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山西洪洞大槐树刘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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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洪洞大槐树刘氏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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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洪洞大槐树刘氏移民

内蒙古---- 刘欢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地在何方，山西洪洞老鹳窝。

山西“洪洞”县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谓妇孺皆知。一个小小的县名，何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因为：一是洪洞随“苏三起解”的传唱而扬名。二是随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广泛记忆。

在长江以北的地方，特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为祖居地，在这些地方以外的地方，也因这些省人口的外迁而也把洪洞作为寻跟问祖之地，如东北三省、台湾。洪洞大槐树对于这些地区的百姓来说，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地的一个记忆，而且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情节，紧紧萦绕在脑间心中，为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一段记忆，常使人感慨系之。

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南宁市卢家翎曾说：“《卢氏族谱》载：卢伯庄、平阳府榕木社人，郡在山西省洪洞县，清弘治年间举人，任广西北流知县，落业北流民安冲头村，生三子。至今子孙已有四万余人，遍及广西、广东、海南三省七县。”从明初至现在，在各个历史时期，昔日由洪洞迁出的移民，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地区。例如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清史稿·吴三桂传》)，部下士卒大多是冀、豫、鲁健儿，他们大多是古槐移民后裔，多不愿附逆而散居各地。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这项政策，一直贯彻了几十年，从古大槐树迁出的人民，有相当部分再转迁到东北地区。还有一例，在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有相当部分移民后裔移民台湾，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七期载：高阳齐如山先生写道：“吾族乃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省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足见中国人念旧不忘本的心情之浓厚。”陈纪滢先生也写道：“北方多少代以来，一贯证明成祖燕王扫北后，把山西省迤西居民，迁徙至中原，以洪洞县为移民转运站这件事，互相转述，至今不衰，认为这是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一次空前大迁徙。”台北新店市张学亮先生给洪洞县政府来信说：“我的祖先是山西洪洞老鹳窝人，姓张。属于‘甜菜芽张’。据现今菏泽市地各志记载，我的祖先是于1368-1398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东迁至山东曹州府西北45里李庄集，后又东移二里建村，是为黎阳村。”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据说还有有些移民是被绑押解迁出的，路上如果需要大小便，必须让领队解开绳索，故至今这些地区上厕所仍说成“解手”。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凤。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两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一、 洪洞与洪洞大槐树概述：

1、洪洞概述

洪洞历史悠久，其由来史志上说法纷坛，而较晚的县志上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雍正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春秋时期，杨、姬姓氏尚未确定．杨之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周衰，杨氏谮称侯号，曰杨侯。…。春秋时为杨侯国．属晋，这就是流传的洪洞县原为杨侯国的缘由。战国时属魏，后归赵；秦汉置“杨县”。隋“义宁元年，改徒杨县于西北十五里，为今洪洞县”。为什么叫洪洞县呢？“因有洪洞镇，故名。相传南有洪崖，北有古洞．镇得名以此。” 一种是民国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杨侯故址，侯为周同姓。国后灭于晋，子孙迁署，以因为氏。……故址氏秦壁空崖。”同时又记载道：“周杨侯国，文王庶子．伯侨所封。……后灭于晋。”秦置墨扬县，隶河东郡。隋隶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洪洞，取县北洪洞镇为名。关于洪洞古镇，此志有较生动的记载：“洪建在县小雨门外．涧水之南。壁立百尺，逶东袤五十余里。郭景纯游仙诗所云拍洪崖肩者即此。”

洪洞属临汾。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洪洞也成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为移民迁出的聚集之地。

2、洪洞大槐树

洪洞县之所以出名，还和洪洞县的大槐树有关。据民国年间《洪洞县志》裁，“大槐树在广济寺左”。该广济寺为历代贞观二年历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来香客不断。同时，这里又处南北要道，设有经站。传闻四方的洪洞大槐树就生长在广济夺，相传为汉代所植。积年累月，树大荫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鹳在此筑巢垒窝，成为大槐树独特的一景。

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处，广济寺设局驻员，大槐树下发结凭照川资，洪洞移民就是从这棵大树下一步一步离开故乡，将大槐树视为永远的故乡。可惜年代久远，明代大槐树，早已和寺院—起毁于汾水，第二代大槐树也以枯萎，可喜的是现在第三代大槐树又已枝繁叶茂。民国二年，县人景大启、刘子林等，募资树碑，以志痕迹． 石碑—丈五尺，宽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纪念”二字，碑阳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并建有碑亭禾茶亭，有“誉延嘉树”，“荫庇群生”等匾额。还刻有诗作：“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现每年清明举办寻根问祖节，都吸引了大批移民后裔前往认祖寻根。

二、大槐树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1、元代残酷统治，农民起义不断，战争频繁，明“靖难之役”，造成北方人口剧减。

