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16日崇圣寺(1)云南游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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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7 | 16日崇圣寺（1）云南游记（14）

16日.崇圣寺（1）

离开蝴蝶泉，汽车向下关方向开去，该到崇圣寺去游览了。崇圣寺标志性的三塔很抢眼，很远就能看到。

崇圣寺位于大理市郊，离大理古城只有1．5公里，离下关14公里。崇圣寺三塔是大理的标志和象征，有一千多年历史，是中国南方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三塔地理位置优越，雪峦万仞、镂银洒翠的点苍山峙其后，波涛万顷、横练蓄黛的洱海嵌于前。三塔鼎峙，撑天拄地；玉柱标空，雄浑壮丽，为苍洱间的胜景之一。

大理国本来就有“佛国”、“妙香国”的称谓。崇圣寺建成之后即成为南诏、大理国的皇家寺院，历史上曾有9位大理国王逊位在此寺出家，足见“佛国”之名不虚。据《南诏野史》（胡本、王本）、《自古通记》等史籍记载，当年的崇圣寺“寺基方7里，圣僧李成眉贤者建三塔，屋890，佛11，400，铜40，590斤，建于南诏第十主丰佑，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公元834至840年），费工70，800余，耗金银布帛绫罗锦缎值金43，514斤。”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之规模，享有“佛都”之美誉。

其实在中国佛教中，尽管菩萨比佛陀低一个等级，是佛陀的信使，但是人们亲近菩萨胜过亲近佛陀，因此崇圣寺所崇之“圣”为观音，寺院中供奉的主神也大多是观世音菩萨。当然这个“圣”字，在当时还有另一层含义：君主时代对帝王的尊称。作为南昭、大理的“佛都”，

用“崇圣”二字命名王畿内最大的佛寺，是极其贴切的。其实在印度宗教里，观音是一男性，但是到了中国，由于受中国“二元哲学”思维模式的影响，才逐渐变成一个女性。但是在中原地区，观音几乎千篇一律的女性形象，只有在这样的地区，我们才发现一些原汁原味的“异类”，在这里观音塑像有女相也有男相（早期多为手持杵拐的银须男姓老者）。

史籍中有关崇圣寺的记载屡见不鲜。方国瑜先生考证，在文献中最早记录大理崇圣寺塔的是《太平广记》。此书是宋朝太平兴国二年至三年（公元977－978年），以汉代自宋初流行的野史等五百多种的材料编辑而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唐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洱河袤百里广三十里（按指大理坝），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住持，经文与人（指中原）相同。时闻钟声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卷，古塔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诸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方先生认为，这里所提到的“古塔”指崇圣寺的千寻塔无疑，因为所记“基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与现存千寻塔相合。而且，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上距崇圣寺塔建成（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相距35年，又上距崇圣寺鸿钟铸成（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仅五年。

元初至元年间，有两个人提到了崇圣寺。一个是元朝派往云南的使者郭松年，他亲历大理，在《大理行记》中写道：“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尺，凡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另一个是“滇人”（云南本地人）张道宗在《记古滇说集》中所写：“唐遣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塔之上，倚山临水，无不精丽。塔高三百尺，崇十六级。”在这里，二人都未详细记载崇圣寺的面貌。虽然二人异口同声称三塔修造的年代和人物，但是三塔到底修造于何时，历来也有争议。“开元元年癸丑造三塔”这一说可能就不确切。因为，据考古证实，“大理三塔的修建年代，千寻塔始建于南诏的丰佑时期，即九世纪中；而300年后，到大理国后期十二世纪中，高量成等重修塔刹，同时增建了南北两座小塔”。（姜怀英、邱宣充《大理三塔史话》）。另有一块由第五代大理总管段隆于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立的《大崇圣寺碑铭并序》石碑，则较为具体地记了崇圣寺的景况。碑文说：段隆的曾祖父段实（也作日）武定公，“拳勇大度，留心内典，崇信三宝”。他认为“于戈做扰（扰乱），奈佛力攸赖（长久依赖）”，“于是发愿大建佛宇”。碑文对崇圣寺塔作了生动的描述：“大理崇圣寺者，在郡之点苍下，蒙氏所创也。寺既灾，武定公为大檀越，出己财，缮治庄严经像，殿庑奂然复新。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埒，望之如昆阆间物。舍田供僧，日百许人。住持僧曰‘觉性’也，两被玺书覆护，寺益显矣。”可见，在元初，崇圣寺曾经段实重修过，而且盛况不减当年，僧侣有上百人之众。所谓觉性“被玺书覆护”，指的就是碑阴口语“猪儿年”圣旨。

