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平遥之旅

平遥的市楼宛如画龙点睛，"纵目可揽山秀于东南，挹清流于西北；仰观烟云之变幻，俯临城市之繁荣"（市楼文摘）多少年来，城墙和市楼已经成为平遥古城的象征。

同时南大街的北口，尚交汇着点一条东西商业大街，即我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和清虚观古建筑及元代龙虎将军巨塑的所在。此外，依据"礼制"，古城还体现了"左文右武"的布局程式。上自北京的紫禁城，左有文华殿，右有武英殿；内城左有崇文门，右有宣武门；天安门前方，左为六部除刑部外的文官衙门，右为五军都督的武官衙门（这里主要指明朝）。下至州府县城的布局，也均把文庙建在城内的左方，把武庙建在右方，并且忌讳把它们建在衙门的贴近。平遥古城保存的左以文庙及魁星楼为首的文系建筑（左即东半城）右以武庙为首的武系建筑（右即西半城），是格守这种礼制的。

走上青砖砌就的城墙，感觉时光是倒流的。导游说，沿城墙走一圈需2个半小时。只可惜，我们没有那么长时间。

相传周代将领伊吉甫所筑的“古陶”城墙——
平遥古城，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县级古城墙。

气势宏伟的古城墙，全长6公里，城墙素土夯实，外包砖石，墙顶铺砖以排水。平面略呈方形，东西北三面墙均为方直，唯南面城墙因中都河而筑成弯弯曲曲。城墙高约十米，底宽约8-10米，顶宽2.
-6米。平遥古城素有“龟城”
之称，意喻长生不老，青春永驻，坚若磐石，金汤永固。

城墙上还建有角楼、城楼、魁楼、文昌楼和点将台等建筑。城墙的各个城门都建有重门，均为方形，与城墙同高。瓮城门开在侧面，以便在大城、瓮城上从两个方向抵御来攻之敌，瓮城设内、外门，平时检查来往过客，需要时即可关上两座门，形成“瓮中之鳖”之势。城外有护城河环城一周，河上有大 吊桥。

城门六道，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分别寓义为∶南门为“迎薰门”为龟首，面向中都河，城外原有水井两眼，喻为龟之双眼，可谓“龟前戏水，山水朝阳，城之修建，依此为胜”；北门曰“拱极门”为龟尾，是全城最低处，成内所有积水均经此流出；上西门曰“永定门”下西门曰“凤仪门”，上东门曰“太和门”，此三门形似龟的三腿正常向前屈伸，唯下东门“亲翰门”其外城门径直向东而开，传说是古人怕龟爬走，将其后腿即下东门拉直并用绳绑好拴在距城八公里的 麓台塔上。

环城而行，每隔一段距离，筑有一个凸出的 马面，供了望和侧射火力之用，马面上建有敌楼，共计72个，城墙顶面用砖墁铺满，内筑女儿墙，外筑垛口，共计三千个。据说象征孔子周游列国的三千门徒和七十二贤人。军事用途的城墙配以文道之喻意，文武相衬，独成一趣。

平遥古城，设计严谨，工艺精细，形体完整，既有完善的防御功能，又有传统的文化内涵，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之一。

乘坐电瓶车来到文庙。

金庄文庙内保存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尊孔子像。在一个小村里设有孔子庙，实属罕见。金庄文庙建于元延佑二年，殿仅面阔三间，平房一座。殿内孔圣人的造型可谓孤例高额头、深眼窝、牛鼻子、厚嘴唇、外露大暴牙、面色黝黑、衣纹古拙而枯涩。殿内还有孔子十哲弟子彩塑，个个面貌端庄，表情生动。虽然庙小，但内存着稀世珍宝，令人神往。

日升昌票号，作为晋商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建筑风格和规模都具典型，但又有其特殊性。日升昌票号采用三进式穿堂楼院，即体现了晋中民居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晋中商铺的风格，达到了建筑艺术和使用功能的和协统一。曰升昌占地1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共有21座建筑，正院沿南北纵轴线，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西院为日中新票号。（日中新与日升昌均为达蒲李氏的财东），
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晋人善商，山西人经商的历史悠久。
晋商在明代就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到了清代进入鼎胜时期，成为当时中国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之首，在当时，晋商富甲天下，毋论商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均称雄一世，声誉空前，“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晋商经营范围很广，商品经营有颜料庄、绸锻庄、茶庄、布庄、盐局、百货等，货币经营有当铺、帐局、钱庄和票号。晋商之所以能够弛骋天下，与他们长期形成的所谓晋商文化有直接关系。

一、艰苦创业。山西商人自明代“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足迹几半天下”。至清代，山西商人更是持筹握算，善臆屡中，牵车牛、远服贾，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车辄马迹遍天下。山西商人不畏千里跋涉之艰难阻险，不畏万里之外乡风、民俗、习性、语言之障碍，不安于本土贫瘠苦寒的生活现状，离亲别子往走四方，为追求功利而积极进取。其志向之高远、胸怀之博大，堪称商界首曲一指的佼佼者。时人赞叹他们票号主要是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根据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票号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属于生息资本的借贷资本。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人认为票号是高利贷，有的学者硬说票号及账局、钱庄、当铺、印局都有是“货币经营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借贷资本，同属生息资本，两者是有严格区别的。货币经营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同属商业资本，票号怎能是货币经营资本呢？如果连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都区分不清楚，那对票号的研究还有什么价值呢？

