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维也纳之行(2)

—仅仅是在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们的体制有时真的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运行！我刚刚从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出来，科西列夫就将贴着我的照片、带国徽图章和出境签证的一本深红色小本交到手上。原来，这些年来，我的档案一直保存在秘书处，这里面有几张照片。同时我领到了机票。

飞机早上七点从伏努克沃机场起飞。我甚至来不及给编辑部说一声。但后来才知道，列昂捷夫从莫洛托夫那儿知道了全部情况。

大使馆事先得到密码电报通知，派人在机场接了我。我住在被苏军司令部没收的“帝国”饭店里，它由经济部队管理，一切都是马马虎虎。在德国占领时期，这曾是一家豪华饭店，现在的样子令人失望。两部电梯中有一部趴了窝，房间隔三差五整理一次，水池和浴缸里是损坏的水龙头长时间滴水的留下的水渍锈。餐厅和咖啡厅关张，甚至没有办法烧水煮茶。但我觉得，这是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经过不许出国的十年之后，我来到了维也纳，并且肩负政府的重托。

晚上，我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开幕式。会场旁边的休息室里挤满了与会者，客人和记者。到处散发着新鲜咖啡、昂贵雪茄和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香水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我们尚未见过的“夏奈尔5号”。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有当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在那儿，我见到了罗素、约利奥－居里、伊利亚·爱伦堡，当然还有约瑟夫·维特。我决定不着急，不必过早操办自己的采访，而是先在陌生的环境里搞熟悉了，并且跟尽可能多的与会者建立联系。

我在这里遇见了当时非常风行的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在基辅时我们就认识。战争一开始，他就成了前线记者，但常来莫斯科，因为他的妻子、波兰作家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波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她身材庞大、年纪已经不轻、身穿军便服，骑兵马裤，足登高筒长靴。跟她在一起，科涅楚克显得小巧而年幼。当时，在前线流行着这样一首四句歌谣：

来了一份电报，措辞激烈，

指挥部里，有人心里颇为紧张。

来人是旺妲·瓦西列夫斯卡娅，

她可是——科涅楚克的妻子。

战争快结束时，科涅楚克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斯拉夫国家事务的副委员，所以我经常看见他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参加部委会。他一般坐在长桌的顶头上，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沉默寡言。莫洛托夫则带着滑头的讥笑说：

“这个科涅楚克坐在这里，观察着，随后会把我们写进戏里去呢……”

在维也纳，上午和下午举行会议，晚上安排有文艺节目。市政当局的代表邀请我们到维也纳歌剧院观看莫扎特的《后宫诱逃》，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以及政治性的夜酒会。我记住了那里上演的一个小型剧：舞台中央，在维也纳式椅子上坐着一个演员，服装十分特别——左脚穿着红军的淡绿色军裤，扎在厚军靴里，右脚上则是美军军靴和高尔夫球裤。一边的胸襟、肩章和袖臂是英国式的，另外一半则是法国式的。一个戴阿尔卑斯帽的奥地利人跑进舞台，喊了声什么，演员的一部分身子，譬如说苏联的脚，有所反应，而整个人则身子坐在椅子上，保持不动。然后又跟美国脚、英国胳臂和法国胳臂重复了同样的事情。部分身体各自活动，但身穿四种军服的士兵却原地未动。最后，又一次跑进来的奥地利人绝望地大声喊道：“中国人来了！”这时，坐在椅子上的士兵跳了起来，在笑声和掌声中跑到幕后去了。当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奥地利人急于摆脱四国占领的愿望。

有一次，苏军政委邀请驻会记者到自己的官邸观看攻克柏林的纪录片。在休息期间，安排了有冷冻伏特加和各种冷菜的招待。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伺者送来各种饮料。我仔细看了一眼，竟意外地呆住了。他原来是拉克莫夫——战前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的厨师。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能够相遇，相互拥抱互吻，因为我们已经十三年未见了！我们一起回想起，在希特勒入侵之后，1941年6月底，曾经一起被扣押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内，我跟拉克莫夫一起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安排早餐，后者曾经帮助我跟萨沙·克罗特科夫离开使馆与反法西斯地下组织会面。

约瑟夫·维特立即回应了我为《新时代》杂志作采访的要求。我们在他下榻的“大使”饭店见了面。这里跟“帝国”饭店完全不同，到处是奥地利员工保持的标准环境，到处闪闪发亮，前厅有地毯和植物装饰，电梯旁则是身穿制服随时准备提供服务的侍应生。他用无声的快速电梯将我送到需要的层次。总体而言，奥地利人在战后几年里已经安排好了生活。在装潢十分漂亮的商店里，商品和食品的丰富使顾客高兴。咖啡屋和街上的人们穿着考究得体，甚至可以说很新潮。到处都是鲜花。汽车当时还很少，但城里到处都是相对便宜、非常时髦的摩托车。年轻小伙子和头发搭在背后随风飘扬的姑娘们成为维也纳一景。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透过维特房间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圣斯捷潘大教堂色彩斑斓的高顶。客气的主人要了咖啡，我们在矮圆桌旁的藤椅上坐定。谈话首先涉及的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维也纳会议。维特就保卫和平和参加这一运动的著名人士的意义谈了很多。与此同时，他对于运动未能取得群众性而表示了遗憾。这也是为何各国领导人能够忽视裁军的呼吁，并继续军备竞赛的原因。新闻界本来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眼下新闻报道更多地在歪曲，而不是阐明争取和平运动的目标。维特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复杂的，“冷战”束缚了欧洲，她目前依然未能从第二次大战中恢复元气。这里，我得以十分恰当地提出最主要的问题。

“我想，”维特说，“欧洲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德国问题。现在，有两个德国。而我认为，华盛顿不会接受你们的任何有关邦联或者其他另外的两个德国的联合形式。美国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西部，并不会放弃它。你们现在与波恩的关系非常糟糕。你们的宣传把阿登纳描绘成为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新法西斯分子。这在实质上是不对的，并使事情复杂化。事实上，阿登纳本人在过去曾经是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他远非如此单纯的人物。当然，他是反共的，但同时也是德国独特的爱国者。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友谊’成了他的包袱，他想与莫斯科展开对话。但是，贵方也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那么，总理阁下，按照您的意见，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联手里有几张重要的牌。首先，这是数十万战俘，这些人的命运令德国人担忧。战死在苏联领土上德军士兵的墓地问题也同样重要。当然，它更多地带有象征性的意义。许多的墓葬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某种姿态，在道义上，这对阿登纳十分重要。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第二个德国，在波恩它依然被看作苏联的占领区。这里有家庭团圆，财产争执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想，你们应该试探与西德建立关系的可能。可以先从战俘归国的问题开始。平行地可以探讨在莫斯科与波恩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一旦在首期接触期间有了进展，阿登纳便会准备访问莫斯科，这在实际和象征意义上都将是一件大事。”

这些看法我以为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譬如，解决战俘问题的时机早已成熟。从被俘时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多。最近一段时期，我见过其中的许多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巴甫什诺村，建有各种作坊，掌握各种民用专业的德国战俘，裁缝、木匠、钳工等，在那里干活。各个机关，其中也包括我们编辑部里，发放票证，凭票可以在这些作坊定做许多东西。有的人甚至购买了整套的厨房或者餐厅家具、卫生洁具、木雕等。我定做了两套西装，并且质量非常好。在试衣的过程中，我们跟裁缝用德语聊了一会，后来跟他交上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