到了明清两代，古籍中对崇圣寺的记载就更丰富而且详实。明洪武间，江南入籍大理的下级军官李浩，写了一本《三迤随笔》。他在书中对崇圣寺的历史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据说材料来自大理国内史。《大理国僧分五类》载：“蒙氏崇道敬佛，而于城西建八大寺、四道观。中最壮观为崇圣寺，国师居寺中。”《蒙段诸异僧》则进一步说：“原崇圣寺初建于诏初，为诏王阁罗凤与吐蕃国师赞错证盟处，为吐蕃使臣驻地”。从这段记载中，可以估计，崇圣寺初创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寺。“蒙氏后迁羊苴咩，又扩叶榆城于双鹤泽”。到了丰佑时，重用寿海大法师。法师献策，“以南诏为佛国，重修崇圣寺为护国大崇圣寺”。于是，丰佑“派使入益州请大师将工部侍郎尉迟恭韬、五百工匠，及先王所掠西蜀工匠四百余，又调国内工匠三千余，诸匠俱全。造千寻塔，以壅土逐层垒高。恭韬见诏民日出男女上万，运土役苦，议以羊载双麻袋，内乘砖土。羊善攀，日驱羊万余，果验。韬，世之巧匠。五年，成千寻佛图，内藏宝器、佛经。万佛像，皆南诏诸官、善男信女、寺僧塑造，遍置塔中。崇圣寺十二院，僧众千余，荐高僧十了为大方丈。又命赵永铸佛千尊。”大理国时期，“（段）思平立国曰大理，称文武皇帝，修崇圣三塔”。当时“无为寺、祟圣寺皆为国寺，国中传武、读书之地。皇族清平官、九爽、军将、节度等，子孙可自幼皈依，读书。习文至长，录用于国。两寺住持可参国事，可择储君两寺住持、大比丘多为历代国君、清平宫。”（《大理国崇佛》）“帝王听经于无为，诸臣听经于崇圣寺，其余诸寺为庶民听所。”（《圣德皇帝高升泰事》）这一大段记载已经将崇圣寺的来由、修建年代，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叙述清楚了。尤为可贵的是，所记祟圣寺和千寻塔的建造年代，与二十世纪八十年维修千寻塔时出土的“中兴二年”的墨书题记和中心木柱碳14测定的年代相吻合。

明倪辂本《南诏野史》另有这样的记载：“（蒙晟丰佑）改元天启。开元元年，建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自开元中至是完功。砌人恭韬、徽、徐正。张永让，益州人，赵永本国人。”这段记录，对塔高、佛像数有了新的补充。

明代副使吴鹏在《重修崇圣寺记》中说：“南中梵刹之胜在苍山洱水，苍洱之胜在崇圣一寺”。清人吴梅村诗：“洱海与苍山，佛教之齐鲁”可见当年大理佛教之盛行。崇圣寺作为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阿吒）)教主的所在寺院（见《护国司南抄》），规模宏大，是苍洱地区弘扬佛法的中心。

但有几点必须考辩：

一是与《记古滇说集》说“开元元年建寺”，这与史不符。因为开元元年当在南诏未入主洱海边的盛皮逻时期，距劝丰佑（即晟封佑）主国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胡蔚本作元和十五年（即丰佑保合元年，公元820年）初始建，是有道理的。邱宣充先生考证：“千寻塔创建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的看法是较为可靠的。”

二是修建还是重修。按《三迤随笔》记，似在丰佑之前已有寺，只不过简陋一些。如此说则胡蔚本说“重修”和《焚古通纪浅述》载“主（南诏第十一代王丰佑）重葺崇圣寺，增至千间”是接近历史的。

