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伦敦游记(二)

然而，这仅仅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2万3千件中国历代稀世珍宝中的一部分，另外的十分之九都存放在10个藏室中，除非得到特殊许可，一般游客是无缘谋面的。某些藏品，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只有特别的专家才可获得机会一饱眼福。《女史箴图》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是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专业画家的作品之一，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直是历代宫廷收藏的珍品。现在世界上只剩两幅摹本，其一为宋人临摹，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笔意色彩皆非上品。另一幅就是大英博物馆中的这件摹本。它本为清宫所藏，是乾隆皇帝的案头爱物，藏在圆明园中。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英军大尉基勇从圆明园中盗出并携往国外。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成为该馆最重要的东方文物，称之为“镇馆之宝”毫不为过。该摹本存放于馆内的斯坦因密室，据报道，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室主任谢成水2002年曾偶然在该密室看过这幅摹本，当时在登记册上只有上个世纪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

看到了传说中大英博物馆中国展区的敦煌壁画和佛像,这是中国人不可泯灭的耻辱

中国厅内的敦煌壁画

在中国厅中央墙上有几十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其割痕虽犹可见，却难掩其久远的鲜丽及三位“浓丽丰肥”菩萨的雍容华贵。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国宝级敦煌画卷及经卷多以万计，除了这幅壁画，其他藏品在中国厅内却难觅踪迹。1856年到1932年间，多个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以科学考察为名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每次都掠走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在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物最多。敦煌藏经洞的4万多件经书书稿中，大英博物馆就藏得1.3万件，中国现存仅三分之一，致使学术界有“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之嗟叹。或许是因为斯坦因的“贡献”巨大，大英博物馆专门将存放中国古画的藏室以斯坦因命名。

此外，国宝级的中国波罗密佛经的最早版本、宋罗汉三彩像、宋明名画，45卷《永乐大典》等都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据说如果加上1973年并入大英图书馆的部分，该馆收藏的中国书刊有6万多种。

藏品展出的政策和现实

根据大英博物馆的统计，该馆拥有七百万件文物，每年接待500万名参观者，其中有多少人到中国厅参观很难统计。但只要去参观就不难发现，中国馆的参观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尤其是近年来到英国的中国团组越来越多，参观大英博物馆中国厅成为团组在伦敦必不可少的活动。其他国家的游客也有，往往只是在这个位于博物馆尽头的中国厅匆匆一瞥。

据介绍，因为英国政府拨款减少，加上游客减少，该馆财力紧张，从1992年以来，中国厅的文物就很少被更换过。财力吃紧还导致职位减少，而与中国文物有关的职位首当其冲。财力吃紧也致使该馆无力开展中国文物的巡展和文化交流。这些状况都是有悖于该馆的办馆政策的，即展品必须经常更换，让库存文物与公众见面，以确保展馆吸引回头游客。大英博物馆财力吃紧由一件事情就可见一斑：1990年由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把旧的中国陈列室扩建、改造，才有了现在这个有空调恒温陈列保护设备的新中国展厅，否则，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也许照样放在老旧的藏室里任凭虫吃鼠咬。

大英博物馆3月份首次到中国办展，中国老百姓可以一睹其久负盛名的藏品，了却一桩心愿。尽管藏品向所有公众开放是大英博物馆秉承的三大原则之一，但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到伦敦参观大英博物馆在费用和签证等方面都困难重重。遗憾的是，此次他们不能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文化珍品。

其实，这只是拉开了大英博物馆到中国展出藏品的帷幕。去年9月，大英博物馆以及收藏有大量中国文物的阿尔伯特—维多利亚博物馆就宣布与中国签约建立博物馆协作项目。大英博物馆计划将世界各国的收藏品送往中国展览，中国将重要文物送到英国展览。这次北京展之后，大英博物馆还将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亚述帝国与艺术：大英博物馆馆藏古亚述艺术珍宝”展，2007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英国与世界”展览，并将出版收藏的中国画。

大英博物馆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对艺术、自然历史和科学的理解和认同。由于财力等缘故，大英博物馆的文化交流活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打了折扣。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力的提升，英国对中国的关注日胜一日，开展对华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此次大英博物馆首次到中国举办展览的一个细节是，展览得到了近年来大力拓展在华业务的某英国银行的赞助，这种企业树立市场形象的公共关系技巧无可厚非，不过解读止于此是不够的。

原址保护原则与文物回归的可能性

很多中国参观者看着那些祖先的杰作会情不自禁地感慨：何时归故里？这次“世界文明珍宝展”的消息公布后，人们在问：为什么不包括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也不包括瓷器和所有权有争议的藏品？

