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沂蒙山之行

沂蒙山之行

一
初识沂蒙山

2003年清明节前，我从深圳前往山东沂蒙山区。

沂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山脉延绵整个临沂地区，我的目的地是距沂南县城40华里的一个村庄：河阳南村。是我母亲的老家。我一直想为我己故去9年的外婆写一本书。外公家和外婆的娘家都是老沂水县（沂水县1958年分为沂水和沂南两个县）极有背景的大户人家，后因两大家族中出现了多名国民党和八路军的将士而被日军抄家并杀死多人，一夜赤贫的外婆带着儿女逃难了家乡，从此颠沛流离受尽了苦难。其家庭背景和主要人物在现今的《沂水县志》（沂水沂南原为一个县）和《沂南方志》上均有记载，由于对外婆在家乡的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故而一直未能动笔，是为遗憾，时值今春才终于得以成行。

我先到山东兖州后再经汶上、济宁的亲戚当中了解了一些相关故事后才转道临沂进入沂蒙山区。

汽车从临沂出发时天才蒙蒙亮，公路旁边是宽阔清澈的沂河，一夜春雨后的沂蒙山区一草一木都格外的清晰，遍地都是青青的麦苗和远处满山的新绿。汽车不时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一户户的土围子院墙中的土坯房或者石头屋凸现出老区独有的特色，行进中不时从各村的广播室传来《沂蒙小调》和《沂蒙颂》等脍炙人口的歌声，给初来乍道的我增加了不少对沂蒙山区的亲切感。说实话，在以后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没有从一个喇叭里听到一首所谓的靡靡之音。我想，这也是老区的特色之一吧。

到达沂南县城后，再转乘出租车来到河阳南村，虽说是2000多人的大村庄，我还是很快就找到了老家，因我母亲的薛姓人家只有一户故而一问便知，这户人家的主人叫薛允熙，今年70多岁了，我外公堂兄弟子妹大排行21人，我外公老大，他在男丁中排行老七，按辈分我叫他七姥爷。当年薛姓家族大逃亡时，只有他的母亲卧病在床，为了尽孝他留了下来。

二
落脚棺材铺

推开残破的院门，我对着一间破败的干打垒的房子喊了几声，我的七姥娘，一位瘦小苍老的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因为年前我母亲就给她写信说我要来，倒也并不意外，从她口中我得知七姥爷已经病了两年多了，神志也不清楚，进到屋里一看果然如此，对我的到来亳无反应，只是对着我连说了两声好便呆呆地坐在一边。趁七姥娘倒水的功夫我仔细打量了一遍房间。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呀，20个平方左右的空间，大白天也要大开着门才能看得见一些光亮，房子中间用玉米秸隔出一段算是把房子分成了两间，称得上是家俱的只有一张破旧的床和一个碗柜，再就是一个小方桌和三个小板凳，几口大小不一的装粮食的缸放在墙边，土墙上贴的报纸早已看不出年代，处处透着霉湿与凄凉，看着屋里的一切我才明白为什么七姥娘和我母亲同岁却显得如此苍老。

我问她：“我听说薛家曾是老沂水县有名的大户，你们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她说：“大户是不假，让日本鬼子炸了烧了不少，余下的土改时分了。这房子是后来自己盖的，这样的房子村上有很多，俺这还不算最孬的，庄户人家有吃有住就怪好的。”

我不知道她是从何时完成的从地主阶级向贫下中农的转变，但看着眼前的一切，遥想着文献记载和传说中的薛家当年在老沂水县自古以来第二大户人家的背景，其中苍桑与甘苦绝不是一支笔可以记录下来的。

下午饭，我和七姥娘把桌子抬到院子里，吃着煎饼卷大葱，拉着家常体验着自己此刻的心情。小院的门口有一个低矮的灶房和一个压水井台，院角边有一个报废的石头磨盘，周围立着几个十字型木桩，上面挂满金黄的玉米，后院种的几颗香椿、刺槐和杨树都已发芽长叶，使这个破败的院落显现出一丝生机。

忽然听到隐约的流水声，站到磨盘上一望，才发现原来村子后边就是宽阔的沂河，春雨后的沂河水清澈地在两岸的树林中湍急的奔流着，夹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气息，令人心怡。有道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刻正是我心情的写照。

晚上七点后，村子里便一片漆黑，我住在七姥娘给我找的村西头的一个旧院子的堂屋里，东西两边的厢房里放满了棺材，院子也就是一个废弃的棺材铺，据说曾经生意很好，现在都实行火葬了棺材也没了用途。

