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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8日中午，漂流队在昌都下水开始漂流。中方队员为队长刘立 (四川省科学探险协会秘书长)、冯春(四川省科学探险协会副秘书长)、宋一平（云南大江漂流探险公司）、牟正蓬（东方卫视记者）；美方队长是比德·温；日方队长是Kitamura Masayuki；澳方队员有瑞夫·布克尔。
此次的装备是美方雅漂时留下来，装备之精良让中方队员感叹。当日，水上队员分乘三条大艇、四艘单人独木舟、一艘两人艇下水，开漂不久就是险滩。好在队员基本都是经验丰富的水上好手，很顺利都冲了过去。
漂了大约十公里以后，过一个险滩的时候，因为对新式漂流艇尚不熟悉，配合也欠默契，冯春和牟正蓬翻船落水。当时水温只有七度，但是身着连体保暖防水服，戴有头盔，并且刚一冒出水面，就有独木舟来救援，幸无大碍。
这一点，令幺哥很是感慨，以往我们的漂流，队员在险滩落水，漂流艇基本上是无法靠近的，完全靠队员自救，基本谈不上什么救援。结果如何，完全靠队员自身的素质和运气。
从4月9日到11日连续三天，队伍都遇到了大险滩，但精良的装备和良好的素质使得漂流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漂流队每天9点钟左右下水，下午4点左右上岸宿营。
4月11日，漂流队经过察雅大桥时，远远就看到桥面上有红红的东西在晃动，漂到跟前才知道，原来是很多当地老百姓在挥舞国旗。原来，当地藏族同胞知道了漂流队要过来的消息，有的人已经在这里搭帐篷等待三天了。
两次抬船
4月12日，漂流队首次放弃险段，抬船而过。按照目前国际上约定俗成的漂流探险规则：首先，使用非机动漂流工具，不能用机械等动力；第二，漂流工具不能离开水面，漂流用的橡皮船之类不能放在其他接触水面的船筏上；其次，漂流队员不能整体更换，这是指对一条江河的完整漂流而言；再次，漂流的节奏要有连续性，对一条江河的完整漂流，间隔时间不能过长。同时，国际漂流探险界还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当遇到无法逾越或危险程度足可以导致漂流探险者遇难的江段时，允许绕道而过或者沿江徒步穿越。这个惯例是基于生命第一的原则。但标准是无人来监督的，完全取决于漂流探险者的自我判断和诚实。
4月11日中午12点左右，队员发现越漂水流越平，流速越慢。根据经验，这预示着前方必有险滩。果然，继续前进不久，就听见前方水流像开了锅，声音如万炮齐轰。近前一看，原来是滑坡阻隔了江水，江面形成了四米多高的跌水。停船踏勘后，决定放弃，抬船而过。
左岸是悬崖，根本无法通过。右岸倒是可以走，但是山上仍然在不停往下滚石头。众人抬船，另安排一个队员带着口哨，躲在一巨石下观察动静，一有风吹草动，便鸣哨示警。这个五十多米长的险滩，他们用了三个多小时才抬过去。
4月13日，大雨，接连过了几个三级滩，雨水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只好决定宿营。峡谷太陡，找不到合适的营地，勉强安顿好外方队员，幺哥和刘立等在一个石头缝下蜷缩了一夜。
4月14日，仍然是没完没了的雨，气温更降，接连冲过了七八个险滩后，发现前方仍然是巨浪滚滚。停船踏勘后发现，又得抬船，浪大不说，最关键的是江中间横着两块巨石，难以通过。对照地图一打听，这里属于察雅县卡贡乡雨龙村，便去请了二三十个民工，把船抬到江边平地。
决定放弃
4月15日一早，又请民工把船抬过江中横着巨石的江段，在雨中继续开漂。两公里的行程大险滩一个接着一个。队员体力消耗过大，只得靠岸休息。一部分队员去前方踏勘。发现前面的峡谷越来越窄，不远即无路可行。全队开会分析情况，商量对策：情况很不乐观，队伍从成都走川藏公路进入昌都时，曾经在预计的下一个接应点竹卡大桥用GPS测量过数据。对照此地的测量结果，目前的位置距竹卡大桥110公里，落差为千分之三点七；而已经漂过的昌都到这里的距离为130公里，落差是千分之一点七。
也就是说，从数据显示，下面的江段的凶险程度将是已经漂过的江段的两倍以上。而已经漂过的这千分之一点七的落差，已经使大家见识到澜沧江的凶险。如果在这里停漂，尚有退路，可以请岸边村庄里的骡马驮出装备。如果继续前进，很可能进去就退不出来，遇险的话，就得扔掉准装备，也无法救援。
漂流队决定就此放弃该次漂流。
4月15－17日，原本想徒步勘测下面的江段，未果。18日，在雨龙村村民的帮助下，漂流队徒步撤退。一路历经艰险，翻越了好几座雪山，4月21日才走上公路，当晚赶到左贡县。
4月22日，队伍乘车到达芒康县曲孜卡乡，分为两组，一路逆江而上，沿江徒步踏看；一路漂流到了盐井。在盐井休整后，4月24日到达云南中甸。4月26日到达昆明，4月28日外方队员回国。
整个过程大致就是这样。关于那则新闻，幺哥说，大概是因为通讯不便造成的。那几天，卫星电话很多时候没有信号。有信号的时候，又担心电池耗尽，也不敢怎么开。
光荣与梦想
从光荣与梦想激情澎湃的“长漂”到今天，从当年神话般的孤胆英雄尧茂书，到今天新世纪漂流渐入平常生活走向娱乐，到这次单纯体育意义更多的澜沧江。谈起这些，幺哥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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