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一九七七年春天的建水之行:

一

一九七七年的春节，我去在我们村里教书的恩师沈志礼家过节。按当时的行政设置，他的家在建水县东坝公社中所大队田军营生产队。

由于我们村“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再加上那个时代本身的封闭，村里出远门的很少。出过远门的无非是去外地参观的少数干部和一个当兵的。我以十三岁的年龄，出趟建水，已是无上的荣幸。我们边疆的老师，那时有不少是内地来的，建水的尤其多。只见过老鹰飞翔的天空，只见过麂子跑过的山岭，那么大的建水，我们还以为是一个村子。许多老师说他们是建水人，我们同样误认为他们来自于像我们哈批这样的一个寨子。

红河到建水的班车少，坐车的人相当拥挤。通过熟人提前几天就得买好车票。老师们作为成年人，我记得一张车票是四块三角钱，我呢，没有票，不知老师是以什么办法，弄到了未成年人的半票。我们天不亮就起床了，黑灯瞎火的，虽然按节令算是春天了，但冬天多半还没有走，天冷得像拿簸箕筛米。车站塞满了想家想得恨不得大哭的在边疆工作的内地人。一人吃一角三分钱一碗的卷粉，在冷风和人群中东插西挪大阵后，我们走出了旧得不像车站的车站。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班车，我不知道车往哪个方向走，要走多远的路，以稚嫩的年龄，只模糊觉得车上的人们虽像一窝鸡塞进狭窄的笼子，却被远处的那个家和亲情牵动着，说话的声音都仿佛乌云被一阵雨洗涤过，比在车站明亮多了。只觉得路凸凹不平，车子癫簸得非常厉害，一下是公牛斗架般的猛磕，一下是歪几古扭的摇摆，我不敢睁开眼往窗外看，紧紧扶住座位上的铁栏，提心吊胆的任车摇向目的地。争气的是，车上的有些人吐了，五脏六腑都像要拉出，我除头有点晕外，却安然无恙。

红河到建水的路并不远，但车如老牛爬坡，走得漫长。当我们觉得骨头都抖散，自己也像车子疲惫时，一片只从电影里见过的坝子在眼前豁然展现。老师说，建水到了。建水城比红河县城迤萨大多了，房子摩肩接踵，街道纵横交错，行人川流不息，车子奔来跑去。我犹如进入了一个梦中的世界——这是电影和书本里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原本以为那些世界都是假的，骗人的，殊不知，我真的置身其间了。我眼花缭乱，不禁揉了几下眼睛，想看的更真真切切些。这是我刚进入建水城匆匆忙忙的路过街上时看到的最初情景。后来在恩师的带领下，逛建水城时，我像打开天眼一样，方知开始望见了人生的广阔天地。

二

沈老师的家离县城不远。坐马车或骑自行车只一顿饭的功夫就到了。坝子里，一个大村庄，周围也环绕着大村庄。这里跟我们地方完全是两种天地。我们住在山上，村子在茂密的森林的簇拥下，溪流淙淙，鸟语啁啁，清一色的茅屋，在鸡鸣狗叫中如世外桃源般宁静，寨子脚下是从河谷一直沿山坡而上的层层叠叠的梯田。这里，房子近似傣族的土房，平展展的田，谷子收完了，被绿色的蔬菜填满。东西，我们是背的，这里是挑的；我们干活路远，且山高坡陡，每天大汗淋淋，包晒午饭冷饭，泉水下饭，这里，出门就是田地，肚子饿了回家要怎么吃都可以。

沈老师在家排行老大，弟妹多，大兄弟大妹子以外还在读书。一家有个人吃皇粮，尽管在边疆，拿的钱不多，毕竟在村里也是比较体面的家庭。他的教师身份，暗地里边激励着弟妹们努力读书。加之有所中学又在村里，读书方便，弟妹们的苦学劲头很高。每天放学后，他们就帮家里做事，浇菜地，搓山草，挑水，做饭，等等。

他的父母还不算老，虽不干重活，家里家外的事仍拴在心上。父亲每天在一定的时间，总是提着小篮子和小锄头，去街上勾牛粪猪粪。别小看这个不起眼的举动，它们要喂肥多少庄稼地，为一家人的生计抹上清香。母亲则围家里转，把一个无数人张开嘴巴要吃饭的家庭，以细心、勤俭、能干的中国妇女的慈肠，把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理的顺顺当当。

