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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隋以后1300多年就一直作为郡州府治的歙县，曾经下辖一府六县。
到了80年代，服从行政区划的需要，那个历史上的徽州，开始消亡。而它原来的属下，被新成立的黄山市统统接管了过去。
我第一次踏上徽州土地的时候，就从地图上看到，歙县，如今只是一个被行政区划名义肢解得支碎破离的小县城。尽管它依旧戴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帽子，气势已经弱了很多。同原来的“属下”、27公里外的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相比，隐隐有些孤单和落寞。这份神情，到了徽州府衙的旧址就可以感受到。
徽州府衙的旧址，其实就是现在的歙县政府大楼所在的位置。七十年代的时候，气势恢宏的府衙被一炮荡平。随后，政府办公大楼取而代之。大楼正处在许国大学士石坊的入口处。前面和左侧又被隋代遗留的南谯楼和东谯楼守护着，外面没有围墙和警卫，所以跟今天热闹的景观连在了一起，显得更不起眼。许多从外地赶来看许国石坊的人，偶尔会漠然的看它一眼，然后很快融入熙熙攘攘的观景人群。大多不会去想，县政府大楼的脚下，曾经站立着几个朝代最基层的政权代表。还有大楼对面60米处的南谯楼，应该也有一些吸引。那时的城门夜闭晨开、敌情了望，都跟谯楼上的鸣钟击鼓相关。
南宋绍兴二年，一次大火烧掉了大半个州城，连州衙都化为灰烬。风水先生说衙门摆错了方向，于是南谯楼被封，另建东谯楼。
到了明朝弘治年间，新来的两位知府又下令封掉东谯楼，将衙门的大门仍旧直直的对准南谯楼。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样的姿势。但现代行色匆匆的游人，喜欢追寻的，不是这些潜在的遗存，他们最想见识的，是这个城市里声名远播的牌坊。歙县于是投其所好，向外界发出了看牌坊的邀约。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句来源于明代戏剧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的诗句，如今在歙县城区广告牌上随处可见。同时打动人心的，还有邓小平留下的话：到古徽州（歙县）去，看看牌坊。
于是络绎不绝前来歙县的人，能够真切触摸得到的活生生的物证，就是那些见证繁华徽州的历史遗存——牌坊、古民居和祠堂了。其中，遍布县城和城乡各个角落的明清牌坊，是把脉这个县城的惟一切入点。“徽州牌坊多，歙县是个窝”啊。
从唐宋以来，一直到明弘治年间。歙县的牌坊从400多座，减少到165座，历经当代的政治磨难个沧桑风雨之后，在82的数字上嘎然而止。这些中国乃至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的奇观，成为歙县精心收藏的历史。梳理它的人，或许能够从它疲惫的容颜里，读出封建道德礼仪的坚强、隐忍、沧桑和辉煌。想起这块生长牌坊的土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沉浮起落？ 第一次到棠樾村，村民就推荐我买了一本《牌坊群里的故事》。只有几十页，印刷很粗糙，通篇是很直白的语言，看完后先明白了一点背景：在棠樾村口竖起第七座牌坊的，是江南有名的鲍氏家族的后代鲍志道和鲍濑芳。鲍家人能够靠身上世袭的潮湿的咸碱味，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徽商，并给后人留下耐人寻味的牌坊群，是跟这两个亦儒亦商、乐善好施的清代两淮盐务总商分不开的。
