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长春之行：地上的雪白与地下的血红（上）

长春之行：地上的雪白与地下的血红（上）

这次长途旅程的起点是北京，时间是199X年的暮春，对于这个干燥的北方城市而言，正是风沙肆虐的季节。我从北京的最东边，奔至最西边。从东三环的幸福大厦到西郊的军科院，从中外驰名的长安大街到连老北京都很少知道的滨角园、永定路。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路段是靠徒步完成的。扑面而来的漫天沙尘，常常把我蹂躏得象疯子一样的蓬头垢面。大约奔波了一个多月时间之后，在我甚嚣尘上的践踏之下，一双廉价的旅游鞋终于忍无可忍的愤怒了，张大嘴巴，呲牙裂嘴的呐喊着，摆出一副随时要报复吃人的凶恶模样……

京城之外的第一站是长春市，这时候已经到了五月。

此前我并未去过长春，但为采访做准备，在与这个城市面谈之前，曾经翻阅过她的一份简历。得知长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从其1800年（清嘉庆五年）设治，至今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

长春设治前是蒙古民族游牧的蛮荒之地。清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关内受灾，大量汉民“闯关东”，清王朝在无力阻止“难民潮”的情况下，在郭前旗蒙地内，设置了专管“流民”的政区——长春厅。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改为长春府，在行政职能上实行蒙汉兼管。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13年在全国统一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建制，将各省的府、厅、州一律改为县，长春府亦改为长春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并企图占领全中国。日伪政权于1932年将长春定为伪国都，先叫“新京市”，后改为“新京特别市”。

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摧毁了日伪政权，长春方恢复了原有的名称。该年年底，国民党政府接管了长春，直到1948年10月17日长春和平解放。同年10月21日，长春市改为长春特别市。1949年3月11日改称长春市……

到长春之前，最先联系的是前长春市某单位的离休干部C老，准备让她来安排我在长春之行的所有活动。结果，C老在电话里说，接待我她没问题，可她现已经离休，我的事又涉及省市高层领导，她连人家的门也敲不开，最好还是找一位在位的领导。之后，只好直接给长春市的二把手X市长打电话。电话很顺利的接通了，对方十分痛快的答应了此事，要我在买好车票之后，给他去个电话，告诉他车次，他好让秘书到车站去接我。

在北京临走之前，朋友让我穿上军大衣。我说都五月份了，北京人都要换夏装了，还穿什么军大衣啊。朋友说，你没有去过长春吧？那是东北，那里冷，你还是穿着吧！结果正如朋友所言，次日凌晨在长春站下车时，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站台上雪白一片。我不知道长春的五月是不是每年都是这样。

前来为我接站的是市长的秘书，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我下车时，两人举着牌子，还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件军大衣，看到两人头上、肩膀上雪花融化后的水渍，我知道他们已在站台上等候我多时了。

出站之后，我们直接驱车前往长春宾馆。

早饭过后，第一个来看我的就是C老，老人家是冒着大雪步行走来的。我虽然不知道她家离宾馆有多远，但我知道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的这一举动，使我感动，也使我为她万一摔跤什么的担心。C老衣着朴素，十分健谈。首先谈到的话题就是怕我误解，一再的给我解释，说她确实不是不愿意接待我。她说，我在长春的吃住她都可以解决，只是她无法协助我完成采访任务。因为我要找高层领导，要找图书馆、找档案馆查阅一些属于保密的资料，而她是一个退下来的人，仅凭她的介绍，人家是不让查的。一个外地人要进这些地方，必须由市政府领导出面介绍。老人要我安心的住下来，把所需资料一次性的全部凑齐，生活方面她可以为我提供一切方便。

就在我送走老人之后，X市长带着秘书匆匆赶来看我。市长要我安心住着，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的秘书好了，因为他本人要参加市里即将召开的“两会”（人代会和政协会。那时候的两会怎么是五月份开呢？) 。X市长说他实在是太忙了，顾不上陪我了，他要他的秘书来陪我，并为我派一部车。我听了感觉自己有点来的不是时候，忙告诉他，我不需要秘书陪，也不需要专车，我不过是找几个人谈话，到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我自己单独行动反倒方便些。可市长说，你要的那些资料，是不允许随便查的，你去了他们也不认识你，还是让S秘书带着你去方便些。

市长将秘书交给我之后，就忙他的“两会”去了。留下秘书便每天早饭后，带一辆车来接我，将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然后就是回宾馆陪我吃午饭。我是个习惯随意的人，面对这样的接待，实在是有些不习惯。这样过了两天，我便将秘书给打发走了。市长忙，市长的秘书也事情不少啊，在陪我的期间，隔一会就要跑去打电话，匆匆的跑来跑去的，搞得我很是不安。我对他说，我一钻进图书馆，就是一上午或一个下午，又是查阅，又是复印，你一个人等在车里，也不是个事啊，毫无必要这样的陪着，你这样陪着，反倒让我不踏实了。秘书最后说：好吧，那就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了，吃饭时我去宾馆陪你，我们保持联系。我告诉他，吃饭也不要陪我了，我自己吃好了。结果他还是找来两位领导来陪我吃饭。一位是市A委主任，一位是市B委主任。这两人陪了我一顿饭后，也被我给打发走了。原因是那顿饭C老没有来，两人就在我面前说C老的坏话，我最反感的就是此类人。本来在我的眼里，对他们和C老一视同仁，C老与我也并无特殊关系。何况我又不是什么领导，在我这里告状有什么用？对于这些与我毫无关联的事事非非，我毫无兴趣。

打发走二位领导后，又来一位服务员专门为我服务。我一个人一个小圆桌，我吃饭的时候，她就从头至尾的背着双手，端端正正的站在我背后。我要她离开我，忙她的事去，她说她不敢，是经理安排的任务。一瓶啤酒摆在我面前，我喝一口，她从背后伸过手倒一遍，我说你让我自己来倒行不行？她说不行，这是她的任务。怎么遇到这么一位敬业的服务员啊！最后我只好说：你去告诉你们的经理，就说是我让你离开的，好不容易才把她打发走。你在那里吃饭，旁边有另一个人一声不响的盯着你，你会是什么感觉？如芒刺在背，不仅影响食欲，连食管都有点痉挛。后来在深圳某大酒店又上演了同样的一幕，那位服务员更较劲，你打死她也不走，最后只好我走，我只好到宾馆外面去买饭吃。难道所谓的高规格接待，就是这样的享受吗？我可享受不了这样的高规格，就算我是上帝，你也不能绑架着给上帝服务吧？

我每次外出采访，最厌倦的就是把时间精力消耗在餐桌上面，更厌烦应付与自己的事情毫不沾边的杯盘狼藉的场面。而且这样的应酬之中，不仅浪费精力，更恼人的是折磨人的感情。往往是与一些自己不认识的人，聊着一些与自己的事毫不沾边的话题。而最为令人不安的是每顿饭吃出的那个天文数字。记得有一次陪首长吃饭，饭后首长低声对我说：这顿饭吃了五万（人民币。不到十人的一桌饭）。我听了这个天文数字，顿时瞠目结舌。所谓民间流传的“一顿饭吃掉一头牛”，好像是老百姓拼尽了自己的想象力，自以为已经把事情夸张了多少倍。而又有哪家的一头牛能卖到五万元？不知内幕的老百姓，哪里会知道，自己生活于物质匮乏的环境里，连想象力都会匮乏得可怜……（未完待续）

摘自本人《恐惧与恶心---一个平民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