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1967，大别山之行(三)

1967，大别山之行(三)

作者：刘建华 马立国 李世俊

五、大肃反、反右倾与西路军

在大别山之行中，有许多事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如大肃反、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还有西路军……

双河老百姓经常津津乐道地谈起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维炯、肖方、舒传贤、姜镜堂和红军主要将领许继慎、熊受喧等人，不久后就都没了音信，听说他们在苏区的大肃反中被杀。

后来查看了一些历史资料我们才知道，1931年9月，张国焘为了树立自己在鄂豫皖的绝对权威，将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及重要将领打成反革命、改组派、AB团，抓起来秘密处死，并在苏区白雀园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肃反。在大肃反中，各部队深夜紧急集合，排以上干部全部点名出列后，被保卫局抓走枪杀。肃反越搞越大，一直蔓延到基层的普通干部和群众，搞得人人自危，恐怖笼罩着整个苏区。几千名红军和地方干部被杀，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惨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肃反给苏区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在战场上的损失。在鄂豫皖苏区历史上发生的最惨痛的这一幕，简直令我们难以置信。

在双河附近著名的将军村桐岗村，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红军游击师长杜老虎（昌辅）。当还乡团将他的儿子押做人质对红军进行要挟时，他宁可牺牲儿子也不向敌人低头。就是这样一个钢铁硬汉，最后却死在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的肃反中。而高敬亭也没有好下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不久，他也被枪毙了。

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中，也许还存在着一个阴暗的肃反历史，苏联肃反委员会的经验与中国的封建帝王权术相结合，制造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幕幕悲剧。

在离双河不远的洞天湾，住着一位慈眉善目的李奶奶，她在两个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的住处。她腿脚不太灵便，柱着拐棍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你们知道我的弟弟李耀在什么地方吗？”李耀？那不是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总后勤部副政委吗，我们不久前刚在一本回忆录中看到过他的文章。李奶奶用袖子擦着眼泪说：“我这可怜的弟弟呀，1959年后就没有音信了，给他写信也不见回信。”李奶奶的儿子告诉我们，几年前他去北京曾找到过舅舅李耀，舅舅说他在1959年犯错误了，以后亲戚们不要再找他了，免得受连累。1959年？那可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三面红旗的年代呀，这个罪名可不轻啊。

后来我们听说，和李耀一同犯错误的还有他的双河老乡总后勤部长洪学智上将。他们向上级反映了各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况，并对一些经济政策提出看法，就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下放到外地基层工作。正是由于彭德怀、洪学智、李耀等人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错误的经济政策仍在执行，致使在随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中，许多灾民活活饿死。两位双河籍的将军不愧是人民的将军，他们在战争年代为人民冲锋陷阵，在和平年代他们又仗义执言、为民请愿。

我们离开双河那一天，李奶奶穿着破旧的衣衫，柱着拐棍靠在家门口一再嘱咐我们说：“一定要帮我找到兄弟呀。”1976年，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我们听说李奶奶去世了。一个解放军中将的姐姐，一生过着贫困的生活，始终挂念着十六岁就参加红军的将军弟弟，可直到临终也没打听到弟弟的消息。

我们在大别山区隐隐约约听说过西路军的事，还买到一本关于西路军的回忆录《冲出绝境》，但对西路军还是不太了解。多少年后我们才知道，1936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最强，便被某些人视为心腹大患，为了削弱红四方面军的实力，遂将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两万多人组成了孤立无援的西路军，抛到没有群众基础和后勤补充的河西走廊沙漠中，并下达一个接一个的矛盾错误的命令，最后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实际上西路军在组成的那一刻起，就早已被定论为“张国焘退却主义的彻底失败”。西路军战士的生命和鲜血，被用来换作对张国焘的批判。