按图索骥看下去，发现鲍志道和鲍濑芳父子建造的牌坊，是一个“义”字坊。为青色茶圆石牌坊，上书“乐善好施”，梁坊上有“旌表诰授通天奉大夫议叙盐运使司鲍濑芳同子即用员外郎鲍均”。问过牌坊专家邵国榔才知道，因多义行善而达到立牌传世的规格，在牌坊中是少见的。很自然的，这座“义”字坊就成了今天歙县“棠樾牌坊群”的中心，引领着鲍氏先人遗留的牌坊，形成了“忠、孝、节、义”七座完整的封建荣誉体系和建筑艺术。在号称“中国牌坊县”的歙县浩瀚的牌坊史上，她同样称得上罕见的遗存。
作为歙县牌坊里最典型代表的棠樾牌坊群，同许国石坊、槐塘牌楼这些官牌坊不同，它是一个徽商家族，在明清两代400多年的时间里，竖起的家族丰碑。封建时代崇尚的所有道德礼仪标准都物化在这里。气势和风度之盛的确有些惊心动魄。
棠樾牌坊群位于歙县城西六公里处，七座风格各异的牌坊，呈弧形排开，首尾照应，氤氲着《红楼梦》的太虚幻景。
棠樾牌坊群从西头到中间按忠、孝、节、义排列，都是以“义”字为中心。自东到西分别为：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有意思的是，鲍灿祖孙一个打头，一个殿后，既可以互相凝视对方，又一脉相承，像一本保存完整的宗谱，供穿行其间的现代人，虔诚拜谒，从容翻阅。
研究棠樾牌坊群历史的学者提供的信息表明，它的形成来之不易。棠樾鲍氏自南宋迁入，没过多久，一次父子争死的遭遇，给这个家族带来了第一座牌坊。宋末元初，战争纷乱。徽州守军李世达起兵叛乱，为筹备军饷，绑架了鲍宗岩和鲍寿孙父子。他们威胁鲍宗岩父子，如不交银两，就杀死其中的一个。面对屠刀，父子争相受死，让人唏嘘。这个故事同样感动了后来的明成祖朱隶，遂得以御制“慈孝里”牌坊。
站在“慈孝里”牌坊前，我突然很感慨，象明成祖这样一个本身就不慈不孝的皇帝，能够“钦命”为棠樾修建慈孝牌坊，确实也算是鲍氏家族的幸运了。
鲍氏的荣耀由此开始。生性风流倜傥的清代乾隆下江南到了棠樾，更是用“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为这座牌坊锦上添花。
建于明代的“鲍灿孝行坊”，是鲍氏家族的第二座牌坊。用嘴吸脓为母亲治好了脚上顽疾的鲍灿，饱读诗书却不思仕途，最后靠着中了进士的孙子鲍象贤，获赠了一顶“兵部右侍郎”的头衔，这才“旌立孝行坊”。而鲍象贤自己的牌坊，却比祖父整整晚了88年，这是鲍氏家族在明代的最后一座牌坊，此后的145年间，没有再建。
因为家道中落，鲍象贤的第九世孙鲍志道在母亲嗡嗡的纺车声中苦读成年。20岁时出走扬州替别人打理盐业时，这段经历成了影响他最大的财富。到了乾隆38年（1773年），鲍志道独立经营淮南盐业，不数年一跃成为扬州盐商居户，被推举为两淮盐务总商。身受儒
学和徽商家庭熏陶的鲍志道，不仅张扬了良好的商德，而且使鲍氏家族的财势在他和儿子鲍濑芳手里，达到了颠峰。这期间，族人鲍文渊的续弦、上海嘉定人吴氏又用30多年的守寡生活竖起的“节劲三冬、一庭冰雪、脉承一线、抚孤守节”的“完美”形象，为鲍氏家族换来了“敕建”的节孝牌坊。紧接着，又出现了25岁守节的鲍文龄之妻节孝坊，和乞讨寻父、割股为药医母的鲍逢昌孝子坊。
这些牌坊的出现，也给鲍濑芳父子带来了更大的憧憬。在祖宗留下的“光宗耀祖”的“纪念牌”上，他们要寻求超越，只有从“义”字上下工夫。
洞悉鲍氏家族内心的嘉庆皇帝，自然顺水推舟，把为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发军饷的荣幸，交给了鲍家。鲍家也是心知肚明，不仅一举为三省发放了三年的军饷，还在淮河涝灾时捐出了10万担大米。最后，又用白花花的银两，夯实了长达400公里的淮河河堤，同时，也夯实了鲍家第七座牌坊的根基。至此，这个家族对古代君主的忠诚，绵延千年的孝道，封建妇女的坚贞，重道守义的气节，都铸造在巍峨的牌坊之中。
无形之中，棠樾牌坊群成了徽州历史的见证，循着这个脉络去追寻，就会发现，牌坊群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徽商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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