二、山西票号发生发展的背景

票号的产生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客观条件——即背景来说，是在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和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结束的时刻产生的。具体来说是：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账局发生于京城、冀、晋等地区。没有账局的地区，江南典当铺为粮、棉、丝商人押物贷款；广州上岸，外商借款给华商。这说明，工商业经营资本困难和需要社会提供借贷的普遍性。典当铺虽“子息取轻”为粮棉丝商提供贷款，但它最后并未转化为银行。

乾隆嘉庆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量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较快，年度之内有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流转，依旧沿用着起镖运现的结算方式。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日升昌之所以能起于经营异地汇兑继而经营存放款等业务，因其前身西格成颜料庄是多地设庄的商业资本。在机构上具有经营汇兑的条件；而账局没有象日升昌那样也搞汇兑业务，是它的机构不具备条件。西格成颜料庄发生于何时不知，平遥城市楼下的碑刻和京城平遥颜料行会馆碑刻表明，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都存在，而且信誉和经营规模优于其他颜料庄，说明日升昌只能产生于嘉庆之后的道光初年，不可能产生于嘉庆朝及其以前各朝代，故而历史上研究者说日升昌成立于乾隆、嘉庆等等说法，都是不可信的。

中国从明代正统年（1436-1449）开始，国家实行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并行的货币制度。由于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行用范围不同，国内贸易与居民生活存在着两种货币兑换的需求，从而产生了钱庄，为商人和居民兑换货币，由商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货币经营资本。钱庄，最初被称为钱肆和钱桌。钱桌，从明崇祯年间（1628-1643）出现，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一直称其为钱桌，意在街上摆桌子兑换银钱的。嗣后，进入乾隆朝（1736-1795），才被称为钱铺、钱庄、钱店。说明有了固定的店铺和经营规模扩大。在北方广大地区，至清末一直称钱铺；长江以南，有的地方称钱庄，有的称钱店，也有同时称钱铺、钱庄的。　

三、山西票号为客户不断创新

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缘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票号。但“票号”一词，并不标在票号的牌号上。如中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记”，与其他工商业牌号没有多大区别。这是中国对工商业银行业命名的一种习惯，经济组织的牌号上并不表明其经营业务的性质。　

票号产生于工商业需求异地汇兑清算方式代替运现清算方式，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创新各种金融产品，为客户提供服务；而且愈是与客户需求相适应，票号业务就愈是发展。

工商汇票在流通过程中已经发展为即票和期票两种，当时称“会票期票”。票号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一开始就经营会票和期票两种票汇业务。期票是有约定兑付时间的，当兑付时间未到，客户急需用款时，票号又创造了票据贴现业务，当时叫“认利预兑”，利率为百分之一。

票号为维护主客方的经济利益，依客户的要求，代客户盘查兑取汇款人的身份，或者会票上加盖“面生讨保”戳记。为防止假汇票，票号除指定专人书写汇票和规范汇票书冯内容外，渐渐实行密押制度。密押意识，开始是幼稚的，只有汇票某方扎个针眼，向后来普遍汉字代表月、日、银两数作密押。票汇，票号除客户签发汇票外，需用书信通知对方按票付款，无疑增加了书写信件的劳动和邮资。为节约劳动，票汇又彩了对条的形式。一半交客户赴异地取款，一半寄付款分号。所有票汇的“认利预兑”和“对条”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推行开来，最晚见于1844年蔚泰厚苏州分号信稿的记载。票汇对客户说来，汇票要从甲地转送至乙地，如果中途汇票遗失，又增加挂失等麻烦。因此，那些多地设庄的大商业就要求改变票汇方式为信汇方式，从而在鸦片战争前票号开创了信汇业务，主客双方各凭各信完成汇划款项的手续。

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创办了电报汇兑。电报要经电报局之手，为防造假，票号在电报码子基础上作些改动表示银两数。同时，也有个别票号害怕电报造假，开办电报汇兑后又要停办电汇，由于认识不合时宜，最后还是照旧开办电汇。　
票号的汇兑业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80年代，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

由于票号起因于开始经营城镇间汇兑业务，有人认为票号是专业汇兑组织，并不承认票号经营存放业务。世上不可能有专业汇兑组织，如不经营存放款它就不可能存在。在中国流通银两货币的时代，票号如是专业汇兑组织，那就等于工商业城镇间不再运送现银、而由票号集中运送现银了，否则票号就无法兑付汇款；票号商人是为牟利，会做这样的傻事吗！再说，票号在各地设分号，只带开办费并不带去资本，靠收汇和吸收存款以支付汇款，如收汇大于付汇，银两有余，不放款银两闲置，怎能取利呢？反之，如付汇大于收汇，不开展存款业务怎能支付汇款呢？所以说，银行业的存放汇业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决对不会有专营汇兑的银行。票号汇兑业务的创新如此，存款业务也有它的创新。那个时代，个人存款者多为封建官吏和城乡富有的世家。官吏流动性大，今日当差甲省明日改派乙，适应官吏这一特点，甲票号开发的存折，允许官吏在乙丙等分号取利和取款。城乡富有世家，不乏领利者，为满足食利者需要，常年存款，票号开出存卷和取利折，允许存户每几个月取利一次。

票号存款，长期是定期存款付息，活期存款（当时叫“川换”）不支利息，直到清末依然（大清银行亦如此）。定期存款，说是常年，实际存期有几年的。月息所见多为四厘。票号受在华外国银行的影响，民国初年开始在京、津、沪、汉四城市试办活期存款付息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