我们家父母恩恩爱爱，从不为某件事情相互埋怨，更不会脸红脖子粗的争吵。日子艰难，儿女们却在良好的家教熏陶下，读书用功，待人处事不去鬼扯羊肠。

内地的这家子，在与我们完全相反的生活环境，以及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像我们家本本份份地迎送着每一天的苦苦乐乐。

我的到来，他们表示出莫大的惊喜。他们从来不曾接触江外的少数民族，更对历史上由于弱小、没有地位被称之为“老窝尼”的哈尼族十分陌生。我的恩师在红河工作了数年，会说比较流利的哈尼话。经他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他们对哈尼族、我的一家、我本人，有了善意的了解。我那时读初中一年级，汉语说的疙疙瘩瘩，加上胆怯与羞涩，一般不主动说话，不得不说时就那么几句。但他们都爱问我，边疆如何如何，哈尼族怎样怎样。我不过是牛背上才下来的娃娃，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偷别人的东西被当场抓住似的，满脸是燃烧的火焰和受惊的心跳。每当这时，我的老师劝他们：“他还是小娃，问那么多的事干哪样

我们地方的汉族过春节相当热闹，从初二开始，四周的其他民族的亲戚、朋友，都把春节看作走亲串友的良辰。除脱不开农活的以外，都来汉族家过年。连续几天，汉族村子美酒佳肴飘香，亲情友情浓烈。反过来，其他每个民族过年时其盛情亦如此。

我想不到的是，老师家的春节却是冷清的，内容不外乎鞭炮声、地上铺松毛、祭献、增加可口垂涎的菜、新衣服、节日的悠闲，没有客人结队而来。而过年，热闹在于，俗话说的，有吃没吃，亲朋好友相聚，把心摆在桌子上，不能喝的多吃菜，能喝的醉几次。后来我才明白，内地多为汉族，不是汉族的已被脱化，大家都过春节，客人自然稀少。

既是过春节，菜确实丰富得忙不过来。大家都叫我多吃，我因为还不懂得谦虚，像饿昏的叫花子一样，筷子不停，嘴巴不停，搛最勾引口水的菜吃，而所有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菜。

我承认，这里有“隔锅香”在作怪，也含有当时生活困难惯了，多少日子嗅不到油味的因素，所以，一有好吃的，胃口马上打开，直往肚子撸，撑得像胀鼓。

三

刚到的那几天，我总是听到很有规律的“哇哇”或“呜呜”的狂叫，声音又大又刺耳，在不注意时会吓得灵魂出窍。到底是什么声音呢﹖每次听过后，我都要反反复复问自己。这种声音离我太遥远了，翻遍记忆也没有准确的印象。我的知识和世面空空荡荡，以一双听鸟声鸡啼声马嘶声狗叫声山歌声的耳朵，叫我去猜，等于登天和上吊。按常规，那家伙狂躁的时间要到了，我躲开人，站在某处，四处张望，究竟是什么鬼东西跟我捉迷藏。那家伙真准时，突然吼起嗓门，要把人吞噬的恐怖样。听来是附近，但看不见它的踪影。我的自尊促使我不好意思问人，甚至绝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有天，我想起一个办法，往这个怪物狂叫的方向去找。于是，在特定的时间内，我边走边回头看准回来时需要辨认的标记，从一片片田园穿过，遇着人故意表现出镇定自若，生怕被别人识破我的身份。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在我还来不及作好心理准备的时候，随着震天动地的“卡嚓卡嚓”的巨响，一道滚滚的浓烟在半空中旋转，接着就是“哇哇”或“呜呜”的声音，那怪物就从我前面几米的地方跑过去了。原来是火车多少年后，我都会感到可笑。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二十多年前的一位少年，穿着皱皱巴巴的几角钱一尺布的衣服，脚蹬打补丁的解放鞋，打直充满好奇的目光，像在荞子地里撵野兔，颤颤惊惊地寻找着那原来是钢铁做的怪咪时气的巨虫。

