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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八个大小不等的岛屿，泻湖怀抱中的六个城区，四百座新旧石桥，十二座尖顶钟楼，以及一百七十七条宽窄不一的运河，经过1500多年的沧海变幻，威尼斯成为举世皆知的水上名城。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每年的6月到9月是威尼斯的旅游高峰，威尼斯的人口密度达到空前绝后的饱和——超过1000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到这个只有5万多人口的城市，坐着“贡多拉”游遍各条水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访古探幽，参观览胜，沿着曲廊型的Canal
Grande（大运河），从威尼斯车站直到泻湖正面的圣马可广场，花花绿绿的身影摩肩接踵。在威尼斯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海明威不无感慨的说：“在你周身100米之内没有一个是威尼斯人！”是的，大胡子海明威说得没错，如果留神倾听，“周身100米之内”至少有四五种语言在相互交流。人们之所以慕名而来，当然不是为了坐船、喝酒、品咖啡，也不仅仅是荡漾在柔软的水波上乐而忘返，因为威尼斯是陆地的终点，海洋的开始；是现实的终结，幻想的开始；是西方的结束，东方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它游离在意大利之外，水雾蒙蒙的海天尽头，最适合久困都市的人在想象的天空里舒展自由的思想。 运河之旅 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是威尼斯的门户，也是威尼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从威尼斯车站出来，踏上站前广场就是一阵惊呼——眼前波光闪烁，水拍石岸，密密麻麻停满了“贡多拉”，这就是著名的大运河（Canal
Grande）码头，威尼斯一千多年的繁华从此展现，观光客的威尼斯之旅由此开始。威尼斯共有三种交通工具，一种标着BUS，与陆地上的公交车一样，有固定的发船班次和时间，停靠的站点往往是历史名胜和旅游景点；BUS的始发站在码头的左侧，出发线路高达100多条。第二种是TAXI，船体很小，只能乘坐一名客人，它的特点是灵活机动，穿街过巷，可以到达威尼斯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然，那个地方必须有水路和可以停泊的船坞。第三种就是蜚声世界的贡多拉（Gondola)，贡多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是当时的威尼斯宫廷用来巡视水城警卫的工具，这是一种黑色的小船，能容两人乘坐，乘客坐上去后，船首翘起，船夫在尾部摇动单桨，小船悠悠前行，船夫吸着烟斗，慢条斯理的带客人浏览运河两岸——运河上有三座古老的石桥，两岸有200座中世纪以来建成的宫殿，全城12座教堂中的10座分布在运河附近，在船上能清楚的看到教堂的尖顶和高耸的钟楼。 从桑塔-露琪亚（Fondamenta Santa
Lucia）出发，距码头最近的第一座桥是赤脚修士桥（Ponte degli
Scaizi），可能因为这座石桥名气不大，贡多拉速度很快的穿桥而过。桥的左岸是赤脚修士教堂（Chiesa
degli Scalzi），右岸是圣西蒙匹卡罗教堂（San Simeon Piccolo
Chiesa），据说，公元7世纪教堂里苦行的修士们时常到对岸布道，时间久了，他们的行为渐渐为人接受，城中居民感念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募资修建这座桥便于修士来往，也为了方便教徒来修道院做礼拜。15世纪的时候桥上还留有修士们的雕像，1575年威尼斯爆发第一次鼠疫时，极端教派认为这座桥上的大理石雕像是不祥之兆，失控的群众一夜之间捣毁石像，拆掉桥栏，想借此阻止鼠疫的蔓延。可是很遗憾，任何以宗教为借口的愚蠢举动在灾难面前都无济于事，威尼斯庞大的船队在从东方带回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亚洲黑鼠，而这些老鼠身上携带着足以致命的病菌。就这样，在前后不到60年的时间里，威尼斯两次遭受灭顶之灾，1630年的那次大规模鼠疫夺走了全城三分之一多的生命。鼠疫过去后，威尼斯一片死寂，到处是垃圾和苍蝇，每条水道都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教堂和广场停满了尸体，侥幸生存下来的人大部分逃到意大利本土。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632年，为了纪念战胜鼠疫，在圣马可广场斜对面的淤泥上建起圣玛利亚·撒露帖教堂（S.Maria
della Salute），背井离乡的威尼斯人才重新回到岛上。 运河上的第二座桥就是里亚尔托桥（Ponte di
Rialto），这是一座白色大理石的单孔拱桥，1590年第一次鼠疫后，由财大气粗的威尼斯商业公会出资建造。贡多拉停靠在左侧的浸水台基（Fondamenta），我们跳上岸，随着汹涌的人流上桥，其实，这已经不是一座单纯意义的桥了，整座桥都被宽阔的廊房覆盖起来，桥顶是一间通透的穹顶桥屋，两旁各有六间宽大的圆拱商铺，人们既可以从中间通过，又能浏览摊铺上的货物，威尼斯商人的名号确实名不虚传！早在16世纪就把商铺开到桥上来，1590年是我国的明朝万历十八年，皇帝大臣们勾心斗角，把一个大名帝国弄得风雨飘摇，民不聊生。我在桥上买了一幅18世纪威尼斯画家安东尼奥·卡纳列托(Antonio
