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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何以不知三星堆？
三星堆文化遗址（包括金沙文化遗址）展示出来的古蜀丰富发达文明，在震惊海内外的同时，也让我们困惑：为什么孔子不知道三星堆文化？为什么中国古代典籍没有记述三星堆那样的古蜀文明？
一 、孔子不知道三星堆
先秦时期，中国博学佼佼者有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其博学渊源，一是出身宋国王室后裔，兼有好学好问精神。二是曾游学周王室都城洛阳，并拜王室图书馆馆长老聃为师。三是有弟子三千来自华夏各国，带来的信息不可谓不广。四是孔子曾长期周游列国，所闻所见不可谓不多。五是当年（公元前516年秋）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途中滞留定居南阳，遂密藏典籍（有当时周室图书馆馆长老聃的协助）于当地山中或地下；其中若干流散的图书典籍文献资料，以及王子朝随行人员抄录的图书（以此谋生），多被孔子弟子（以子贡为主）搜罗并送给孔子，使得孔子能够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整理、编辑成书，由此可知孔子的学问不可谓不深不博。
进一步说，由于孔子以博学著称于世，慕名前往求教者络绎不绝，他们也给孔子带来许多新鲜的知识；例如吴国出土一节巨大的骨头化石，便用专车运给孔子鉴定，孔子认为是防风氏的骨头（现在看来应该是恐龙的化石）。
奇怪的是，孔子对仅仅早其几百年前的蜀王文化即三星堆文化（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属于商末周初时期），却是一无所知，这究竟是信息不通，还是文献缺失？
二 、古代文献对古蜀文化知之甚少
在孔子之后，巴人祭司出身的屈原（参阅《屈原诗歌图解》电子版一书），生长在四川盆地东部，距离四川盆地西缘的三星堆不算很远。但是，在他的《天问》、《九歌》等脍炙人口的诗歌里，并没有提及蜀王往昔的辉煌。接下来，司马迁在《史记》里，撰写有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69篇，却没有记述蜀王事迹。
直到西汉末，成都博学家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才撰写有《蜀王本纪》，据刘逵《三都赋注》引其文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咙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称：“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王，号曰蜀王，治汶山下邑郫。”“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龞灵决玉山，民得陆处。”看来，即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学者扬雄，也未曾听说过历代蜀王时期曾经创造出三星堆出土文物表现出来的高度文明和丰富文化。
此后，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次王曰鱼凫，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又称蜀王望帝（杜宇，亦即蒲泽）“遂禅位于开明（龞灵），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周慎王五年秋（公元前316年），秦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今剑阁东北）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开明氏遂亡。”对比三星堆出土文物，“蚕丛目纵”与青铜面具双目凸出相符合，而“石棺椁”却不见踪迹。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寨通人烟。”李白虽然喜欢夸张，但是此处“四万八千岁”却有一定的依据，乃是从《蜀王本纪》推算出来的。
三 、山海经记述的岷江流域文化
事实上，在中国先秦典籍里，只有《山海经》记述了岷山先民和都广之野的富庶。其中，帝禹时代的文献《五藏山经》的九次山经，专门记述岷山和大巴山的物产和居民习俗。周代文献《海内经》记有都广之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笔者在《全本绘图山海经》电子版一书中解读如下：都广或作广都，杨慎《山海经补注》：“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认为在今成都附近的双流县境内。《海内西经》亦记有后稷葬所，与此处一样均未言及随葬品。实际上这里描述的乃是都广之野如何富庶，谷米飘香，一年两熟，灵寿草木终年常绿，百兽各得其所，鸾鸟、凤鸟歌舞升平。或许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达文化即形成于此得天独厚之域。
郭璞注：“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郝懿行指出上述郭注十六字原本属于《山海经》正文，并引《风俗通》：“《黄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认为“素女盖古之神女，出此野中也。”袁珂注：“杨慎云：‘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亦可存以俟考。”
此处经文后半段疑当作“冬夏播琴。灵寿实华，草木所聚；此草也，冬夏不死。爰有百兽，相群与处，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播琴即播种，古楚方言读冢（种）如琴。灵寿，郭璞注：“木名也，似竹，有枝节。”吴承志认为即昆仑山的寿木。笔者赞同灵寿即邛竹的说法，邛竹是蜀地特产，它的节长、实心，可为杖，因老年人用杖，故称灵寿木，乃蜀国出口的重要物品（其它还有蜀布和丝绸等），张骞出使西域大秦（阿富汗）就曾见到邛杖。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应该也是在灵寿杖外包金，或可表明该金杖所有者年事已高。此外，我国陕西武功县民间称后稷为“大头爷”，供奉后稷的庙里，只塑造一个巨大的头像，并无身躯；由于后稷葬在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或许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文化渊源，与“后稷头”的习俗也不无关系。
遗憾的是，《山海经》对蜀地、蜀王也没有更多的记载（或许有关记述我们尚未解读出来，例如帝俊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总之，岷江流域的遥远的三星堆文化（包括金沙文化）及其创造者，似乎整体的从华夏典籍中“蒸发”了，以致博学如孔子者也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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