屋子里没有电灯，我点上煤油灯，铺好床，躺下后却怎么也睡不着。院子里异常地安静，老家人就是实在，找房子时我说只要安静，找什么样的房子都行，结果七姥娘和乡亲们便给我找了这间房子，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房子了。想到这儿，我不禁哑然失笑。

三
上学与上坟

早上6点，我起床来到七姥娘家，吃完早饭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很粗心的一面。

我问她：“你那两个儿子都在干什么？”她说：“大儿子在北京打工好几年了，是你北京的大姨给找的工作。家在村南头，媳妇带着孙子过，孙子上四年级了，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呢。小儿子去年考上青岛大学，全县第一名呢。”说到这时，她的眼中露出一丝的欣慰。
“那他都怎么学习呢？”我望着家徒四壁的房间问。
她指着靠门口的一口面缸说：“就趴在这个面缸上学习，俺家那时节还没有电灯，他就点煤油灯学习，眼睛都看坏了。俺也粗心，不知道。他到地里锄草，老是把青苗锄了，他爹打他他也不说，怕俺们花钱。后来村里有人对俺说，你那孩子眼神有点不对劲，怎么总是见了老头叫大娘呢？俺这才知道，卖了粮食带他到县医院看的，都近视700多度了。”
我默默地听着，没吱声。

她接着说：“孩子后来到40多里外的县城上高中，一个礼拜回家一趟拿干粮和咸菜，上了三年高中都没舍得坐过一次班车，来回要6块钱呢。赶上大热天干粮放不到一个礼拜就发霉，就那也得吃啊，好歹考上大学了可学费又难筹，全靠大儿子打工和亲戚们帮忙，不然也愁啊。说是学的是什么计算机专业，俺也不知道计算机是个什么营生(东西)。听说是电动算盘，连地里多少产量都能算出来。”
我笑了笑，没做解释。
我说：“七姥娘，你还是一个挺有见识的人，生活这么困难还坚持让孩子上学，了不起！”
她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俺庄户人家有什么见识，这都是前些年邻庄发生的一件事，闹得这一带家家户户都不敢不叫孩子上学了。”

我好奇心顿起，忙问怎么回事，于是她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老区贫穷，能上完小学的孩子很少，上到中学的更是少之又少，老一代人大多是见过旧世面没见过新世面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会识字算帐然后回家做个本份的庄户人就可以了，而学生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是，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出息，才有可能改变自己和家乡的面貌。学生家长和学校的这种矛盾一直对立了许多年，而最终的结果都是学校拗不过家长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学生眼泪汪汪地告别学校，然后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去重复老一代的命运。

后来，这一带出了一个叫王大憨的人，当年学习成绩优异的他在高一那年被爹娘拉着哭天抹泪地离开了学校。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沉默寡言，发狠培养儿子读书。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王大憨却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孝子，他爹去世前5年卧病在床，他端屎端尿地服侍了5年。然而在他爹去世后，他却连一次也没有去上过坟。他娘整日泪水涟涟地骂他是不孝之子，乡亲们也都感到不解，大家指责他，他也从不辩解。

直到有一天，王大憨的儿子考上了大专，是那一带第一个考出去的孩子。村小学作为母校为他儿子开了个庆祝会。王大憨作为家长也被请到台上讲话，正讲着话，他娘拄着拐杖冲了过来，劈头就打，骂道：“你这逆子，你有什么脸面站在台上给孩子们讲话？”又转向台下说，“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他爹死了快一年他连坟都不去上，他不是人啊！”

众目睽睽之下，王大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悲痛地叫道：“娘，您还记得吗？当初您和俺爹逼着我离开学校时，俺哭得昏倒在地上，当时俺连死的心都有，你们却毫不在乎，您还记得俺当时怎么说的吗？你们现在不给俺上学，将来俺就不给你们上坟……”

我为这个故事震撼。七姥娘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拦着孩子上学，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有很多。我感到，生活中实质性的触动比任何说教都管用，在农村，特别是在封建意识相对较重的地方，身后无人上坟那可是一件九泉之下也不瞑目的事。

