永宁村庄晚上经常有村民拾起柴枝自发堆起火跳民族舞、唱摩梭歌。但自从录像与电视入侵并在山区普及后，自发的篝火晚会已式微，只有春节、成年礼屋才按习俗跳锅庄舞，而落水人就因为游客而反讽地每夜穿着华丽簇新民族服装，跳锅庄、唱摩梭歌。格则旦史甲采（24岁）就表示：
“以前我们为自己而唱歌跳舞，晚上到村口堆起篝火，烤土豆、玉米和新鲜鱼，根本不会想到钱的问题，我们一起吹牛，唱歌跳舞，然后一双一对离开，走婚去。现在嘛，为游客而唱歌，为钱而跳舞。钱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好玩了。而男与女越来越分隔，连走婚也变得造作，物质条件改善了，但内心却越发不开心，烦恼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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