三是丰佑时修崇圣寺，《三迤随笔》提到僧寿诲大法师，而《南诏野史》提到李成眉贤者，说他们是建寺的主持者。寿海法师，在《南诏野史》和《滇释记》中都有记载。《滇释》说他是“洱海周氏子，有道行，通经史”。有一年天旱，他曾为丰佑祷雨。《滇释记》载：“圣僧李成眉贤者，长庆（唐穆宗李恒年号，公元821－824年）间游化至大理，时南诏礼为师，乃建祟圣寺。基方七里，塔高三百尺，时王嵯巅为钦督官，塔、寺、殿、庑成。”两人都是丰佑宠敬的人，都参与建寺很有可能。自从元初段实修缮崇圣寺后，将近两百年，即明正德乙亥（十年，公元1，515年）五月六日，“地大震，城郭人庐尽圮。中塔折裂如破竹，旬日复合，宛然无璺”。（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过了26年，即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李元阳从荆州知府任上告老还乡，“里居不出，不营生业，薄自奉、厚施予”，花了三十年的时间修崇圣寺。督学吴鹏的《重修崇圣寺记》、杨慎的《瑞鹤观记》，以及李元阳本人的《崇圣寺略记》、《崇圣寺衙器可宝者记》都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大规模修缮的情况。李元阳在《崇圣寺略记》中写道：“大理城之北寺曰崇圣者，自始迄今历千五百年，梵宇悉颓，法席中断。大明嘉靖辛丑予始修复。”他又在《翠屏草堂记》中说：“李氏中溪叟，自嘉靖壬寅葺崇圣寺，垂三十年始得竣工。”吴鹏说：“郡人李内翰中溪氏，率子弟罄货财，竭力兴复。盖自嘉靖壬寅经始，至今癸亥乃得讫工。凡三阁七楼百厦，其位置之向背，基础之崇卑，片瓦寸木皆出自李公之擘画。”从此，崇圣寺又出现了兴旺景象。“一时，钟鱼磬铎，无间晨昏，而学徒衲子，渐以类集。废者以兴，坠者以举。殿堂弘丽，廊庑崇深。松桧蔚乎清阴，花木纷乎盈目”。“盖有千尺三浮图，玉柱标空，金顶耀日，寰中之塔，无与比肩。高楼百尺，上悬鸿钟，声闻百里。登斯楼也，览云霞于襟袖，荡灏气于层胸。西望苍山，四时皓雪；东俯洱水，数点蒲帆；洒酒临风，有足乐者”。“高楼之西，佛殿七楹。殿后为雨铜圣阁，唐代天雨铜铸观音像，举高二十四尺。阁后为净土化城，内铸西方三圣像，各举高九尺，左为龙华堂，右为圆通舍楼。南入总持门，行数步，诸院幽闲，迤逦相屑。至杏坛而极楼，北入瑞鹤亦行百步，阶墀栏循，窈窕登陟，至三清而止。此则寺之大概也”。（《崇圣寺略记》）“寺之重器有五：一日‘三塔’，二日‘鸿钟’，三曰‘雨铜观音像’，四日‘证道歌’、‘佛都匾’，五日‘三圣金像’。中塔高入云表，寰中无匹，旁二塔如翼内向”。“寺楼鸿钟，其状如幢，制作精好，声闻百里。自禁钟而下，此为第一。南诏建极十三年铸，盖唐懿宗咸通元年也。雨铜观音像，高二丈六尺。唐初，有僧拟募铜铸像。是夜，天雨铜，像成铜尽，无欠无馀。‘证道歌’二碑、‘佛都’二大字，为寺僧圆护手书，其用笔与赵孟 同三昧，为世所珍。世传，护右手自肘至腕，洞彻如水晶然，则笔精之妙，殆非偶然。三圣金像在极乐殿，并高丈一尺，嘉靖间铸。时盛夏赤日，冶人无措，忽阴云如盖，独覆铸所。像成而云散，众咸异之。夫此五物在寺，亦有多年历史”。（《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不过，李元阳所修建的崇圣寺已经夹杂了不少道观的东西了。其中，有一座宏大的瑞鹤观。杨升庵在《瑞鹤观记》中，翔实地记载了这座道观的规模。他写道：“点苍山应乐峰下，三浮屠之次，有瑞鹤观者，本崇圣寺之遗址。寺在唐贞观间为屋千楹，既更朝代，存者无几。皇明嘉靖间，郡人御史中溪公元阳始经营之，尽捐家资，兴废补敝。数年之内，殿阁楼庑，视旧有加”。时间又过去了70多年，即祟桢十二年（公元1639年）三月初十日，旅行家徐霞客从丽江经剑川、浪穹来到崇圣寺。晚饭后，他与寺僧出寺，“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这是何等富有魅力的景象！十五日，徐霞客与姓何的朋友遍游崇圣寺。他在日记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