四

春节假是一个月。我作为老师家的一位小成员，闲是闲不住的。刚好家里有一条强壮的公水牛，这下可以省一点他们的事，我也有事情做了。我对牛，特别是对水公牛，有很深的感情。我还没有断奶水。就跟村里憨拉着“小鸡鸡”的伴们，在牛背上爬上爬下了。

每天早饭吃的早，九点十点吧，吃完饭后，我骑在牛背上，慢腾慢腾的从村子的石板路上，摇向村背后的田园。和我们地方所不同的是，建水雨水少，土地又干燥，春天虽己来临，草木还没有大片的嫩绿，只是有的小草正从冬眠中睁开睡意迷糊的眼。到处是菜地，牛不能乱放。所以，我得随时跟在牛身后，帮着牛四处寻觅可作食物的零星的叶子，或者，捡拾收割时遗漏的稻草。水牛在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但从来没有养成贵族的奢侈习惯，其实也没有条件享受荣华富贵，它们是“劳其筋骨”的人民。正因为水牛吃的简单，只要填饱肚子就行。出来几个小时，好吃多吃，不好吃也吃饱，随遇而安。

有些不栽菜的田灌满了水，以我的经验，应该有泥鳅、黄鳝才对。等牛解决了肚子问题，我把牛拴在树上，钻进田里，往埂子、石头缝摸索，抠凭直觉判断会有黄鳝躲藏的小洞。当地人不拿这滑溜溜的野物，我有时可捉到二三十条，用小绳子穿起来提回去。家里人不曾见识这种技艺，对我的本事有些吃惊。实在说来，在天暖水清田闲的季节，我们边疆的晚上，许多人打着火把，有的提汽灯，跑片片的梯田拿野味。我的老师对这方面可见多识广，向家人眉飞色舞的吹了一大通种种情趣，与此同时，把我抬高，表现他的赞赏和疼爱。

要是看见附近放公水牛，我故意却装出无意地让我的这条去接近。我的目的是让它们角斗。看水牛决斗，是我从三岁起就非常欣赏的节目，也许我后来形成的豪情和男儿的不服输的性格，就跟小时候有缘的这种残忍而又血性方刚的游戏不无关系。可能内地的牛受教育的程度稍稍高了些，或因为这平坝温柔的躺着，不像大山那样威武雄壮，那空气中呼呼刮过的野性，不适宜在这儿生长，公水牛碰面了，像俩个绅士彬彬有礼的谦让，即便有一方带些火气，也动不起玩命的事来。不同于山地的公水牛，狭路相逢决一死战不要说了，就是被人赶着相遇，彼此都要惹出深仇大恨般的火星。

这些汉人的水牛，如同它们的主人，安分守己，只想劳动，恪守着劳动的美德。

春节打开了春天的大门。

可这里的坝子，挤满了村庄、人群、田园、道路，树木少得像寒冬讨饭的乞丐般可怜。就像节日总是从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服提前预告一般，春天总是从树木绽开花花绿绿的微笑开始。明明春天已经乘着和风细雨，在眼前的任何一个时刻抵达家家产户、草草木木、树树枝枝、田边地角，这里却看不到春天的景象。我的故乡，可是漫山遍野的红彤完了，空气像洗过了澡，每一缕都飘浮着清香。

吃饱了的水牛，什么心事也不再有，心满意足的躺着晒太阳。它晓得我是陌生人，但不知我从哪里来。它只懂汉语，我流利的是哈尼话，我们无法深切的交流。它不像我故乡的水牛，只要我吹声口哨，会抬起头打招呼。

但我想，它会感激我的是，少年牧人总要想方设法割些青草，拿回去做它的晚餐。

五

老师家的门口，有几棵枝繁叶茂的米石榴树。

那时的乡村，无论内地边疆，麻雀密密麻麻，跟人相依为命，它们密不透风的鸣叫声，使村庄的暖和是那样的实实在在，每一声传达出的都是伸手可摸的“幸福”，宛如沉甸甸的果子。

差不多公鸡催促天地起床的同时，像士兵般守时和动作利索的麻雀，叽哩啾溜的出操了。此时，我还缩进睡眠深处，左翻右翻的舒服死了。好像有谁的熟悉的气息喊我不要睡懒觉。是麻雀