红四方面军原11师是全军的主力师，主要由立夏节起义与六霍起义时的金寨籍战士为班底组成，第一任师长就是周维炯。后来11师扩编为红30军，军长李先念。在西路军的征途中，30军大多数干部战士都牺牲在河西走廊。如今在河西走廊的荒漠上，一片又一片的西路军将士烈士墓随处可见。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五军政委黄超历尽千难万险，随西路军残部到达新疆后，竟被中央派去的中央保卫局长枪毙。大批四方面军干部遭到审查。一些死里逃生的西路军战士好容易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却被上级
“三年以后回来不接收”的指示拒之门外。从此以后，西路军成了极为敏感政治名词，不管是流落在青海、甘肃、宁夏还是饱经艰难险阻回到家乡的西路军老战士，不但红军身份不被承认，还被扣上执行张国焘逃跑路线的帽子，受到审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西路军老战士们才逐步恢复了名誉和待遇，但是到现在，西路军的真相也没有完全公开。

六、救火与救穷

大别山老区经历了战争的创伤，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破坏，经济非常脆弱，老区人民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再也经不起任何天灾人祸的摧残。

我们在双河救过两次火，一次是山火，一次是村火。金寨县有许多以“寨”为名的山峰，如康王寨、天堂寨等等，大都是因为曾有绿林好汉在山上安营扎寨而得名。一天下午，双河附近的大油寨着起山火，大火借着风势，从一个山头卷向另一个山头。山下的人们也不分各派各门了，纷纷跑向大油寨，加入到救火的行列。在大家的努力下，山火很快就扑灭了。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突然听见外面有人高喊“着火了，快救火呀”，我们跑出去一看，只见北面火光冲天，喊声一片。我们赶紧冲着火光跑去，跑到一个小村，只见大火席卷了好几间草房，十几个老人孩子守着刚从屋里抢出来的破箱子破罐子，对天绝望地号啕大哭，他们仅有的赖以生存的一点家当也被火神爷抢劫一空。李世俊和马立国跑到水塘边端水。一盆盆水泼到火上，只听刺啦一声就化成一股白烟没了踪影。刘建华勇敢地爬到一间没着火的草房上，巨大的热浪灼热逼人，他接过下面递来的水，使劲泼向大火……

大火终于扑灭了，半个村的房子都被烧光了，灾民唯一能遮风挡雨的小窝顷刻化成灰烬，家里的粮食物品也被烧掉大半，他们的日子今后可怎么过？区干部与双河几个造反派组织经过协商，决定共同帮灾民修盖房屋，并发动大家为灾民捐款。

看到大火中灾民们绝望的目光和凄惨的哭嚎，我们又一次被触动，老区的老百姓已经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任何一次伤害都会将他们推入深渊。大火虽然被救灭了，可老区人民的贫穷由谁来救呢？

几十年来的大别山，承载着太多的历史积淀。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风云翻卷变幻，受到伤害最深的总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群众。

尽管我们涉世不深，对文革也缺乏认识，但老区人民的贫穷生活状况使我们受到一次又一次触动。面对双河地区的春荒和老百姓缺粮的困难现状，我们强烈地感到，此刻最紧迫的不是搞政治运动，而是首先要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尽快帮助那些面临困境的广大群众度过春荒。于是我们贴出《紧急呼吁》的大字报，号召各个造反派马上停止打派仗，齐心协力帮老百姓度过春荒。我们的紧急呼吁发出后，立即受到激进造反派组织的反对，他们将我们的呼吁说成是一月风暴中的“经济主义”。

我们对激进造反派组织的言论进行了的反击.但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竟然整整延续了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科学技术停滞不前，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受到残酷迫害，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这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肃反和政治运动。我们的国家何时才能永远不再发生这类摧残人性的运动，让我们的老百姓永远过着平安、舒心的幸福日子？

1967年的大别山之行，是我们第一次走出学校面对真实而广阔的外部世界，也是我们第一次深入到老区最下层的广大穷苦农民中去。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在我们记忆的长河中，许多往事都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淡忘，而1967年的大别山之行，却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大别山之行带给我们的震撼、思考和启迪，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