四
清明时节

转眼便是清明，我到代销店买了两刀纸和其他一些物品准备给外公外婆上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外公1959年死于青海哲赫木劳改农场，我的外婆，一个小脚女人，从上海万里寻夫，到青海后又步行几百里，亲手把我外公火化后带回了家乡。外婆的骨灰是9年前我大舅从上海带来的，从此，一对饱受分离与磨难的夫妻最终团聚在地下。

外婆的后半生生活在上海，而我父母是上海第一钢铁厂的下放工人，我出生于山东淄博，在陕西长大，没有和外婆在一起生活过，虽然她在世时也经常见到她，但和她老人家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而发生在七姥爷身上的一件事却让我的心情沉甸甸的。

七姥爷在这一天特别清醒，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床上摆了许多上供的用品，口中念念有词，两只手比划来比划去的。七姥娘说，他每年的清明节都很清醒，会在这一天准备好上坟的用品去给他的长辈和他那些客死他乡又被后人送回故土的老姊妹们上坟，每次都是老泪纵横地走过一个又一个坟头，不停念叨那些故去的人和遥远的往事。我听着听着，一股心酸涌上心头，我想，也许他的兄弟姐妹们在他十几岁的时候都逃离了家乡，几十年后回来的却是一捧又一捧的骨灰，他想说的太多却又无从说起。

在上坟的路上我坚定了我刚才的这种想法，我问七姥娘，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孩子年龄都偏小，是结婚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望着走在前面的七姥爷佝偻着的身影，缓缓地说：“外孙，这你就不知道喽，我们以前有一个儿子，在他两岁的时候，到处都在搞阶级斗争，我们家成份高，一年四季都是斗争对象，你七姥爷有一次实在受不了了，精神开始失常，回来后亲手摔死了我们的儿子，又一把火烧了房子，然后就一直装疯，再往后才躲过了没完没了的斗争。那个孩子如果活着也该50出头了。”

我突然感到无所适从，尽管来之前自以为心理上有了充分的准备，除了外婆的事以外，有很多话我都是小心翼翼的谈及，生怕引起什么不愉快，然而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又触及了对方刻骨铭心的痛，我只有满含歉意的冲她点点头，表示理解。

坟地很快到了，地名就叫薛家陵，旁边就是著名的莲花岭，当地人叫岭上。以莲花岭为起点，距电影《红日》中的孟梁崮50华里，薛家陵原是16亩果园，在孟梁崮战役之前著名的外围战莲花岭阻击战中全部捐献给八路军砍倒后修了工事。（当时解放军未换装故当地老百姓仍称之为八路军，七姥爷也是推着小车在滚滚车流中的支前民工之一）

七姥爷颤巍巍的引着我给外公外婆烧纸磕头后，便拿着祭品逐个坟头给他的老姊妹们烧纸，不时地擦着眼泪，七姥娘说，只有在每年的清明节这一天他才像个正常人。我趁他坐在土坎上休息时和他聊了一会儿，他很费力地回答着我，而当我问到我外婆时，他却望着我外婆的坟头冲我摆摆手，说：“外孙，我老嫂子这一辈子受的苦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说了，不说了。”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没有说话，我感到有些犯愁。七姥娘对我说，村里许多80岁以上的老人提起我外婆仍然是一口一个大少奶奶的，明天帮你介绍几个老人你找他们了解了解，这使我感到一丝的惊喜。

晚饭后，七姥爷又进入了痴呆状态。

五
父老乡亲

第二天河阳街逢集。山东农村都是以乡为单位每5天一个集市，相当于流动的农贸市场。河阳南村和北村共用一条当做集市的街道，河阳街便是外地人对两个村的统称。

我给了七姥娘一点点钱，帮她买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然后我又到集市上转转，打算买点菜。集市上人很多，物产也还算丰富，我感到奇怪的是当街的门口总是有三五成群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冲我打招呼，当我又经过这样一个场景时，我便停下来给每位老人递一支烟。
我问其中的一位白胡子老人：“老人家，您今年高寿？”
他点上烟，慢悠悠地说：“90岁喽。后生，你是大少奶奶的外孙？从深圳来的？”见我说是，他说，“大少奶奶真是好人啊，我给薛家当过长工，薛家是大少奶奶当家。大少爷一直在外面吃粮当兵，家里都是大少奶奶主事，对我们这些当长工的也都很好啊，多会也短不了俺们吃喝，俺们有什么事都找大少奶奶。哎，大少奶奶要是活着也有93岁了。”
随后他又问，“你在深圳是干什么的？”