Canaletto)油画《里亚尔托大桥》的复制品，六十厘米的画框，开口就要一万里拉！在我讲价的过程中，威尼斯商人指着柜台，用生硬的汉语不停的说：“红宝石，要不要？手镯，来一条，回去送礼。”随着来威尼斯旅游的中国人不断增多，见缝插针的威尼斯商人竟然学会了汉语！不过，经过与这幅1725年的油画对比，我发现里亚尔托桥已经今非昔比，除了顶屋没有变化，18世纪的桥屋没有透光的圆拱大窗，人行道也在廊屋外面，难怪莎士比亚嘲讽威尼斯商人黑心，他们只给自己的店铺遮风挡雨，往来的行人只能露天行走，谁叫商会出资建桥呢！ 圣马可广场 3800米Canal
Grande的尽头是圣马可广场，这里既是威尼斯的中心，也是威尼斯的象征。与世界上其他著名广场相比，这里只有一百七十五米长、七十九米宽，单从面积上讲，实在没有名气，但是它的历史内涵却异常丰富，从一砖一瓦中都能听到历史的声音，难怪拿破仑说它是“欧洲最出色的会客室”。广场一面沿河，三面封闭，从码头走上去迎面就是直刺云霄的钟楼。钟楼后面是巍峨挺立的圣马可教堂，专门为
“福音书”四作者之一的圣马可建造，公元828年，两名勇敢的威尼斯商人从亚历山大带回殉教者马可的尸体，埋藏在教堂的一个秘密地点，
1835年重新把马可的遗骸迁葬到主祭坛下面，下葬的那天正逢冬季涨潮，海水浸泡了全城，广场上碧波荡漾，基督徒们赤脚站在水里完成了迁葬仪式，从此，这里成为整个欧洲朝拜的圣地。下午的威尼斯秋高气爽，潮湿中略带凉爽，是威尼斯难得的好天气，大船小船贡多拉，络绎不绝的把游客运到这里，广场上人满为患，等候进入教堂的游人在钟楼前面排起了长龙，都只为亲眼一睹圣人的墓地。 下午2点，教堂圆顶上面的钟塔敲出悠扬的声音，与此同时，广场左侧的钟楼也发出巨大的轰鸣。教堂的钟塔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的建筑，因为外观像挂在圆顶上的古代灯笼，建筑行业里通常称为
“灯笼塔”，是巴罗克建筑风格在意大利运用上的一个显著变化。但是，“灯笼塔”的建筑典范却在佛罗伦萨，那里的圣玛丽亚百花大教堂是一座空前绝后的伟大圆顶建筑，在15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自学成才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在没有任何起重设备和人工鹰架的情况下，把37000吨大理石安稳的放置到50米的高空，并在上面建造了9米高的八角型灯笼塔楼。无论建筑年代还是建筑规模，圣马可教堂这座钟塔显然有圣玛丽亚百花大教堂灯笼钟塔的影子。相比教堂钟塔，钟楼无疑能把声音传遍全城。威尼斯人习惯把这座99米高的钟楼称作Campanile，它是威尼斯最高的建筑，公元912年由当时的总督皮特罗·特里布诺用个人私产建造，900年后的1902年7月13日上午9点半，广场上正在举行军乐表演，钟楼突然一声巨响，墙体出现了一条十多米长的裂缝，两天以后，就在消防队员和城建局长搭起18米高的云梯检查裂缝时，钟楼开始剧烈晃动，不到十分钟，这座庞然大物轰然倒塌，1902年7月15日的《威尼斯日报》报导：“大地晃动，一股巨大的烟雾升起，‘金天使’在烟雾中沉没…女人、儿童被撞倒在咖啡桌下面，大家都在奔跑、救人、逃命……” 这次钟楼倒塌事件中表现最为沉着冷静的是看钟女人，在钟楼倒塌前一分钟，她一丝不苟得给客人熨好六件衬衣，并把它们整齐的带了出来。人们选在钟楼建成后1000周年纪念日——1912年4月25日，为新钟楼落成剪彩，典礼上，六位尊贵的来宾穿着看钟女人保存的六件白色衬衣，接受威尼斯人的欢呼。钟楼又矗立在原来的位置，一切都比以前更加牢靠，“马兰格纳”大钟从高空落下没有摔坏，还是原来洪亮的声音，10年后再次敲响，听起来气宇轩昂，像一名重新回到圣马可广场的成熟绅士。 广场的东侧是总督宫，自从697年威尼斯人选举出第一任总督以来，历任总督都心安理得的住在这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利。当然，拿破仑操纵的威尼斯共和国是个例外，那个时期这里被称作市政厅。在威尼斯人心目中，总督宫浓缩了威尼斯的辉煌和兴衰，这个一度统治大半个东方和大半个西方的泻湖国家，如今已经萎缩成一个水上名胜，中世纪不可一世的伟大船队在1509年遭受毁灭性打击后一蹶不振——歌德说，威尼斯历史中所有的荣耀都保存在总督宫的房间里。现在的总督宫虽然保留着兴盛时期的布局，但是很多厅堂已经辟为展室，唯一一处保持原样的是议事堂，几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民意代表或者议员，在这里争论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民主和权利，尽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范畴，可它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国家赖以立足的根本。进入总督宫后不用折身返回，顶层的兵器展室尽头有一条箍满钢筋铁栅的甬道，通往另一翼的中世纪监狱。这是西方古代城邦国家典型的政、法一体化结构，任何人犯罪都由宗教裁判所审判量刑，总督有最终豁免权，审判法庭就在圣马可大教堂。被宗教法庭定罪的犯人从这条甬道进入监狱，被投入一个个狭小黑暗的石砌牢房，很少有人能活着出去。一脚踏到监狱的天台，我才突然想起，刚才这条甬道就是著名的“叹息桥”啊！狱警压着犯人从这里走过，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阳光，他们只能从铁窗里眺望威尼斯的天空，这样的结果怎能不让人叹息！我努力向回走，可是汹涌的人流把我推的不由自主，我就这样走过了叹息桥却没来得及为几百年前的囚犯发出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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