据报道，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在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指出:“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世界各国的文物，也因此和许多国家一直在打官司，可能人家也有顾虑吧。”但英国卫报3月3日报道，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里格说，中英两国政府是鼓励文化交流的，英国也未对展品的选择设立任何限制，“我们会特别高兴把这些藏品借给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的理解是他们有比我们更好的中国艺术品。”

这并非是各说各话。关注文物的人都知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提出了“原址保护”原则。针对这个公约，2002年法国巴黎的罗浮宫、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西方著名博物馆发表了所谓的“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反对把包括战争中用掠夺等非正常手段获得的文物和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埃及、印度、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对这个宣言表示反对，认为这种将文化“环球化”的做法其实是帝国主义的余孽，那些流落异国的文物都没有经由现今人们所认同的合法渠道。

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对此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这个宣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原址保护”原则抵触，与正义公理相违背，践踏了曾经遭受侵害的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权利。他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世界上47家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164万件，流失在各国私人手中的中国文物大概是这个数字的10倍。这些文物中的大多数是在战争中流失国外的。他们提出用分类索还的方法，即从合法买卖中流失的文物应由国家出资购回，被掠夺走的文物则应无偿归还。

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希腊都要求大英博物馆送还他们认为属于自己国家的文物。尽管大英博物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但他们仍然坚持这些文物应该留在自己手上，理由是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这种文物所有权纷争的典型例子是该馆收藏的56块雅典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带的归属问题，这是近年来所有文物归属权争议中最著名的案例。

该文物是帕特农神庙的部分雕刻与建筑残件，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当时的英国驻希腊大使洛德.埃尔金伯爵在1810年将这些文物运回大英博物馆，1816年起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并永久展出，故又称“埃尔金大理石雕”。1829年，希腊第一次向大英博物馆提出归还这些神庙雕刻的要求，此后历届政府一再向英国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施加外交压力，但均无果而终。雅典申办2004年奥运会成功后，希腊政府和民间团体“英国归还大理石雕委员会”进一步向大英博物馆施加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并提出以贵重文物交换借展的解决办法，但大英博物馆一如既往地断然拒绝。麦克格里格馆长表示，埃尔金大理石雕永远不会归还给希腊，也不会借给希腊展览，它留在目前的地方最好，有更宽广的历史含义。他希望希腊能接受一个借助计算机技术的复制品。他说：“大英博物馆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成就之一。它可以保存世界所有文化成就。”

自豪与羞耻相交织的复杂感受

这些年英国媒体偶尔也有关于中国文物的报道。除了中国文物在伦敦的拍卖行受到追捧的现象外,还有文物被盗毁的报道。如2004年10月4日,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贝特博物馆收藏的9件中国文物失窃事件,价值约达6万英镑,其中包括一个制作于公元前1000年的用于祭祀的小罐子。2004年10月29日大英博物馆15件中国文物失窃，均为制作于公元700年至公元1400年间的珠宝饰物，大英博物馆发言人称“显然都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2006年1月，一名男子在剑桥博物馆参观时自踩鞋带绊倒，将摆放在楼梯窗台一套价值10万英镑的中国瓷瓶撞碎，这套产于17世纪晚期或18世纪早期的瓷瓶一直是该馆的著名展品。

要在英国看中国文物，最好还是去大英博物馆。其门类齐全的藏品使中国参观者除了感到震撼外，往往还伴生出复杂的感受。一位参观过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人曾写道，参观这里“使人想起圆明园那场浩劫的大火、莫高窟前英国‘冒险家’劫掠的车辙和两百年来中华瑰宝流失海外的沉浮跌宕”。在大英博物馆建馆250周年时，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举办了一个网上听众反馈节目，在内容各异的诸多留言中，有一位听众的留言可谓具有代表性：我去大英博物馆看过，里面整整一个展厅都是中国的东西，我看了之后有两个感觉：一是为我们中国曾经拥有如此珍贵的文物而感到自豪，二是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羞耻，因为这都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其实，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等辉煌文明的遗物，何尝又不是有着类似的命运。敦煌的“王道士”因为泄露了藏经洞而备受国人怪罪，记者在大英博物馆里却仿佛看到“王道士”的影子在世界各地都有，不独为中国特产。鲁迅曾说，不能自保者也保不住祖先的遗物（大意），单单怪罪“王道士”对反思保护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大英博物馆要到中国举办世界文明珍宝展，对我们如何才能保护好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遗产不是一次很好的启示吗?

(为了尽可能多的提供信息,作者除了自己谈感想以外还收集了一些资料,所以文字部分并非100原创,仅想撰本文以抒发对这样一个荣辱交织的地方---大英博物馆的观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