说实话，我从来都不认为我是一位作家，特别是当陌生人问到我的职业时，我甚至说我是在菜市场卖猪肉的，这个说法也比较符合我的形象，但在这些和善的老人面前，加之使命在身，我实话实说我是作家。

几个老人来了精神，这个说，我知道，作家就是耍笔杆子的。那个说，我也知道，就是写布告写状子的，俺乡里就有，不过俺们这里不叫作家，叫文书。
我纠正道：“作家不是写布告写状子的，是写书的。”
马上有个老人问：“那你说俺们县上写计划生育小册子的算不算作家？”
我心想这还解释坏了，于是又费了好大的劲才解释明白，最后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作家是写人的不是写事的。等他们都表示明白后我自己又糊涂了。

我和几位老人聊了有一个小时后，我在集上买了些菜，估计够吃5天的，便来到七姥爷家。

七姥娘在院子中间铺了一大块塑料布，周围放着一堆玉米，正在用一个手摇脱粒机脱玉米。七姥爷呈标准军人姿势坐在板凳上望着地上的粮食发呆。

见我进来，七姥娘直埋怨我不该买这么多东西。
我没搭腔，放下东西后问她：“我来帮你干吧？”
“不用了，”她说，“你们城里人干不了这活儿。”
我问她：“你们这儿一口人才一亩地，粮食够吃吗？”
“够吃了，”她说：“家家户户都有余粮呢。不像过去老是吃不饱，59年到60年饿死了多少人。说来也怪，那时候人饿成那个样子还硬是没有人害胃病。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可是强多了。邓小平好啊，一个包产到户救了咱多少庄户人家，现在也不搞阶级斗争了，这就很好啊！”

这段朴实的语言让我回味了好几天。

六
杂志与作家

来山东时，为了排遣路途寂寞我带了几本杂志。

到了以后才发现这里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有电灯的人家多数也没有电视，有电视的基本上也都是过去的那种14英寸的小黑白。而且一般只能收到两个台。至于书和报纸更是难得一见。我问七姥娘能不能给我找本书看，她说早年家里有几本毛主席语录，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给你找找看。说完就满屋子的寻找，我连忙制止了她。

有一天我在对门出过两个大学生的人家想找本书看，结果硬是找不到。后来我说不论书还是报纸只要有字就行，这家老头终于给我找了一本残破的“线装书”，我翻看了一下，问他怎么把家谱拿给我看，他说你不是说有字就行吗？

我哭笑不得地来到代销店，我对店主说你下次到县城进货时一定记得给我带些书和报纸，不管什么时候的只要买来我就给钱。我带的书看完了，心里急得慌。

一听说我有书，旁边两个年轻人立刻和我套近乎，要借书看，我说你们平时不买书看吗？他们说俺一年的收入才五、六百块钱，想看也舍不得买。
我送了三本给他们，这三本书被以惊人的速度传阅着，甚至传到了5里以外的村庄。很多人由此知道河阳街的棺材铺里住着一个深圳来的文化人。

一天，我睡午觉起来，百无聊赖地打开两边的厢房数棺材，甚至挨个敲一敲，看看它们的材质和工艺如何。我是当兵出身，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到恐惧。有一个词叫“棺材木匠”，是讽刺做棺材的木匠的，似乎干这种活的木匠手艺很低劣。而当我掀开一口棺材的盖板时才发现工艺极其精湛，并且内藏暗销，只要盖上后用力一拍，暗销便使棺材严丝合缝，不用一颗钉子。棺材木匠这个词显然是不恰当的。由此看来，做什么事都要有充分的体验才有发言权。作家更应如此。

这时，一位中学的老师来找我，先是对我“身住棺材铺，胸怀沂蒙山”的精神表示了敬佩，并再三说想不到深圳来的人还这么能吃苦。随后问我还有没有书，希望能借给她几本。我把剩下的书全给了她，她很高兴地说她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书，而且是一位作家送给她的。

这几本书以更快的速度在师生中传阅，后来经常有孩子见到我都主动叫一声叔叔好然后欢笑着跑开。望着孩子们的背影，我总是在想，早知道这几本书能给孩子们带来这么大的欢乐，当初真应该多带一些。

第二天，七姥爷的儿媳妇对我说：“俺家儿子和几个同学不知从哪里拿了一本你带来的书，说的什么都新鲜，还说他们以后要是考大学就往深圳考。哎，你那儿还有这种书吗？”
我说没有了，你放心，我回去给他们订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