米石榴树上，全糊满了麻雀，分不清哪是叶子，哪是麻雀，“啁啁啾啾……啁啁啾啾……”那越密越铁的声音，拿棍棒掏，掏不漏一丝缝隙。如果刚好勾破了声音，彩霞似的歌声清亮清亮的溅湿了我的目光。

没有人伤害麻雀，人从它们间路过，它们如同正在玩兴上，故意让大人知道他们是快活的娃娃，叫得越发开心。也许是习以为常，老师的家人，在院子里忙着或闲着的，都不会被麻雀分心。人做人的事，麻雀忙麻雀的活，互不干扰，相安无事。我对小生灵们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同样引起了他们不大不小的兴趣。“麻雀好瞧嘎，你们地方也有吧﹖”“多多的有呢”既然有，咋个在米石榴树边眼睛咕噜咕噜的转。他们把可能要问的话咽进脖子。“晒谷子都要有人守，麻雀太谗嘴了。”我接不上话头。我只是对麻雀喜欢得不得了。我的家，我们村子的每一家，房子头上，整天是麻雀唱歌跳舞的地方。我们哈尼族，是把它们当作神鸟，家里有麻雀，人的内心里时时刻刻就有灿烂的阳光照耀。

当地的人们埋头于生计的“芝麻开花节节高”，不把麻雀跟自身的生活联系起来，但也没有打麻雀的臭毛病。以前按国家号召除“四害”

我是打过麻雀的，拿自做的橡皮弹弓。以往，年龄和调皮加起来，我不会想神鸟是怎么回事。

如今，这异地他乡，我再放肆，也不会拿麻雀的命开玩笑，降低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水平。

我闷笑着，米石榴树是麻雀的学校吧，它们都集中来学习唱歌，像我们上音乐课。不过，我们的音乐课一星期只有一次。而它们，除了唱歌还是唱歌，脖子怪好的，吃了哪样药。它们只有欢乐的歌声，不夹杂一丝一毫的悲伤。人呢，从妈妈的肚子出来时，就有哭的了。以后虽有很多很多的笑，又有比笑很多很多的哭。

麻雀们是喜欢过集体生活的，这一点很像生产队所有的人在一起劳动。如果说它们也有劳动，那必然就是唱歌，区别只有不是来顶出勤，也没有利益可分配，它们早己过上了共产主义的天堂生活。甚至早己模糊了共产主义这一“天堂。”它们为着音乐而生，在现实的大地上，整个民族都超脱了尘世的苦难，进入了高度浪漫化、多情化、诗意化的境地。

六

最使我震撼和兴奋的是，田军营村驻有一个连的部队。刚好住在沈老师家附近的生产队仓库。

对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的孩子来说，我从小最羡慕和崇拜的是军人。上面每年一次或两次来村里放电影，提前几天就等待的是能看打仗的片子。放映员和机器一来，孩子们便一圈圈的围拢，打听是不是打仗的。如果是打仗的，从白天守到晚，不回家吃饭。反之，像吹鼓了的猪尿泡被戳通，气瘪瘪的。银幕一亮，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铿锵有力的解放军军歌旋律，随着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响起，孩子们“哦嗬哦嗬”的激动得蹦跳。村里破天荒的有个人去当兵，甭提我们心目中有着怎样的神秘。对军人如此的狂热，不是什么多复杂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军人能打仗。我们能有的有限的想像中，没有比打仗更激动人心的事了。老师问，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回答：当解放军

以往，我还想，解放军在的是远远的地方。我们地方不打仗，解放军种整哪样。他们那么神圣，打敌人打得屁滚尿流，大喊一声：缴枪不杀，难瞧瞧的敌人就乖乖地举起手，他们怎么可能挨近我们。譬如毛主席那么伟大，怎么可能随便露面。