元代是封建社会一个最野蛮、最黑暗的朝代。为了加强蒙古贵族的统治力量，元朝实行以蒙古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和色目、契丹等族的上层分子．共同压迫与剥削各族另动人民的政策。为保持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河生活方式，变大片土地为牧场，又通过“赐地”的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去租种高地租的土地，农民对蒙古族政权越来越不满。元朝统治者还将各族人民强制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南人(指南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其中蒙古人地位最高，汉人尤其是南人地位最低。还明文规定：高级官吏很少由汉人担任，内外官府，“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商人贰焉”同时在刑法上、科举上，都从备方面限制汉人、南人。特别是不许汉人、南人藏兵器、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衣，甚至不许集市买卖和夜间点订。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蒙古贵族还强迫汉人、南人转化为奴隶，动轨上万家。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公元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起义。同年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起义。随后农民起义军芝麻李、赵均用等攻占徐州，郭子兴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南方彭莹玉（彭和尚）、徐寿辉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

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战争，大量人口死亡。

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的两淮、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农民十余万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 ，失败告终。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过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连年的战争，中原呈现出“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凄惨景象。

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经年之间，凡战数百起。

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淮，南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的征战，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烫以来，尽化为蓁荒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朱元璋回老家安微风阳，初建县时也谓：“地瘠民稀，萧萧数椭．仅同村落。不足以供一郡。”

第四次，便是明“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苏、鲁、豫、皖尤甚 。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面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2、元代中原、北方地区灾害不断，大批民众死亡。

元末明初，中原一带，不但兵祸迭起，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

最严重的是水灾。据《元史·王行志》等书记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那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比如，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多至45．8万余户，河南仅存封邱、延津、登封、偃师几县。而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等地则是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八年正月辛亥．河决济宁路。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屺城墙、漂屋庐，溺死甚众。26年2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八月济宁路肥西县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70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囚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衬庄城邑多成荒墟。”连当时的一应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明初仍不断发生，例如“成祖永乐14年(公元1416年)正月，怀庆、彰德府大水。五月。汉水涨溢，淹没州城；南平、将乐、沙县、顺昌大水；…六月，真定府、获鹿县雨雹。……七月．广信、饶州、衢州、金华大水，坏房台死人畜甚多；…邰光大水．荡舍，漂溺男女数万口…开封府十四州县淫雨，决黄河堤岸，没居民田稼，山东、邹县淫雨，暴水至，坏民庐舍212户：占化县雨，伤田禾；永平府久雨，滦、漆二河溢，坏民田禾庐舍。”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例如至正12年六月，元大名路的“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716980口”至正17年河南大饥。18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19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刘王杀其子而食之。山东、河南之孟律、新交、渑池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进入明初以后，蝗灾仍不断发生。例如．洪武八年，“河南彰德府安阳等县，北平大名府内黄等县蝗。 “大同太原二府暨山阴诸县雨雹，真定等府、平山等县蝗。”而“成祖永乐十四年……七月

……卫辉府、新乡县、安乐州、通州及顺义、宛平二县蝗。”

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至明初永乐14年(公元1416)六月．还有“夏，浙江大旱，疫疠”的记载。洪武年间驸马都尉右柱国曹国公李贞曾上表朱元璋说他的身世：“继而中原兵起，室家无存。独携幼子，避难他方。寄迹于豺狼之区，奔走于荆棘之地。命危朝露，岂意生全。”可见当时兵患天灾之严重。

3、末明初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

在中原、淮河流域战事频起的时候，表里河山确实相对安定，呈现出难得的稳定，一是中原的农民起义在元军的镇压下很少波及山西，而是山西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自隋至宋，山西都保持每平方公里20多人的人口密度，在元初，由于战争人口密度降为3.5人/平方公里，元至正二十八年的人口统计为553938人，由于山西在元政权视为重要基地，因此战争很少波及，到明洪武十四年时人口达到了4030454人，人口密度又达到了25.8人/平方公里的密度。而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

明初移民的现实原因，黄有泉 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

1、发展生产、提高国力。

明朝初期，对于这种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明初统治者十分清楚，万分着急，朱元璋对此说的十分明白：“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无际如此认识．几乎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有这种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如．早在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就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即“垦田以实中原。”他指出：“十年之间，耕桑之他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围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肯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如此则中原渐致殷实．少苏转运之劳，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

2、充实京师、巩固根本。

为防各地豪强做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联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充实北京工作。《明太祖实录》：“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海、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微州等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之后，又多次迁徙山西的人民到北京近郊一带。

3、防守边疆、加强国防。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屯田，指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的荒废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布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开始由典农官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官六民四，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才有了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由于屯田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采用先进耕作法，所以产量—般比较高，因而能为期廷积集大批的粮食，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

三、洪洞移民的规模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箔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杨安样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