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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施政宗旨是医治战争创伤，让人民休养生息。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接见东朝的天下府州县官时说：“现在天下刚刚平定，百姓与国家财力都很困难，休养生息是当前要务，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廉洁奉公，约己利人，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围绕他的实政宗旨，朱元璋颁布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那么中央财政的收入就必入不敷出，于是朱元璋就用提倡节俭，力戒奢靡的方法来解决矛盾。那时全国仅有8千官员——200年后增加到2万，就这么点官员，朱元璋还不准他们随意下乡，以防扰民。洪武三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派遣所有的新科进士，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巡视天下府州县，检查这些父母官是否关心他们的子民。4年之后，他又诏令全国所有卫所军士，以十分之七屯护，十分之三守隘防卫，以节省财政开支。要使人民切实休养生息，疆域的稳定也是头等大事，朱元璋在行政上厉行节约，但在拓疆方面仍然舍得投入。他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的蒙古诸部落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裕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卫所，企图以此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隔绝起来，使退居蒙古草原的之朝残余力量不可能再窥视中原。朱元璋纬武经文明光辉业绩，可以同汉、唐、宋三代的几位明君媲美，在他的全盛时期，琉球、安南、朝鲜、暹罗、写斯藏、缅、杂甘、爪哇、撒马儿罕等邻近小国都曾向他朝贡输诚。
明朝曾经拥有200万常备军人，这是一支世界最庞大的军队。明朝的兵源来自军户，这军户必须世代出丁男一 当兵，非经免除，不得脱籍，它除了能够耕种属于卫所的军户田外，其社会地位低于平民。朱元璋沿用起于南北朝的军户制度有两个目的，一 是保证兵源不会枯竭，二是保证民户在战争期间不受征兵骚扰。以安心生产。因为军户多半是在强制的情况下由民户转变的，于是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卫所发生逃跑和自行换籍现象，一百年后，各卫所的不少土地还被军户抵押和出卖。军户制度的动摇自然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明朝常备军战斗力削弱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后勤保障不到位。从理论上讲，明朝军队的供给是由中央统筹分配，于是军队没有后勤机构。但是，户部只管计划和帐目，最多只监督地方政府按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交给指定的军事单位。这样，一个县府有可能要把粮食送给几个不同的单位，而一个卫所也有可能接受来自几个不同县府的粮食，于是就产生诸多问题。壁如，有的府县会因某种特殊原因不能如期如数提供物资，或者是不同府县提供的装备质量千差万别。一代名将戚继光在他的著作中，就说到各地制造的鸟领质量不一，有些统管常有炸裂的危险，以致和作战时士兵不敢按常规姿势作精确的瞄准，有的火炮因铅弹与口径尺寸不合，无法装填，有的则是导火线无法点燃弹药。到了后期，各种原因使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到农村民兵的水平，对于外强，明王朝也就无法再逞朱元璋时代那种拓疆开宇的雄风了。
为了解决军备效能低下，又要保障“大统一”不受侵扰的矛盾，明王朝只得大肆筑墙戌边，把长城的品位推向顶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中原的农业文明自我陶醉，他鄙视开放型的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固执地认为“有之可纳，婚姻仕进之可荣”的根植于小农经济的大一统文化，才是优越的正宗文化，而要保证这种文化不受机动性较强的异端文化的侵扰，最终依赖的还是城廓。基于这种意识，明清两朝又慰起了藩篱政策的法宝。众所周知的戚继光，镇守蓟州时就督建了古北口的那段长城，除此之外，他还在海边修了一座海岸长城以防倭寇，并且还建议在明初大将徐达督建的北京边墙增设空阔高大的堡垒以强化防御功能。其实，种种硬件都无法改变封闭式发展的农耕文明的脆弱性，在游牧民强悍铁骑的冲击下，秦皇汉武明太祖，每筑一次长城都是作一次退缩，十五世纪中叶的明长城，已从秦长城的位置上至少退缩了500里地，对付不了关外的狼，我就关起门来打狗。朱元璋的子孙们在人口因休养生息而骤增，土地因众生繁衍而不足的情况下，打起苗疆的主意。他们在这里屯田驻兵，以汉人来充实卫所，加快驯服生苗的步伐，既解决了土地矛盾，又扩大了王化范围，一石二鸟。于是，这种拓疆方式开创了湘西苗疆的动荡历史，导致了边墙与碉卡的问世。
明朝的常备军有个特点，那就是“征调则统于诸将，事干则散归各卫”。因战事统于诸将领时，兵丁成了野战军战士。而平时驻卫所时，兵丁除了上岗值班便是耕种军户田，又成农军合一屯兵。各卫所的主要任务是“戌边”，这个边有内外两种，在向外无力扩展的时候，明王朝便使用这种屯田养兵军事制度，蚕食内地少数民族的自由疆域。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262年中，大规模征剿湘西苗疆的军事行动就有33次，差不多每8年来一次。自宣德五年（1430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湘西与黔东北，川东南的苗族不断地起兵反抗压迫。宣德年间执政的是明宗朱瞻基，他是仁宗的长子，自幼深得祖父明成祖（年号永乐）朱棣的痛爱，永乐九年（1411年）立为皇太孙，从此后跟随祖父巡幸征讨，并由著名学士在军中授经史，精心培养，学士胡广多次对朱瞻基的父亲仁宗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仁宗即位后，把他立为太子。学士们的所谓预言其实是拍马屁的奉承话，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宣宗皇帝并不是一闰“太平天子”。
宣德五年（1430年），北京、南京皆发生地震，南涝北旱，四方不宁，宣德六年（1431年），湖广旱灾严重，军民生活艰难。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日食，预示天下依旧不得太平。宣德八年（1433年），闰八月 慧星出现，长一丈左右，是年江西遭受水灾，湖广因连年灾害闹饥荒太平天子即位后，天下并不太平，湖广的种种灾难，必须会集中体现于苗疆。宣德五年（1430年），竿子坪（今属凤凰县）长官司土司吴毕郎与苗族酋长石鸡娘，联合铜仁苗族酋长石冬野等土司起兵造反，总兵萧授奉命征剿，萧授，湖南华容人，永乐初年以千总身份随明成祖朱棣带兵征剿，因战功擢升为都督歙事，永乐中期升任总兵官，镇守湖广、贵州。他镇守湘黔苗疆长达20余年，多次为朝廷征剿苗族，后官至左都督。因造反的苗民人多势众，地域广阔，萧授兵力分散后力不从心，防线脆弱，吴石尔率领一支队伍杀到沅陵，清浪卫镇抚叶受被诛。这种惨败使萧授萌发了新的想法，那就是用硬件来弥补人力的不足，巩固防线。宣德六年（1431年）春，凤凰苗族首领龙三、白大虫、黄老虎、石计聘等步吴毕郎的后尘，继续联合铜仁、松桃的苗族起兵造反，萧授又受命与都御史吴荣率大部队进剿。在大军压境时，苗族堰旗息鼓，待萧授刚一班师奏凯，他们又出山攻击卫所府县。苗族这种仗恃地利优势，避实击虚的战法，证萧授坐征剿不力之罪，并冒着酷暑再度集中优势兵力，乘夜奔袭苗族屯兵处，在池河（今凤凰县境内）将苗族主力击溃，然后重兵围困躲藏到深山老林中的零散队伍。待到苗兵因没有饭吃而出山投降后，萧授便开始他的防苗计划，在以湾溪（今属吉首市）为中心的今凤凰、吉首毗邻地段“筑二十四堡环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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