但我见到了活生生的解放军。上百号五星帽，红领章，绿衣服，集中在宽敞的大院里，都是年轻伙子，穿得整整齐齐。

每天天蒙蒙亮，跟麻雀吵醒的同一个时候，吹响了嘹亮的起床号。那一刻，麻雀也停止了热闹，空气也似乎停止了脚步，天地静谧得清晰地能听见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某种异样的感动，仿佛河谷的雾，从脚底板一直往头顶袅袅翻腾。号声是这样告诉人们吧：有我们人民的子弟兵，天下太平，天下太平，老百姓不必担忧，搞好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田军营的人们，可能是见的时间长了，对他们并没有哪样神秘感。见了，如村人碰面随便、自然。我就多次看到，当兵的每天都在村民的水井挑水，洗菜，洗衣服，见了老百姓都亲亲热热的打招呼，称呼都是“老乡。”“吃饭了吗﹖”“要干劳动去吗﹖”“身体好吗﹖”一句话是家常话，十句话是家常话，百句话也是家常话，所有话都是一家之间的话。村人也称呼他们“老乡。”老乡来老乡去，军爱民，民拥军。想起电影里看过的国民党兵，见老百姓不是骂，就是打。解放军跟“敌人”真的不一样。后来我稍懂些事，才明白这是“军民鱼水情。”我们每年八一建军节去慰问村里那户军属时，不是都要喊一阵毛主席语录“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白天，一没有事，我就悄悄爬到军营边的一间破房子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扫描整个军营。我不敢从大门进去，生怕当兵的问，小鬼，干什么。其实连想这点的胆子也没有。我在远处看他们，脚杆就弹三弦。

在房顶上，我不敢站起来，而是爬着，只有我看得见他们，他们不会发觉我。

清脆的哨子响了，“集合，集合”才分分秒秒，从一间间门房，绿军装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飞快地跑到操场，眼花缭乱间，站成了一排排，像皮尺量好栽出的一棵棵耸立的绿荫荫的树，有高有矮，却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向右看齐”“向前两步走”“稍息，立正”“报数”军官威武雄壮，掷地有声；战士庄严肃穆，纹丝不乱。跑步时，一二一的喊声，大地抖动，耳朵震得呜呜响。我张大嘴巴，为眼前的场面和气势，停住了呼吸。怪不得我们上体育课学的是解放军的动作。可是，我们是老母鸡游戏，人家有板有眼，我们跟人家比是一团烂泥巴和一座大山的区别。

那时还没恢复军衔制，区分干部和战士的标准是，干部四个兜兜，战士只有上面的两个兜。军官和战士的身份是明显了，可是，我根本分不清四个兜兜的到底哪个大，我也分不清排长、连长的官职有多大，在我眼里，班长就相当了不起了。我见过的地方上的干部，最大的不外乎是公社

在浑身笼罩的对解放军的神秘氛围中，我也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另一面。在自由活动时，不知是因为哪样事，可能是力气积存的太多了，手没有放处。有些兵按来的地方的不同，形成远的或近的老乡情感，躲开军官的耳目，我们几个人一群，你们几个人一伙，互相刁难，吵架，有时气冲天了，“呜哩哇啦”干起来。他们都是省外的，我听不懂口音。但有一句听得很分明：杂种。全世界都通用的一句最解恨的词。对骂，像一群乱哄哄的惹火上身的公鸡，骂就骂吧，骂不死人，骂杂种也没有关系，由于听不懂，而没有听场，我不想听。打架，我喜欢得很。真的打了，那个大个把一拳朝脸打向比他矮半截头的战友，对方把头一偏，与此同时，扫过一腿，大个把踉踉跄跄的，接着又扫过一腿，一棵树般砍倒。一瞬间，大个把站立，一招饿虎扑食，把对手擒住，头上旋转一圈，扔出去。对手才挨地，旋风似跃起。打架瘾刚发，双方都死死抱住各自老乡。军人怎么能相互动嘴动手﹖不是影响了解放军的光辉形象﹖我搞懵了。傻乎乎的抓脑壳，好长时间想不通。等我开窍，已是多年后的事。军人不是机器，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有爱有恨，燃烧着青春热血，打打骂骂，都在情理之中。此乃人人皆知的大道理。

沾了部队的光，田军营的不少夜晚，都在中学校的球场放电影。部队的电影，自然几乎是打仗的，很合我的口味。电影无非是看过多遍的《侦察兵》、《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难忘的战斗》、《黄河少年》、《闪闪的红星》……何止是我这个乡巴佬，每一场，全村人都把球场挤得满满当当的。银幕上军乐奏响，像塘里撒食进去，饿伤的鱼们争夺食物，男女老少顿时哔哔剥剥的骚动喧哗。他们连每个细节都记得滚瓜烂熟，每个人物的特征、面部表情、绰号、高矮、胖瘦倒背如流。不是看电影，而是来评论每个角色的可亲可爱可恨可怜处。叽叽喳喳，喳喳叽叽，搞得银幕上的角色，不好意思让下面的观众指手划脚。这里不是我说话的地方，我只好默默的眼晴看银幕，耳朵听人家笑声叹声急声骂声。偶尔有人站起来遮挡，我不敢出气，头左偏右偏，实在看不见了，远远的找个挡不住视线的角落。能看电影，我已是肚子胀了，管它远看一段少看一截，即使闭上眼睛，听声音，我就知道仗打到了哪里，哪个日本鬼子或国民党兵被打死。

没有别的可看，从这里接受阶级教育，分辨好人坏人，好人雄纠纠气昂昂，坏人难瞧又吸毒般萎靡不振，好人最终皆大欢喜，坏人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以至现在，我会莫明其妙的看战斗片时，会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纠缠中回不过神来。

我跟沈老师去过几次建水县城。

建水的名气在我们山沟沟许多人都听说过。我们的日用品，大多从建水运来。碗啦，烟啦，酒啦，妇女衣服上镶的花边啦，布啦，鞋啦，数也数不完，再加上旧时我们石头寨溪处土司隶属临安府，谁没听说过建水，一告诉他，建水就是临安府，他便会恍然大悟似的直点点头。实际上去过的并不多，不外乎几个买马的。回来牛哄哄的吹，建水城咋个咋个大，走路会丢失掉，那里还有北京天安门。他们由于不识字，害怕走不回来，耍点小聪明，就在路过的街道，拿粉笔划记号。有了他们给予的那点可怜的印象，还有刚来时路过的记忆，我自不量力的充当起“建水通”了。当然我还小，不懂得游览什么名胜古迹。老师也没有闲情逸致陪我东游西逛。他领我转了百货大楼。村里的不少妇女，叫他买花边。她们的衣服，千少万少，不能少了花边的装饰，不然，美观就要大打折扣。他每次假期回家都要大包小包的，做义务采购员。

我仰起头望了好阵东门朝阳楼，望得脖子酸疼。真像天安门，我不禁感觉到梦中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只差没有挂巨幅的毛主席像。这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过的最气派辉煌的古色古香的艺术，让我诚惶诚恐。风中的铃铛，悠然悠然的，又脆又尖的响着，像从天外飘来。楼上、楼下行人如潮，屋檐下成千上万的燕子飞出飞进，呢喃声不绝于耳，飞翔的影子叫人眼花缭乱。我不知道能否上去看看，也不敢跟老师提出奢望。他肯定上去过几次了。这里闲人太多，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他们不干劳动，吃的东西从哪里来。

我们在朝阳楼背后的东门饭店，各吃了一碗卷粉，里面有几片猪肉，还有鬼知道是哪样作料，味道美极了，舌头啧啧啧的，我把汤都舔得不剩一滴。老师问我，给还吃。我想吃，但脸先红了，开不了口。饱是饱了，是“谗”在作怪。

我们顺长长的大街，东张西望，磨磨蹭蹭的一直往前走。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长最宽的街道，我说不出到底有多长多宽，只觉得越走越长，越走越宽，在两边的房子中间，这条水泥和石板的河流，车来人往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浪潮，在白天的阳光下，交织着各种各样的色彩，汇合着五花八门的声音。我跟在老师背后，不敢落下半步。如果大意，一个浪头打来，被卷走，就意味着老师要在大街上张贴“寻人启事。”父母交待过，不要一个人乱跑，外边不同我们寨子。老师叮嘱，跟紧，跟紧。我像才出栏的牛犊，面对天旋地转的“仙境”，边惊奇得脑子乱哄哄，边紧踩老师的步子。走到中途，我们便回头。看我游兴未尽，老师说，建水城大得很，长大以后，你会有机会到处看看。

对于当地人，包括我的老师家人，他们进县城，等于串隔壁的门子。回来的路上，坐在马车上，屁股一癫一癫的，我却考试般，温习着塞满脑子的所见所闻。

我再次到建水，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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